近代文人--- 李叔同（一）

簡體傳統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年），譜名文濤，幼名成蹊，學名廣侯，字息霜，別號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號弘一，晚號晚晴老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說山西）。著名藝術家、藝術教育家，著名的佛教僧侶。
　　關鍵詞：
　　風華、才情、繪畫、音樂、戲劇、書法、逸事、性情、丹心、
　　至孝、婚姻、紅塵、皈依、眾說、修行、清心、功德、圓寂、評譽
日期：2009-03-25　09:59:48

　　風華

　　豐子愷在他的文章中曾經對上海時期的李叔同做過這樣的描述：“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后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扎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于眉目間（這是光緒年間上海最時髦的打扮），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
　　李叔同來到東京后，就剪去了長辮，而且很快就適應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圍的日本人根本看不出分別。一個曾經采訪過李叔同的日本記者說，李叔同是一個圓肩膀兒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著藏青色的和服，腰間系一條黑紗的腰帶。頭上則是三七分的發型，語調一貫平和安詳。
　　豐子愷先生回憶中的浙一師時期的李叔同是：
　　“……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于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形式卻很稱身，色澤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他（李叔同）不請假的時候，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只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在這樣布置的講臺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后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當陳星向劉海粟提到李叔同時，劉眼中竟閃動起異樣的光芒，微微激動地扭頭向夫人說：“她知道李叔同呢！——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來，許多當上高官的舊相識熱情招待他住豪華的房子，他都拒絕了，情愿住在一間小小的關帝廟。我去看他：赤著腳穿雙草鞋，房中只有一張板床。我心里難過得哭了；他卻雙目低垂，臉容肅穆。我求他一張字，他只寫了‘南無阿彌陀佛’……”

　　姜丹書回憶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時雖錦衣紈绔，風流倜儻，演新劇時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為教師時，已完全布衣，不著西裝；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顎亦留一撮黃胡子，及臨出家時，則剪幾根黃胡子包贈日姬及摯友為紀念品，及既出家，當須發剃光而成沙門相矣。
　　上人走路，腳步甚重；當為杭州第一師范同事時，與余同住東樓，每走過余堂時，不必見其人，只須遠聞其腳步聲，而知其人姍姍來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時必以冷水擦身，故其體格雖清癯，而精力頗凝練，極少生病。
日期：2009-03-25　13:02:27

　　才情
　　據說李叔同7歲就能日誦五百，有過目不忘的本領。
　　李叔同婚后奉母遷居上海。這時袁希濂、許幻園（金榮）等在城南草堂組織一個“城南文社”，每月會課一次，課卷由張蒲友孝廉評閱，定其甲乙。這一年，李叔同十九歲，初入文社寫作俱佳。許幻園愛李叔同的其才華，便請他移居其城南草堂，并特辟一室，親題“李廬”二字贈他。

　　早年在上海時，李叔同與江灣蔡小香、江陰張小樓、寶山袁希濂、華亭許幻園五人結拜金蘭，號稱“天涯五友”。許幻園夫人宋夢仙（貞）有《題天涯五友圖》詩五首，描寫五人不同的性格。其中有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膾人口。酒酣詩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就是詠李叔同。
　　這個時期，李叔同又與常熟烏目山僧（宗仰）、德清湯伯遲、上海任伯年、朱夢廬、高邕之等書畫名家，組織“上海書畫公會”，每星期出版書畫報紙，由中外日報社隨報發行。這是上海書畫界最初出版的報紙。李叔同（署名李漱筒）曾于該報刊登鬻書和篆刻潤例。
　　李叔同曾入蔡元培任教的南洋公學讀書。當時李叔同改名李廣平。蔡元培上課，由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教授批改，每月課文一次；蔡氏又教學生讀日本文法，令自譯日文書籍，暗中鼓吹民權思想。南洋公學特班聘請一九零三年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法學門徑書》、《國際私法》，就是李廣平在南洋公學讀書時期所譯的。當時同學為蔡元培賞識的有邵聞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孫、胡仁源、殷祖伊、謝沈（無量）、李廣平（叔同）、黃炎培、項驤、貝壽同等，都是一時之秀，后來成為各方面的有名人物。

　　李叔同的篆刻藝術，上追秦漢，近學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吳熙載等，氣息古厚，沖淡質樸，自辟蹊徑。有《李廬印譜》、《晚清空印聚》存世。
　　李叔同是卓越的藝術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文化相結合的優秀代表，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國際上聲譽甚高的知名人士。他在音樂、美術、詩詞、篆刻、金石、書法、教育、哲學、法學、漢字學、社會學、廣告學、出版學、環境與動植物保護、人體斷食實驗諸方面均有創造性發展。
日期：2009-03-25　13:49:08

　　繪畫
　　李叔同擅長木炭素描、油畫、水彩畫、中國畫、廣告、木刻等。李叔同是第一個把西洋繪畫思想引進到中國，啟發了我國傳統繪畫需要改良的思潮。他是中國油畫、廣告畫和木刻的先驅之一。他的繪畫創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書法。由于戰亂，作品大多散失，留存有《自畫像》、《素描頭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畫》等。
　　1905年李叔同赴日本，是年秋，在留學生所辦《醒獅》雜志上，發表《圖畫修得法》、《水彩畫法略說》等文章，向國人介紹西洋繪畫。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術教育最高學府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指導教師為黑田清輝，成為中國第一批美術留學生中的一員。他得以大量吸收西洋美術理論，又受到東洋美術的熏陶。10月4日的日本《國民新聞》以《清國人志于洋畫》為題報道了李叔同在東京上野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美術的情景，并刊登了他的肖像照片。報道是如此描寫的：“喝了一杯‘澀茶’之后，他一面說明貼滿壁上的黑田畫伯的裸體畫、美人畫、山水畫，中村及其他的畫等，一面引我進入里面六疊的房間，得意地介紹了那就幾上作畫的蘋果的寫生。‘是瀟灑的筆致啊！’我贊賞說。那位女傭聽了從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剛剛一氣畫成的。’李君謙然地說：‘是，’露出了一排白齒。‘今后一定拜訪貴社，《國民新聞》是很好的報紙。’”

　　1911年3月，李叔同學成回國，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任教，1912年被聘任為《太平洋》報文藝編輯，兼管副刊及廣告。李叔同上任不久，副刊就出現了“西洋畫法”專欄，連載木炭畫、石膏寫生教授法，大力推廣西洋美術。注重傳統文化傳承的李叔同還將他收藏的大量碑刻中的《魏王僧墓志》刊登在畫報上，并親手題寫“叔同藏”的題詞。而他在《太平洋畫報》曾經刊登的大量美術廣告藝術作品使許多李叔同的研究者都視他為近代廣告藝術的第一人。

　　李叔同在浙江兩級師范學校執教6個年頭。教學中，李叔同改變一味臨摹的傳統教學法，設立畫室，畫石膏像和模特兒，成為我國第一個開創裸體寫生的教師。
　　他率學生走出課堂，到大自然中去進行野外寫生，也為全國之首創；教學之余，他領導學生成立了業余“樂石社”，學習金石、木刻等；他與夏丏尊担任指導，出版《白陽》藝術雜志，進行藝術啟蒙教育，它成了我國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內山完造曾在《弘一律師》一文中評價他：“……直至今日為止，油畫的造詣尚無出他之右者”。

音樂
　　還在“滬學會”補習科時，李叔同就注意將民族傳統文化遺產作為學堂樂歌的題材。他親自創作并教學生唱歌，從《詩經》、《楚辭》和古詩詞中選出十三篇，配上西洋和日本音樂的曲調，連同中國戲曲中兩段昆曲的譯譜合編成集，做成《國學唱歌集》，并于1905年編印出版，供學校教學所用。其中，他為學員作詞配曲的《祖國歌》傳遍了全國，成為最早的著名愛國歌曲。
　　1906年，李叔同創辦了我國第一部音樂刊物《音樂小雜志》。創刊號是李叔同在日本東京編印后寄至國內發行的。該期除日本人所作的兩幅插畫和三篇文章外，封面設計、美術繪畫、社論、樂史、樂歌、雜纂、詞府各欄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筆名一人包辦。創刊號發表有《(音樂小雜志)序》、《樂圣比獨芬（貝多芬）傳》、《近世樂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國》、《春郊賽跑》，別體唱歌《隋堤柳》，雜感《嗚呼！詞章！》《論音樂之感動力》等十幾篇稿件，其中樂歌《我的國》成為李叔同的又一首流傳甚廣的愛國歌曲。

　　李叔同一生寫了90多首歌曲，他創作的《春游》、《送別》、《悲秋》、《傷春》、《晚鐘》、《西湖》、《落花》等數十首樂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數十年，久唱不衰。
　　李叔同是第一個向中國傳播西方音樂的先驅者，所創作的《送別》，成為經典名曲。他的《春游》是我國最早的合唱歌曲。
　　1927年年底，豐子愷、裘夢痕將老師弘一法師的名曲《朝陽》、《憶兒時》、《送別》、《悲秋》……等二十多首，選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一書，作為國內各級學校音樂教材。
　　李叔同作歌，講求淡雅脫俗，追求意境，因而感動了大批青年學子。豐子愷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贊揚老師：“西洋名曲所以傳唱于全世界者，因為它們都有那樣優美的旋律；而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所知，中國能作曲又作歌的樂家，也只有先生一人。”
日期：2009-03-26　14:42:53

　　戲劇
　　李叔同自小愛好戲劇。他9歲那年，第一次看到戲班的演出，隨即激起他對京劇的興趣。李叔同在天津時期，對戲劇藝術已發生濃厚的興趣，他曾結識孫處、楊小樓、劉永奎等京劇名角，對梆子坤伶楊翠喜的演藝更是欣賞。他在上海南洋公學就讀期間適逢上海興起學生演劇活動，這對李叔同的影響很大。

　　1902年11月，李叔同和許幻園、黃炎培等人成立了“滬學會”，開辦補習科，舉行演講會，演出學生劇。李叔同曾主持演出了“文野婚姻”等四出新劇。他自己寫作劇本，并作詩《滬學會〈文野婚姻〉新戲冊撰成感賦》以資紀念。“文野婚姻”一劇可說是李叔同探索新劇的習作。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場，參加演出京劇《蟲八蠟廟》、《白水灘》、《黃天霸》等。李叔同在《蟲八蠟廟》中既演過黃天霸，又演過褚彪。在《白水灘》中，李叔同扮演的是穆玉璣，這是一出打斗見長的劇目。從行當上看，前者是老生，后者是武生，顯露了他在表演藝術上的才能。

　　1905年，李叔同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美術學校攻油畫，同時學習音樂，并與留日的曾孝谷、歐陽予倩、謝杭白等創辦《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吁天錄》、《新蝶夢》等，是中國話劇運動創始人之一。
　　1906年冬，李叔同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春柳社。春柳社的誕生，受到日本新派劇的影響，新派劇是日本戲劇從歌舞伎到新劇（話劇）的一種過渡形式。倡導者把演劇作為宣傳手段，直接宣傳民主政治。這些對春柳社的誕生與演劇活動都產生了直接影響。春柳社成立時，正是清王朝面臨崩潰、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
　　1907年春，春柳社在東京駿河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禮堂演出了法國小仲馬的名劇《茶花女》。這是中國話劇藝術實踐的第一部，也是中國話劇史上記載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李叔同飾演茶花女瑪格麗特，曾孝谷飾杜法爾，唐肯飾亞芒。演出是為參加日本東京中國青年會為國內徐淮水災舉行的一個賑災籌款游藝會。因為是游藝會性質，又是第一次的嘗試，只演出了該劇的第三幕，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轟動效應。

　　演出結束，日本戲劇權威藤澤淺二郎和日本戲劇評論家松居松翁當即到后臺致賀。松居松翁后來在《芝居》雜志上發表的《對於中國劇的懷疑》一文中說：“中國的徘優（演員），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當他在日本時雖僅僅是一個留學生，但他組織的‘春柳社’劇團，在樂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劇，實在非常好。不，與其說這個劇團好，寧可說就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本國的徘優所能比擬。”他還盛贊此舉“在中國放了新劇的烽火！”《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贊揚之余，驚為創舉。他們的演出“全部用的是口語對話，沒有朗誦，沒有加唱，還沒有獨白、旁白”。這種演出形態，可以說，已是話劇了。

　　《茶花女》的演出，同樣讓中國人感到興奮，許多人都以接近春柳社，認識李叔同為榮。后來成為戲劇表演大師的歐陽予倩，就是在觀看了李叔同演的話劇《茶花女》后，驚奇地發現“戲劇原來有這樣一種表現辦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頻頻粉墨登場。后來，歐陽予倩回國后積極參加話劇團體活動，編導演出了數十部話劇，成為中國話劇運動的奠基者、開拓者之一。

1907的6月，春柳社開始了稱為“春柳社演藝大會”的第二次公演，演出的《黑奴吁天錄》又一次造成了轟動。《黑奴吁天錄》根據《湯姆叔叔的小屋》）改編，內容描寫美國黑人在白人統治下所過的非人生活。劇本由曾孝谷根據林紓、魏易翻譯的小說改編，李叔同負責舞臺美術設計。日本新派劇演員藤澤淺二郎先生親臨排練場指導。李叔同在該劇中飾演愛米麗夫人及破醉漢兩個角色。這場演出再一次在東京演劇界引起巨大反響，曾得到日本戲劇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園的好評。在伊原青青園寫的20多頁的劇評中，認為中國青年的這種演劇象征著中國民族將來的無限前途。（見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早稻田文學》七月號《清國人之學生劇》）。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戲劇博物館里，至今仍珍藏著這次演出的證明書《開丁未演藝大會的趣意》。

　　據歐陽予倩回憶，李叔同演戲并不是為了好玩，他的態度十分認真：“他往往在畫里找材料，很注重動作的姿勢。他有好些頭套和衣服，一個人在房里打扮起來照鏡子，自己當模特兒供自己研究。得了結果，就根據著這結果，設法到臺上去演。”他還特別喜歡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遺事》中飾演茶花女，被日本戲劇界權威松居松翁贊為“優美婉麗”。他還在《黑奴吁天錄》中飾演了愛美柳夫人。為了演劇，他還很舍得花本錢，光是女式西裝，就置辦了許多套，以備不時之需。

　　春柳社的第三次演出是1907年冬天（一說1908年春天），地點是日本常磬館，劇目是兩個獨幕劇，一個是李叔同主演的《天生相憐》，飾演的還是“旦角”，另一個是《畫家與其妹》。李叔同對話劇十分投入，為了春柳社，他花掉了父親遺產中的大部分款額。然而才氣洋溢的他終于在演出《天生相憐》時掃了興，有人評論他的扮相不好，春柳社里又有人與他意見不一致，他演戲的興致便漸漸淡下去。

日期：2009-03-26　14:53:10

　　書法
　　李叔同少年時師從天津唐靜巖，著力于習寫秦漢三國時代的小篆碑刻和漢隸石刻墨跡，對《龍門二十品》、《張猛龍》等碑反復臨習。他認為篆字是隸書、行書及楷書的基礎，只有先學好了篆字才能知道中國文字一筆一劃的來歷。他主張的練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寫五百字，由篆而隸，再學隸入楷，楷成學草。李書同臨摹的功夫非常深厚，達到了學什么象什么，結構、神態、章法、氣韻無不神似的境地。他早期的作品多“凝重厚實，舒展勁健，筆意開張，多方折、側鋒、翻轉。”

　　李叔同習字雖重臨摹，但并不因襲模為了博采眾長，綜合融會，“他請唐靜巖遍書各體，以作李叔同學習書法始于少年，初學篆書，從津門名士唐敬嚴學習書法篆刻，打下了扎實的功底。再寫隸書，后入楷、行、草諸體，尤對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認真臨寫，形成他勁健厚重的書風。
　　書法是李叔同畢生的愛好，青年時致力于臨碑。李叔同出家前的書體秀麗、挺健而瀟灑；出家后則漸變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謹嚴、明凈、平易、安詳。
　　李叔同皈依佛門后，徹底放下塵緣，超然物外，幾乎擱置了所有的藝術專長，耳聞晨鐘暮鼓，心修律宗禪理，藝術家的李叔同變成了佛教家的弘一法師。諸藝俱疏，唯有書法一事未能讓弘一大師割舍（以書法表佛法），伴他直至圓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歷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動。
　　弘一書法由在俗時的絢爛到脫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結果，是大師心靈境界的升華。弘一在致許晦廬的一封信中曾說：“朽人剃染已來二十余年，于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后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修身重于修藝，修藝賴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將人生、藝術、禪修，有機自然地統一起來，他的書法在心靈升華的同時亦得到了升華。

　　葉圣陶在談弘一晚年書法時說：“弘一法師近幾年的書法，有人說近于晉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實在說不出。我不懂書法，然而極喜歡他的字。若問他的字為什么使我喜歡，我只能直覺地回答，因為它蘊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溫良謙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顏悅色，在那里從容論道。……毫不矜才使氣，功夫在筆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這段話道出了弘一書法所臻至的審美境界。

　　馬一浮在《華嚴集聯三百跋》中說“今觀大師書，精嚴凈妙，乃似宣律師文字。蓋大師深究律學，于南山、靈芝撰述，皆有闡明。內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大師書法，得力于《張猛龍碑》。晚歲離塵，刊落鋒穎，乃一味恬靜，在書家當為逸品。”
　　李叔同的弟子劉質平說：“先師的書法是一生藝術作品中最寶貴的結晶，達到返璞歸真、爐火純青的境界，其不可及處，乃在筆筆氣舒，筆筆鋒藏，筆筆神斂。寫這種字必須要心神不亂有高度鎮靜的功夫，然后運之于腕，貫之于筆，傳之于紙，才能有斂神藏鋒的氣韻。”
　　李叔同把中國古代的書法藝術推向了極至，“樸拙圓滿，渾若天成”，他的書法被世人視為珍寶，在輾轉相求大師墨寶的眾人當中，不乏文化與藝術界的俊杰，其中有魯迅、郭沫若、徐悲鴻。他的弟子劉質平更是將大師的書法視作生命，一紙一字都倍加護愛。抗戰時為護大師墨寶，劉質平曾解開衣服用自己的身體伏在箱子上以避風雨，為此病的奄奄一息，以生命為代價為后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藝術和精神財富

逸事
　　李叔同年少時喜歡貓，姜丹書在《追憶大師》中寫道：上人少時，甚喜貓，故畜之頗多。在東京留學時，曾發一家電，問貓安否。
　　百日維新時，李叔同贊同康、梁“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的主張，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師”，被當局視為逆黨，不得不南下避禍。
　　李叔同在為名妓李蘋香的傳記所作的序中，表達了對樂籍的看法。在他看來，樂籍不但是近代文明發達的表現，而且是其動因之一：“樂籍之進步與文明之發達，關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觀于樂籍可知也。”又說樂籍之功用，“游其間者，精神豁爽，體務活潑，開思想之靈竅，辟腦絲之智府。”

　　李叔同先生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任教時，担任圖畫和音樂的教學。這在今天看來無足輕重的兩門副課，一經李先生執掌，變成全校最為看重的功課。學校內有特殊的設備（開天窗、有畫架）圖畫教室和獨立專用的音樂教室，并置有大小五、六十架風琴和兩架鋼琴。雖然課程并沒有增加，但每到下午四時以后，滿校都是琴聲，圖畫教室里不斷有人在那里石膏模型木碳畫，光景宛如一所藝術學校，課余時間，但聞歌聲琴聲悠揚，假日里經常帶領學生外出寫生，為此，還鬧過一個笑話。一天，李先生帶著幾個同學在西湖臨摹寫生。警察看了新奇，過來問道：“你們是哪里的？”

　　“我們是東陽（浙江金華的一個縣名）的”。一學生以為是問籍貫，就老老實實地回答道。
　　“東洋（日本）人？”警察們如臨大敵，“嘩啦”一下子，擺開了架勢……好一陣子解釋，警察依舊將信將疑、意猶未竟。
　　豐子愷崇拜李叔同，兩人的師徒之情天高地厚。李叔同溫柔高雅，舉手投足間有奪人心魄的寶相，這正是豐子愷崇拜他的意義所在。所以夏丏尊說：“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
　　豐子愷回憶：“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李先生及十數個同學全部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自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后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散課以后，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后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叔同先生平日里致力于演劇、繪畫、音樂、文學等方面的文藝修養，更注重“器識”的修養。他常常告誡學生，“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他把“先器識而后文藝”，講解給學生們聽，并且說明這里的“顯貴”、“享爵祿”不單純的解釋為做官，應該是道德高尚，人格偉大的意思。先“器識而后文藝”，更具體地說：“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個好人”。
　　一天，李叔同把他的學生豐子愷等叫到房間，翻開《人譜》，指出其中一節讀給學生們聽：“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顯貴，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后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李出家前，將《人譜》送給了他的學生豐子愷，可惜抗戰時期，該書燹于兵火。
　　夏丏尊回憶李叔同：“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誠敬中發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舉一個實例來說，有一次宿舍里學生失了財物，大家猜測是某一個學生偷的，檢查起來，卻沒有得到證據。我身為舍監，深覺慚愧苦悶，向他求教。他指示給我的方法，說也怕人，教我自殺！他說：‘你肯自殺嗎？你若出一張布告，說作賊者速來自首，如三日內無自首者，說明舍監誠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這樣，一定可以感動人，一定會有人來自首。――這話須說得誠實，三日后如沒有人自首，真非自殺不可。否則便無效力。’這話在一般人看來是過分之辭，他說來的時候，卻是真心的流露；并無虛偽之意。我自慚不能照行，向他笑謝，他當然也不責備我。”

　　李叔同任教于國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時，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師，教授圖畫手工，為人傲慢自負，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國同行放在眼里，不過唯獨對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幾名學生找到本田老師，想向他求取幾條字幅。不巧的是，本田的辦公室中沒有備好的筆墨，大家便建議他到李叔同的辦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筆墨。沒想到，本田對這個提議很是謹慎，開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說李叔同已經出校，暫時不會回來，他才勉強同眾人到了李叔同的辦公室，但還是專門安排人負責望風，并且一再叮囑，只要李叔同一回來就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理解，問他為什么。本田一臉嚴肅的說：“李先生可是個藝術全才，書法、繪畫俱佳，音樂也獨具造詣，而且連日語都說得那么好，他的辦公室我可不感擅入，筆墨更不能擅用了。”雖然他這么說，但學生們卻不理解，因為在他們眼里，李叔同一貫溫和友善，素來目中無人的本田更不應該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寫完，外面忽然傳來了喊聲－李老師回來了，李老師回來了！本田聞聽，慌忙扔下手中的筆，一溜煙地跑回了自己的辦公室，負責望風的那個學生卻一臉壞笑地走了進來。原來，李叔同根本沒有回來，那個學生只是想開個玩笑。

　　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出家為僧，將十多種兒童玩具贈給在北京美術專門學校任教的知交陳師曾留作紀念，陳于次年又將李的全部贈物畫為一條幅，掛于自己的畫室中。李叔同贈陳師曾的十多件兒童玩物，實都是中、日兩國的民間藝術品，為李所藏存。計有泥馬、竹龍、廣東泥鴨、無錫大阿福(泥娃娃)、布老虎、日本的泥偶人和維納斯石膏像等。次年，陳師曾又將這些贈品畫成一條幅，題為“息齋玩具圖”，掛于室內，以不忘舊友。據知，此圖“將諸物布置滿幅，色彩明麗(惟維納斯石豪像用水墨)，題跋的大意是：友人李叔同去歲出家杭州，以平日所愛玩之物，分贈紀念，因圖其形象。‘上天下地，同此賞愛者，有幾人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陳的畫幅和李贈的舊物，都毀失了。

　　民國時鬧了個笑話，北京有家寺廟請人講佛法，布施四方僧眾，當家和尚合計，擬定要請“弘一法師”，誰知去請的和尚搞錯了，聽成了“紅衣法師”，正巧當時西藏的一個大喇嘛來到了北京，那和尚想：大喇嘛不就是身穿紅衣嗎？一定是他，結果恭恭敬敬請來，方丈和尚傻眼了。
　　少年黃永玉曾有幸結識弘一法師。當時未滿17歲的黃永玉在福建一座山廟前盛開著的玉蘭樹上摘花，弘一法師在樹下問他：“噯！你摘花干什么呀？”黃永玉年輕氣盛，答道：“老子高興，要摘就摘！”“你瞧，它在樹上長得好好的……”“老子摘下來也是長得好好的！”“你已經來了兩次了。”“是的，老子還要來第三次。”“你下來，小心點，聽你講話不像是泉州人。”黃永玉口里咬著花枝，從樹上跳到了地上，弘一法師邀請他到屋里坐坐。

　　屋內很簡陋，弘一法師笑著問他：“平常你都干什么呢？……”黃永玉答道：“老子畫畫，唔！還會別的，會唱歌，會打拳，會寫詩，還會演戲，唱京戲，噯！還會打槍，打豺狗、野豬、野雞……”于是二人聊了起來，談美術知識、拉斐爾、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四天后，弘一法師圓寂，他給黃永玉留下了一幅書法條幅：“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世人得離苦。”黃永玉在廟中嚎啕大哭。

性情
　　豐子愷曾在《我與弘一大師》一文中回憶：“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后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余多的送與法師。
　　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時，是一個馳名于滬的濁世佳公子；后去日本求學時，洋裝革履，“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梁上，竟活象一個西洋人”；應聘到南高師任教以后，他又由留洋學生一變而為恂恂儒雅之士：灰粗布袍、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成黑的鋼絲邊眼鏡。布衣布鞋的李叔同，與洋裝時代、曲襟背心時代判若三人。

　　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師范學校任教的時候，豐子愷是他的圖畫課學生。一日，一同學被某老師懷疑偷竊，正在拉扯之間，豐子愷出面抱打不平，情急之下給了某老師一拳，這在當時的中國不吝于欺師滅祖的大不道。學校教務會議上，被打的某老師堅持要把豐子愷開除，李叔同最后緩緩發言，學生打老師固然不對，不過老師也有錯，說明老師沒有把學生教育好。最后，在李叔同的努力下，豐子愷被記過一次，免于被開除的厄運。

　　豐子愷回憶李叔同：“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后，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帶著難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著，親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后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記得有一個最頑皮的同學說：‘我情愿被別的老師罵一頓，李先生的開導真吃不消，我真想哭出來’。”

　　1917年，赴日學習音樂的劉質平經濟拮據，向李叔同求援。此時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從每月的工資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資助過程直到劉質平學成歸國。
　　李叔同生平念念不忘的是《論語》中所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為他做人為僧之警語也。
　　李叔同出家后，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法師就坐。法師把藤椅輕輕搖動，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里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他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弘一法師日常以“習勞、惜福、念佛、誦經”為功課，以“正衣冠、尊瞻視、寡言辭、慎行動”為座右銘。
　　弘一法師在溫州慶福寺閉關靜修，溫州道尹張宗祥前來拜望。弘一法師的師傅寂山法師拿著張的名片代為求情，弘一法師垂淚道：“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見客可也。”張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道好不掃興的閉門羹。
　　弘一法師居青島湛山寺，市長沈鴻烈要宴請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禪師的偈句婉言謝絕：“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法師深恐墮入名聞利養的陷阱，他律己極嚴，從不輕易接受善男信女的禮拜供養，以免自己變成個“應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處，必定先立三約：一、不為人師；二、不開歡迎會；三、不登報吹噓。
　　夏丏尊這樣描繪弘一法師：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蘿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弘一法師言出必行，抗日戰爭爆發后，別人勸他離開青島，他因答應別人，故信守諾言要等到中秋節后。而后隨著戰事發展，上海正是炮火連天，炸彈如雨，相比之下，青島還算平靜，夏丏尊寫信給弘一法師，勸他暫住青島。然而，大師是說到做到的決心依計劃離開青島。上海大場陷落的前幾天，開明書店接到了弘一大師從新北門旅社打來的電話。當時夏丏尊沒有在書店里，電話是經理章錫琛先生接的。章錫琛接到電話后，立即去看望弘一大師。夏丏尊趕到的時候已是夜間，由于大師已向章錫琛問過有關他的情況，所以見面時大師并沒有問什么。幾年不見了，彼此都已覺得老了。大師見丏尊的臉上有愁苦的神情，就笑著勸慰他說：“世間一切，本來都是假的，不可認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寫過一幅金剛經的四偈了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現在正可覺悟這真理了。”

　　弘一大師計劃在上海停留三天，然后再回廈門去。第三天，夏丏尊又去看望他。大師住的旅館，正靠近外灘，日本人的飛機就在附近狂轟濫炸。一般人住在里面，似乎每隔幾分鐘就要受驚一次。可弘一大師鎮定自若，只是微動著嘴唇端坐念佛。此等風光，夏丏尊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天中午，夏丏尊與幾位朋友請弘一大師到覺林蔬食館午餐，然后又要求他到附近的照相館去拍了一張照片。第二年春天，夏丏尊把這照片寄給豐子愷一張，附信則言：“弘一師過滬時，曾留一影，檢寄一張，藉資供養（師最近通訊處：泉州承天寺）。斯影攝于大場陷落前后，當時上海四郊空爆最亟，師面上猶留笑影，然須發已較前白矣。”
　　弘一法師對重病視若無事，每天照常工作，并曾對前往探病的廣洽法師說：“你不要問我病好沒有，你要問我有沒有念佛。”

貼一段黃永玉先生的自述：
　　到了泉州，"戰地服務團"倒有一個，只是從來沒說過要招考新隊員。這怎么辦呢？兩頭被吊起來了。
　　住在一個朋友家里，這個朋友是剛認識的，由另一個剛認識的朋友輾轉介紹給他。對門是所大廟，深不可測，說是有一兩千和尚。廟里還養著一個劇團，專門演唱佛經故事的。和尚是多的，來來去去都是和尚。為什么要這么多和尚？和尚多了干什么，誰也不明白。廟里有兩座石頭高塔，從南安洪瀨再過來十來里地，就能遠遠看到它們高高的影子。廟里有許多大小院子和花圃，寶殿里盡是高大涂滿金箔的閉著眼睛的菩薩。一個偏僻安靜的小禪堂之類的院子，沖著門是用磚砌得漂亮之極的影壁，長滿了厚厚的青苔。繞過影壁，原來是滿滿一院子的玉蘭花，象幾千只燈盞那么閃亮，全長在一棵樹上。多走幾回，膽子就大了起來，干脆爬上樹去摘了幾枝，過兩天又去摘了一次，剛上得樹去，底下站著個頂禿了幾十年的老和尚。還留著稀疏的胡子。

　　“噯！你摘花干什么呀？”
　　“老子高興，要摘就摘！”
　　“你瞧，它在樹上長得好好的……”
　　“你已經來了兩次了。”
　　“是的，老子還要來第三次。”
　　“你下來，小心點，聽你講話不象是泉州人。”
　　口里咬著花枝，幾下子就跳到地上。

　　“下來了！嘿！我當然不是泉州人。”
　　“到我房間里坐坐好嗎？”
　　一間蕭疏的屋子。靠墻一張桌子，放了個筆筒，幾支筆，一塊硯臺，桌子邊上擺了一堆紙，靠墻有幾個寫了名字的信封。床是兩張長板凳架著門板，一張草席子，床底下一雙芒鞋。再也沒有什么了，是個又老又窮的和尚。
　　信封上寫著“豐子愷”和“夏丐尊”（裴按：“丐”字應為“丏”字）的名字。
　　“你認得豐子愷和夏丐尊？”
　　“你知道豐子愷和夏丐尊？”老和尚反問。
　　“知道，老子很佩服，課本上有他們的文章，豐子愷老子從小就喜歡——咦！你當和尚怎么認識夏丐尊和豐子愷？”

　　“豐子愷以前是我的學生，夏丐尊是我的熟人……”
　　“哈！你個老家伙吹牛！……說說看，豐子愷哪個時候做過你的學生？……”
　　“……好久了……在浙江的時候，那時候我還沒出家哩！”
　　那是真的了，這和尚真有兩手，假裝著一副普通和尚的樣子。

　　“你還寫字送人啊！”
　　“是啊！你看，寫得怎么樣？”和尚的口氣溫和之極。
　　“唔！不太好！沒有力量，老子喜歡有力量的字。”
　　“平常你干什么呢？……還時常到寺里來摘花？”
　　“老子畫畫！唔！還會別的，會唱歌，會打拳，會寫詩，還會演戲，唱京戲，噯！還會開槍，打豺狗、野豬、野雞……”
　　“哪里人啊？多大了？”
　　“十七。湖南鳳凰人……” 跟老和尚做朋友的時間很短，原來他就是弘一法師李叔同。
　　“老子爸爸媽媽也知道你，‘長亭外，古道邊’就是你做的。”
　　“歌是外國的；詞呢，是我作的。”
　　“你給老子寫張字吧！”
　　老和尚笑了：
　　“記得你說過，我寫的字沒有力氣，你喜歡有力氣的字……”
　　“是的，老子喜歡有力氣的字。不過現在看起來，你的字又有點好起來了。說吧！你給不給老子寫吧？”
　　老和尚那么安靜，微微地笑著說：
　　“好吧！我給你寫一個條幅吧！不過，四天以內你要來取啊！記得住嗎？”

　　去洛陽橋朋友處玩了一個禮拜，回來的第二天，寺里孤兒院的孩子來說：
　　“快走吧！那個老和尚死了！”
　　進到那個小院，和尚側身死在床上，象睡覺一樣，一些和尚圍在那里。
　　桌上卷好的條幅，其中一卷已經寫好了名字，剛要動手，一個年青的和尚制止了。

　　“這是老子的，老子就是這個名字，老子跟老和尚是朋友。”
　　他們居然一說就信。條幅寫著這么一些字：
　　“不為眾生求安樂，但愿世人得離苦。一音”
　　雖然不明白什么意思，倒是號啕大哭了起來。和尚呀！和尚呀！怎么不等老子回來見你一面呢？
　　老和尚跟孩子談過一些美術知識，拉斐爾，達芬奇，米開朗基羅……
日期：2009-03-27　20:01:31

　　乖僻
　　李叔同性格乖僻，經常虛言家世或虛寫地名。1906年10月4日日本《國民新聞》有記者訪李叔同的《清國人志于洋畫》一文，文中記者問：“您你的雙親都在嗎？”李叔同答曰：“都在。”問：“太太呢？”答曰：“沒有，是一個人，26歲還是獨身。”其實那時李叔同的雙親皆已故世，他也早在18歲時跟俞氏結婚。

　　李叔同在俗時的學生劉質平先生在《弘一上人史略》一文中也說：“所寫地名、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名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與筆名同時決定。”
　　李叔同在母親的追悼會上自彈鋼琴，唱悼歌，讓吊客行鞠躬禮，便曾被津門的親友稱做“李三少爺辦了一件奇事”。
　　李叔同在出演了《茶花女》而名聞東京后，許多人都以為這樣一個一身才氣的人，必定風流倜儻，不拘小節，身具名士風范。但是實際上一些真正接觸過他的人，卻認為李叔同的性格，實際上是有些孤僻的。
　　有一次，李叔同和歐陽予倩約好了早晨八點鐘見面排練劇本。但是兩個人的住處距離非常遠，因此歐陽予倩因為趕電車，就遲到了十分鐘。到了李叔同寓所，遞過名片，歐陽就在門外等著。當時李叔同已經開始練琴了。看過歐陽予倩的名片，心里頗有怪意。于是，他慢慢走到窗邊，推開窗門，看到歐陽予倩正在仰頭向上，焦急等待。看到李叔同，連忙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歐陽予倩！”李叔同并不作答，卻反問道：“歐陽兄，我們約定的是幾點？”“八點啊。實在對不起！我趕電車，老遠跑來的，而且現在才剛剛八點過十分呢！”李叔同探出身來，一字一句的說，“歐陽兄，我們約定的是八點，你遲到了十分鐘。按照我的計劃，現在還要練琴。我沒有工夫了，你明天再來吧。”然后也不看歐陽予倩，關上窗門，悠揚的琴聲從屋里飄了出來。歐陽予倩吃了閉門羹，心下有些惱怒，卻又深知李叔同的脾性，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只得悻悻而返。

　　另一位當時也在東京的留學生韓亮侯也有過類似的遭遇。他眼里的李叔同，也是有些乖僻的。有一次碰巧與李叔同一起參加音樂會，卻見李叔同衣著不整，襤褸破敗，卻在一堆光鮮明麗的貴賓中坦然安坐。因此對李叔同的盛名就有些懷疑。但是音樂會后來到李叔同的房間，卻發現環壁皆書，還有一家精美的鋼琴，印象才大大改觀。不久韓亮侯約了一位朋友去李叔同家，也是稍稍遲到片刻，就被李叔同毫不客氣地關在了門外。眾人因為了解了李叔同的處世風格，也只是訕然一笑，隨即釋懷。
劉質平在入浙江兩級師范學校不久，創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給李叔同看，只見先生表情為之一變，他以為先生要責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內疚之際，忽聽李叔同道：“今晚8時35分到音樂教室來，有話要講。”正值嚴冬，這天恰好又碰上狂風大雪。劉質平還是準時赴約了。當他走到教室跟前，發現雪地上已經有了腳印，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團，四周亦空無一人。于是劉質平就在廊前冒著風雪靜靜等候；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忽然，教室里的電燈通明，接著又走出一個人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老師李叔同。此時的李叔同，顯得非常滿意的樣子，他說劉質平已經是準時赴約且又在廊前冒著風雪等候十余分鐘，要他可以回去了。原來，這是李叔同在考驗學生是否守時。此后，劉質平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樂事業上頗有成就。

　　后來李叔同出家后談到這段經歷，曾經說：“弟子在家時，實是一個書呆子，未嘗用意于世故人情。”
　　還有一次是在李叔同和日本女子福基婚后，岳母過來探訪女兒，臨走時發現天正下雨，于是就向李叔同借一把傘回家。但是李叔同無論如何也不同意，還義正詞嚴的說，“岳母大人，當初你答應把女兒許配給我的時候，我可沒有答應將來下雨借給你傘。”搞得岳母哭笑不得，最后還是淋雨回家。
　　但是隨著歲月的磨礪，風流瀟灑的紈绔子弟的不羈習氣漸漸淡薄下去，李叔同那種狷介如同白鶴的真實性格開始凸顯。他一生行事極其認真，而且律己甚嚴，由此也延伸到平時的與人交往上。況且李叔同不茍言笑，舉止凝重恭嚴，常人看來，總是有些孤僻和怪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