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精神廢墟的揮尋者        

                            ——錢理群論
　　 
　　                          
                                                于仲達

　　 他（王瑤）是從社會底層掙扎出來的，因而，學術對于他，首先是一種自我生命的掙扎，并且是自我力量的一種確認。

　　> －－錢理群 
　　> 幾十年一直糾纏我的靈魂，使我坐寢不安的感情重把已經卸下，我還要再期待什么呢？難道我們這一代人就應該這樣永遠惶恐而緊張下去么？
　　> 而我卻還要這樣走下去，走下去……這大概就是我的宿命吧？幸耶，不幸耶，只有他人，后人去評說了。
　　> －－錢理群 
　　> 錢理群先生不以龐大的知識體系名世，卻以其精神魅力感染青年。當代學界有兩種“思想家”都是不健全的，一類把思想作為一種手段而隨意“揉捏”、“不求真”；另一類醉心于純思想領域內的設計與構筑，在自己的天地里自足，少務實；而錢理群先生正是繼承了魯迅的可貴之處自覺達到了“求真”和“務實”的統一。錢理群先生不是那種技術知識分子，在他那里，學術不再是一般知識分子意義上的“吃飯”的工具，而是對國家、民族、青年是一件很緊要的事，他和身上褪掉了中國庸俗知識分子“做戲的虛無黨”的氣息，潛下身子，治力于學術的建設。作為一個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錢理群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在什么樣的現實條件和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的。
　　> 真正開始“研究”魯迅，是在60年代初，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轉折：大學畢業以后，由北京“發配”到了貴州一個偏僻、落后的小城，又面臨著那個饑餓和平年代。物質的饑餓，使我又捧起了魯迅的書。1962年第一早晨，我空著肚子，在一間又小又冷的屋子里，拿起筆，開始寫我的《魯迅研究札記》①。
　　> 作為五六十年代接受小學與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資、修”的人文環境中長大的，這就決定了我的知識結構存著先天性的缺陷……這就是一生目睹與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可以說是在“血水里滲（過）”“堿水里煮（過）”……②
　　> 坦白地說，我對此感到十分的痛苦與無奈，正因為如此，看到一切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創造力的講談，我都會感到極大的欣慰，盡管也不免暗含著幾分嫉妒與對已無能、無力的沮喪……③
　　> 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自覺地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專業學校作語文教員……
　　> 回想起我也曾長時間地陶醉“于自己的馮川旺”中，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⑤
　　> 于是，我就在這樣一個荒誕的瘋狂的年代，處于一種屈辱的地位，以一個混亂、迷惑的的心靈，與我的兩個“精神之父”－－毛澤東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了。⑥
　　> 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女學生，因為同意對“反革命分子錢理群”的定罪，認為“上綱上線太高，不符合實際”，立即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這個十多歲的女孩子憤而采取了與《家》中的鳴鳳同樣的抗爭方式：投湖。……從此，一具沉滅的死尸橫血在錢理群與青年之間，一座有形無形的墳壓在他的心上。⑦
　　> 那橫臥在貴州高原上的死尸以及苦難坎坷的流放生活，成了錢理群先生終生思考的基礎和出發點，他在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心靈史時，他在研究魯迅時，都憤不自禁觸及到這段不堪忍受的往子。人生短短幾十年，錢理群卻有整整十八年在貴州流動，兩肆班白才得以免返北京。那段歲月卻成了壓在他心頭永遠的“墳”，這座“墳”別具深意，負担著特殊的生命體驗，載著“掙扎”的生命軌跡，他信賴文學，想借文字啟示墮落的歷史，擴展萎縮的心靈，當他有能力對已逝歷史作出反省時，他便再也不能爆發了：
　　> 于是有了我的第一次“反戈一擊”，面對八十年形成的幾乎滲入靈魂，自由的觀念、準則、理想、信仰，第一次發問：“從來如此，便對么？”同時有了我的第一次“掙扎”，第一次靈魂的呼號：“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⑧
　　> 錢理群對國情、民性、人心，有著較為深切的觀察，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也有著同樣豐富的生命體驗。正是這些“豐富的痛苦”幫助他逐漸接近與認識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之化，并且化作于自己的自由。因此，學術對于他，首先是一種自我生命的掙扎，并且是自我力量的一種確認。錢理群追問道：“一個世紀我們個人與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在精神（思想文化）上的收獲甚小？”“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面對苦難被重復乃至麻木，或者被故意遺忘，或者被刻意美化，錢理群正視苦難、發掘苦難、提升苦難，而拒絕遺忘、拒絕美化，注重批判如徹底化，成了他思考，述的核心問題，而進一步在知識分子與全民族中發揚魯迅精神傳統，努力實現學術與生命的同構，在學術中重拾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針對“貶魯”風波，他堅信，魯迅為代表的現代思想文化資源仍然具有尚得開掘的潛力。20年來，錢理群所做的工作，集中一點就是“講魯迅”，并試圖“接著談下去”。當然，除了“講魯迅”外，他是講曹禺、堂吉河能、哈姆茉特、周作人、路翎、穆旦等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錢理群試圖勾勒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正如余杰所說，他的筆實際上透過了對象本身，在寫一部活生生的“錢氏心史”。他關注、思考與研究的主要是四大塊：一是對歷史與現實的“國民的弱點”的反省與批判；二是對知識分子（首先是自我）的弱點的反省與批判；三是對本世紀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的反省與總結等，四是對魯迅式的“精神界戰士”的尋蹤，精神譜導的續接。在錢理群的筆下，學術不僅僅是為傷殘失敗者提供情感發泄心理襝心靈安慰，更是心靈的伸展與出擊，更是靈魂自救的保障，多少年來，錢理群用他的筆吐露著真實的靈魂與自由，發表了一些真的聲音，他在隨筆中大談深淵、荊棘心夾欲谷、火坑、死亡、困境、絕望、寂寞、寒冷、饑餓、侮辱、監獄、嘲笑、憎恨，他怎用一些讓人發疼的字眼描述知識分子，諧如：恥辱、尷尬、奴隸、陶醉、萎縮、怯懦、依附、順從、膜拜、軟弱、逃避、恐懼、奴化、猥瑣、依賴、茍安、卑下、污濁、馴服、安之若素、麻木不仁，他拒絕“完美”，讓人相信有扶陷、有偏頗、有弊病、有池，才是生活的常態，者正常的人生。錢理群也像魯迅一樣堵塞青年“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一切退路，他鼓勵青年走入“無物之陳”中去“反抗絕望”。
　　> 錢理群曾說，20世紀占國有了魯迅，這真是我們民族的大幸，對于他這一輩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果沒有魯迅精神的支撐，幾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礎。為什么這樣說呢？從十年浩劫中成長出來的知識分子，每個人的心靈上都遭受到了深刻的傷害，而最讓人感到痛心的是，這種“傷害”卻是在知識分子自愿接受“改造”的情況下進行的。
　　> 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對于毛澤東的英雄領袖地位的確認，對于他的許多理論的接受，開始確實是一種理智的選擇－－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在發展過程中，卻逐漸變成了盲從。⑨
　　> 他們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揮索真理的權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⑩
　　> 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馴服工具”，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⑾
　　> 但20世紀中國卻一再出現這樣的“誤解”：知識分子對民族、社會責任感的強調，總是要以知識分子個性的喪失為代價。⑿
　　> 竟然有了如此濃重的魯迅所深惡痛絕的“阿Q氣”，而且最終導致了我們對現實愚昧、反動努力的法懦的屈服。
　　> 于是，他一遍遍地咀嚼著恥辱，一遍遍地重復著魯迅的話：“自己明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并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那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一次一次的抽打靈魂，錢理群入手到了自虐的程度。他的隨筆少有高蹈虛空的形而上的思辨，而是用血肉貼著本土撞擊，這種粗礪的文字往往鞭打出身上的奴性和懦性。想到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知恥辱，自察自省的意識和自覺，想當當代知識分子獨立不移的品格，我總是首先想到錢理群。
　　> “我可能受魯迅影響太深，任何一點對我的侮辱都不能忍受。但我的抗爭經常遭到白眼，顯得我好象有些“不正常”。人們都習慣于當奴才了，你稍喪達一點抗爭，要維護自己的尊嚴，周圍的人都覺得你是可笑的……所以要維護做人的尊嚴，在中國會成為一種很尷尬、荒誕可笑的事情，你產生不了悲劇感。在一個專制主義已成傳統的國度里，思想者的命運是孤單的。他無法憑借個人的力量成長壯大，錢理群只能挖掘魯的精神資源來支撐自己。帶著受辱的體驗和記憶，他發現，人們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施暴面前，處處顯示出麻木、忍從的奴相。跟阿Q似的，在對他人的更加肆無忌憚的報復中，贏得精神的補償。是什么導致了這種惡性循環？這個民族為什么總是沒有記性？難道還要永久這樣下去嗎？
　　> 于是，錢理解接過魯迅先生的旗幟，開始發掘珍貴的世紀思想遺產：
　　> 在魯迅的觀念中，“把人當做人”還是“使人成為奴隸”是區分“傳統社會（歷史?文化）”與“現代社會（歷史?文化）”的一個基本的價值標準和尺度，這邊是他觀察與思考一切歷史與現實問題的基本出發點。⒀
　　> 而魯迅最感痛心的，也正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對以帝王為中心的絕治權勢的這種依附關系。⒁
　　> 魯迅正是要穿透“皮膚”的偽飾，剝落出血淋淋的骨肉的“真實”，凝視那歷史、文化、生命中最深層的“真實”。⒂
　　> 人本性是軟弱的，怎尋觀“避重就輕”……總是選擇、突出、強化后者，而回避、掩蓋、淡化前者。⒃
　　> 王先生也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⒄
　　> 魯迅曾說，在中國要求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中國辦事之難，就難在到處都是“無物之陣”。⒅
　　> 而一個只會做戲的民族是可悲的，并且是危險的。⒆
　　>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是永遠的思想探索者，是一個不知停息的“精神流浪流”，如同魯迅所描寫的“過客”。⒇
　　> 在中國，是自己被人吃，同時也吃人，不僅自己的精神自由受到貶抑，同時也貶抑別人的精神自由。(21)
　　> 魯迅說過，奴隸們受夠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只要他一旦有權，會采取成法自然也難說。奴隸們過去被別人殘殺，他就懂得了一個道理：對人就得殺，你不殺他他就殺你，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22)
　　> 中國人不過是隨風轉舵而已，是什么也不信的“虛無黨”……魯迅強調整個中國的天地是一個戲場，整個歷史就是一部做戲的歷史。(23)
　　> 大家都清醒地知識語言的虛偽性，卻仍要繼續維持這個虛偽性，因為已經形成了游戲的規則。(24)
　　> 中國人總是扮演兩個角色，或自己做戲，演得別人看，或看別人做戲，演戲與看戲構成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25)
　　> 世界在劇場的虛聲中告終，不給人任何悲壯感和力量，只得人滑稽、可笑感，中國就要終結在這種噓聲中……。(26)
　　> 中國人慣作奴才，卻不悟自己為奴，極窖鳥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以后，還萬分喜歡，或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或即當奴隸，又要體面，或作阿Q的精神勝和法，或作奴才的破壞……錢理群特別概括和分析了幫用、幫忙、幫兇、扯淡、“二正”、隱士、君子、雅子、革命小販、“革命工頭”、“奴隸總管”、文壇三戶、狗、貓、“夏三蟲”，等形形色色各類知識分子，特別深刻剖析了知識分子奴性的根源，并通過與俄羅斯知識分子作對比，啟示一個真理：人必須有一個信仰，一個內在的精神支撐，才能不成為奴隸。
　　> 錢理群在考察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程時，不無悲涼地看到，知識分子靈魂的漬滅和獨立品格的喪失。學術對錢理群來說，成了反抗荒誕掙脫傳統梏梏的一種手段，處處可見他的一顆掙扎的心，一種擺脫精神奴役的渴望，一種成為真人的努力；錢理群在剖析曹愚的戲劇生命流程時，不無悲哀地指出，劇作家自愿放棄自己獨立意志與獨立思考，向自己力圖反叛的既成規范和模式歸依。以“反叛”開始，又以“歸依”告終，曹禺從堅持“自我”到喪失“自我”，削足透履，將“個人話語體系”納入“時代規范”之中，經過“自戕”式的處理之后，劇作者也陷入了與他的劇中人，類似的“被捉弄”的命運。
　　> 從此，曹禺真的與“舊我”（其實是真正屬于“自己”的自我生命與戲劇生命，徹底決裂，不僅完全拋棄了自己多年來春戀的人物、思想和情感，而且也要把本改變原有的戲劇觀念、追求以及寫作方式，走一條所謂“全新”的路－－歷史卻無情地證明了，這條路并不“新”……(27)
　　> 無論是50年代寫作的《明朗的天》，還是60年代的《胞劍篇》，甚至包括70年代創造60《王昭君》無一不是“主題先行”：根據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先砸定一個明確的理性原則－－“知識分子改造”之類，然后根據主題的需要，去搜集材料，進行“篩選”，再用作家的寫作經驗、技巧，將“主題”敷衍為“形象”……(28)
　　> 所有這些努力，都帶有苦苦“掙扎”的意味，給人一種注重的悲涼感，仿佛曹禺論定要與他的人物共命運擬的。
　　> 40年代的“流亡者”文學出于“尋找歸宿”的本能的心理動因，通過“想象”將作為“歸宿”的國家、民族、家庭、土地、人民、傳統……討論、抽象化與符號化，并賦予宗教的“神圣靈光”，從而制造出關于國家、民族等種種現代“神活”與現代“崇拜”。這必然對“磨難”的“美化”，對“痛苦”、“犧牲”的“神圣化”與“自我”的“英雄化”。真實的“生存痛苦”在“想象”中轉掛成了虛幻的“精神崇高”，“苦難”沒有引出更深刻的覺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不可能產生魯迅式的“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塵的人生”的勇士，從孤獨、無望的“曠野”里，走出的是一批又一批“使徒”。王瑤先生受“文革”思潮重壓，被迫刪改自己的著作，被迫不斷做檢討，被迫參加對學術界（文藝界）的無休止的批判運動。身處逆境，其受苦難，努力尋找“間隙”，雖不斷掙扎，但終歸失敗。
　　> 包括錢理群本人在內的中國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他們被迫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的權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錢理群通過省察自身精神奴役創傷，揭開了靈魂的傷疤，解剖了滲入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精神迷誤，從而重新拾起知識分子喪失的尊嚴。令錢理群感到鼓舞的是，魯之后，精神界戰士的思考仍在繼續，穆旦從魯迅那里接受了作為新文化本質的反叛狀與異質性，他得以從傳統詩歌思維中突圍，從而成為最善于表達現代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人的現代情緒、審美性趣的中國現代新人中的第一人；食指則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自由的歌唱，保持著孤獨的“流朗兒”的姿態，堅持著不懈的精神探索，他繼續維護著向命運挑戰的個性，雖是屢經挫敗，絕不軟化，始終堅持著相信未來，熱愛生命的信念。
　　> 正是在經歷了禁止一切獨立的思考，扼殺個體生命的自由意識，以及消滅知識與知識分子為目的的“思想改造”之后，作為知識分子的錢理群終于有了認識自己的吶喊，開始擺脫不了無休止地反省自己的宿命，正好趙園所說：“在我，最猛然的渴望是認識這個世界，同時在對象世界中體驗自己的生命”。學術在這里，不過是生命的實現方式，是對“人”（自我）的生命深度與力度的永遠追求。這樣的學術同時又是“介入”式的，它的“問題意識”產生于現實，它的思考卻是有距離的，更帶專業性：學理性的，是更根本也更超越的學術的價值正是實現于“現實性”與“超越性”二的張力之中，這在人是既向往連帶著生活的，文學的感性自油，充溢著、噴發著人生氣息的研究境界，又追求理論發現，追求對象，對自我超越的姿態的。趙園宣布，“我們首先是‘人’，然后者以‘學術’為業的人”，追求“人生意境與學術境界的合致”時，實際上就是在要求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與思想的自由，錢理群和趙園一樣，這一代學人學術上帶有強烈的自省性，更要魯迅批判傳統的直接繼承，懷疑與否定不僅指向外部的一切奴役體制、觀念，更指向自身的奴性，錢理群更關心作為創造者的知識者的心靈狀態，為中國知識分子缺乏“天馬行空的狂想，放縱的藝術想象”而感到遺撼，正表明了一代學人是怎樣地期待著被長期壓抑的學術的創造力的大釋放，向榮著為人與治的大人格、大境界啊！錢理群之所以成為錢理群，還在于他以同于現代人的選擇的同時，更是頑強地維護自己“這一個”的思想與學術上的獨立性，以及個性生命的不可侵犯性。錢理群敢于揭露學院學術的負面，自稱不過是學院里的精神流浪漢，并且以散落在民間的精神兄弟作為后盾與支撐的，而徐無鬼、摩羅、藍子們好比一個個精神的“困守著”，他們正是在于中國大地的困守中，獲得自己的生命意義的。思想者別無選擇，無可違振動地輾轉于八方擠壓過來的艱苦與繁巨、歡重與壓抑、痛苦與失望、庸俗和瑣碎之中。錢理解在其學術研究中扮演了一個絕望突圍者的角色，他反抗著命運，反抗著歷史套在生命脖子上的“枷鎖”。

　　> ①④⑤⑥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305頁、307頁、309頁
　　> ②③錢理群《拒絕遺忘?自序》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3頁
　　> ⑦余杰《鐵屋中的吶喊?掙扎的心》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9年版258頁
　　> ⑧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再版后記》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 319頁
　　> ⑨⑩⑾⑿錢理群《拒絕遺忘，我與魯迅》汕頭大學1999年版227、228、229、233
　　> ⒀⒁錢理群《拒絕遺忘，魯迅與二十世紀中國》第6、7頁
　　> ⒂⒃⒄錢《拒絕遺忘》、《野草》、《思想哲學》18、24頁
　　> ⒅⒆錢《拒、《野草》里加哲學》29、30頁
　　> ⒇《拒、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51頁
　　> (21)(22)《拒，說食人》60、67頁
　　> (23)(24)(25)(26)《論演戲》85、87、89
　　> (27)(28)錢《知識者與文學“被改造”的標本》157

網載 2015-09-13 15: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