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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人對歷史頗感興趣，熱衷于讀史書。坦率地說，由于未能精通一門外語，閱讀就不免局限于中文書籍。好在中國史籍浩如煙海，哪怕是窮盡一個人畢生時間與精力也不能通覽無余。每次閱讀，猶如穿越時空面對一個個早已過世了的人物、一串串已然發生了的事情，心里總是五味雜陳。

嚴格地說，做學問的研究歷史，應當保持客觀冷靜。而我并非學問家，所以難免比較情緒化地閱讀，故而充滿喜怒哀樂。老實說，其中少有欣喜與驕傲，更多的是憤怒與悲哀。

誠然，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事實就正是歷史上那樣發生了的事情。情況就是那樣情況，結局就是那樣結局，一切已經定格在那里，永遠無法改變；而且任何重大歷史事件都不是孤立事件，它不僅決定當下，而且影響后來。唯物決定論者認為，歷史是一個必然性過程，一切歷史事件都存在其必然性。這種史觀似乎無可爭辯，畢竟歷史事件就那樣發生，只有那一種結果；況且時間不可逆，人們無法還原相同的初始條件，從而演繹出另一種結果。

盡管如此，我對歷史的必然性還是不能心悅誠服。法國學者安德烈·莫魯瓦認為：“歷史有無數的可能性，它們都是有根有據的……每時每刻，不管你認為多么短暫的一瞬，事件的進展都會像一棵生出兩根樹枝的樹一樣在分叉。”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指出，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將自己置于過去的某個點——在這個點上，已知的各種因素似乎會導致多種不同的結果。”我頗欣賞上述兩人的見解，歷史固然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其或然性與偶然性。一切存在具有多種可能性，沒有哪一種結果是必然要出現的，出現任何一種都是合理的，某些偶然因素也會起決定性作用。

存在具有多種可能性，而某個時間點上只出現一種結果，這種無數已然的結果就構成了我們的歷史。仔細考察諸多已然的結果，我們會發現它們大都并非最好的結果，更多的是差強人意的結果，而且這些結果往往諸多惡果與后患。其實，這些結果未必就是歷史的必然，出現另一種較好的結果并非不可能。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我們不能介入歷史，更不能改變歷史，但可以表達我們的觀感。就個人而言，我對歷史充滿遺憾，太多的遺憾！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從盤古、女媧的神話時代算起約有5000年，從三皇五帝算起約有4600年，從夏朝算起也有4200年。很多中國人以國家歷史悠久而自豪，往往以阿Q的心態看待西方，以為咱們祖先已經開化文明了，你們祖先尚未走出茹毛飲血的蒙昧，咱們在漢唐時期非常繁榮富強，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你們西方。這樣想，倒也無可厚非，畢竟咱們祖先還是很爭氣，創造了悠久而燦爛的文明，至少在唐宋以前還是很偉大的。但是，中國歷史也是一部災難深重的歷史。所有這些災難，部分是天災，多半是人禍。天災自然是老天爺所為，不可抗拒；而人禍則是人為結果，或者說是某種人為選擇所帶來的惡果，并非不可避免。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還是談談我的歷史遺憾，準確地說，是對某些時間點上出現的那種結果表示不滿。遺憾太多，難以全部寫出，只能簡明扼要說幾件。

在我看來，第一個家天下王朝夏朝的建立，就是一大遺憾。據古文獻記載，中華文明起源于炎黃時期，歷經“三皇五帝”，逐漸形成部落聯盟國家。當時最高領導人，不是通過世襲，而是以“禪讓”方式產生。據說，中原部落聯盟首領堯讓位與舜，舜后來又讓位與禹。舜和禹都是由“四岳”（各部落首領）共同推舉作為接班人，通過堯或舜長期考察并得到認可后，才正式即位執政。這種禪讓制，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的民主制，聯盟最高領導人由各部落首領民主推薦產生，既體現了任人唯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禹原想以“禪讓”方式，將“王位”傳給東夷人益。可是在他死后，他的兒子啟殺掉益而奪得王位，從而破壞原有的“禪讓”規則，開創了王位世襲的家天下模式。

可以說，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政治流氓。殺益篡位、傳位于子，無疑是卑鄙自私的流氓行為。試想，假如啟不曾殺益篡位，德才兼備的益會繼承“禪讓”的傳統，傳位于賢能者。依此類推，益的后繼者也秉承這個優良傳統，再經歷幾代人，華夏政治文明勢必有所發展，甚至可能出現古希臘、古羅馬那樣范式的民主政治。退一步說，即便啟殺益篡位了，但仍依照“禪讓”規則，選定賢能的接班人，而不是傳位于兒子，也不至于將華夏政治文明的萌芽過早地扼殺。

當然，決定論者認為啟建立家天下乃是歷史的必然。這么說，只是承認歷史事實而已。所謂必然性，就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項。從當時情勢看，啟的選項并非別無選擇。啟與益之間，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不殺益，啟照樣有活路，如果他真有本事，益即位后會照樣重用他。即便你篡位稱王，照樣可以禪讓，也不必非得傳位兒子；畢竟“禪讓”更符合當時的國情與傳統，堯舜禹都能做到，難道啟就不能做到？歸根到底，啟的所作所為乃人性使然，并非歷史的必然。因為人性是復雜的，含有自私卑鄙的因子，也不乏無私崇高的成分。啟的選項，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如果他高尚一點，完全有別的選項；那樣的話，中國什么時候出現第一個家天下王朝，誰也無法預料。

孔子對于帶有民主色彩的堯舜時代充滿向往，稱贊這個時期“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也”。對于夏商周時期，孔子認為“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即便出現商湯、文王、武王、成王這樣的明君，也只能達到“小康”而已。可見，孔子更傾向于“公天下”，在他看來，“家天下”取代“公天下”未必就是歷史的進步。

自“家天下”模式開啟之后，中國經歷了許多家族王朝。沒有哪個王朝能夠長盛不衰，沒有哪個家族能夠永久執政，不時改朝換代乃是歷史的必然。每次改朝換代，自然會有其合理性因素，如果表現為歷史的進步，倒也順天應人；問題在于，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或政權更迭，往往是政治博弈或軍事博弈的結果，最終憑武力或實力說話。在冷兵器時代，驍勇強悍的游牧民族時常征服文化發達的農耕民族，這樣的改朝換代很難說是一種進步。

毫無疑問，武王滅商而建立西周是影響極其深遠的歷史事件。實際上，當時殷商比西歧（西周）更為發達文明。周人崇尚禮治，講究有為而治，而商人崇尚自然，講究無為而治；周人注重農耕生產，商人農商并重，從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發展到以貝殼、玉石作貨幣的商業活動，都是以商族人為主，故而商代后期商業相當發達。周滅商后，周人很看不起商族人，認為商族人通過經商致富“勝而無恥”；周人是靠農耕起家的，在他們看來農業才是唯一的根本。由于政治、經濟理念上的差別，導致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周人的文化與生活受制于禮，封閉、拘謹、呆滯；商人的文化與生活順其自然，開放、自由、活躍。遺憾的是，西周經過文王、武王父子苦心經營，假借“仁義”籠絡人心，終于瓦解并擊潰了商王朝。后世把商的滅亡歸因于商紂王無道，說他荒淫殘暴，不免有妖魔化的嫌疑。其實，商的失敗另有原因，客觀上是征戰東夷消耗了國力，主觀上是紂王過于迷信“我有天命”，對周缺少必要的防范。

周人取代商人而擁有天下，無疑改變了中華文明的走向。試想，如果沒有西周的崛起，中國依然按照殷商治理模式和文化理念發展下去，民族精神和社會形態可能呈現另外一種氣象。從現有史料看，商人較之周人，更崇尚自由個性，更善于商業經營，更富有享樂精神，也就是說商人的生活更貼近自然與人性。西周得勢之后，殷商文化基本上被格式化了，從而失去繼續繁榮與發展的可能性。周文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并為中華文化重新打上底色，以至于后世歷代王朝都沒有也不能跳出它的框架。簡而言之，西周創立而施行的是宗法禮治模式，雖然披上溫情脈脈的“仁義”面紗，本質上是加強對人性的禁錮或扼殺。后來周天子控制力下降，出現“禮樂崩壞”的狀況，意外獲得思想解放，成全了諸子百家。

秦滅六國建立第一個大一統帝國，已然是歷史事實。但這個結果，也是武力選擇的結果，對于天下人來說，卻未必是最好的結果。毫無疑問，當時山東六國都不愿被秦國征服與奴役，為此進行拼命抵抗，只是由于實力不濟或策略不當，才被秦國各個擊破。秦國的短暫勝利，也很難說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因為較之秦國，山東六國經濟文明更為發達，文明程度更高。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逐漸成為奉行軍國主義的法西斯國家，整個國家被打造為戰爭機器，秦軍被演練為虎狼之師，山東六國不禁談“虎”色變；利用政治、外交、軍事等手段，秦國得以吞并天下。

秦國吞并天下，給山東六國人民帶來無比慘痛的災難。秦始皇推行暴政，對人民進行殘酷剝削與奴役，同時禁錮人民思想，焚書坑儒。作為獲勝方，秦國人民其實沒有得到什么好處；因為他們早已被馴服為“怯于內斗、勇于外戰”的怪獸，只是國家戰爭機器中的零件，只能為秦王賣命與殺戮，只知以殺人換取爵祿；他們沒有個人思想與情趣，更沒有個人生活與自由。暴政之下，沒有哪個活得沒有尊嚴。包括位居宰相的李斯，為秦始皇死心塌地賣力，最終也沒落得好下場。試想，假如當初齊國牽頭聯合六國共同抗秦，也許不至于被秦國一一剿滅。秦國軍隊固然強大，但并非不可戰勝。如果說它不可戰勝，何以沒有保護秦王朝長久屹立不倒？！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人紛紛響應，大秦王朝旋即土崩瓦解。如果說它的建立是歷史的進步，難道天下人都樂意過進步的日子，卻偏偏熱衷于開歷史的倒車？！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黑格爾的名言：“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的確，自從啟開啟“家天下”模式之后，一個個朝代輪番更迭，不同家族或民族換班執政，換來換去，總是換湯不換藥；思想觀念與執政方式都沒有什么改變，無非是打天下與坐天下，爭皇位與保皇位，精神上沒有任何進步，只有災難循環而已。其實，在幾個重大時間節點上，歷史原本存在進步的可能性，或者說可以朝好的方向發展，只可惜那些有能力進行選擇的大人物，卻缺乏堯舜或伯里克利那樣的胸懷，最終做出了利己而不利他的選擇。

不過，退一步說，也不苛求中國古人能夠創造古希臘、古羅馬式的政治文明。既然秦始皇將君主專制模式（帝制）強加于天下，那么天下人只能寄希望于出現好君主，以便過上太平的日子。在帝制時代，大一統王朝也是“家天下”，其興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家之長（帝王）。如果出現漢文帝、唐太宗這樣的英明君主，倒可以開創“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如果碰到昏庸或殘暴的君主，就會弄得天昏地暗，以至國破家亡，生靈涂炭。

綜觀歷史，堪稱明君的屈指可數，而且可遇不可求。皇位世襲制，并不能讓賢能者脫穎而出。一般來說，開國皇帝的皇位要么是打出來的，要么是奪過來，所以他們好歹有些能耐，但是他們能否生出有能耐的后代，就不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如果繼承皇位的是一個混蛋或白癡，恐怕十有八九會攤上大事。基于皇位世襲制的缺陷，往往導致那些“不似人君”的人登上君主的寶座，這就不免給當世造成禍患，也讓歷史帶來遺憾。比如，身為白癡的司馬衷居然襲承皇位（史稱晉惠帝），而且娶了一個潑婦賈南風當皇后，以至于受潑婦擺布，“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最終招致“八王之亂”，斷送了西晉王朝，釀成五胡亂中華之禍，使華夏民族政權無法在中原立足，不得不偏安江南，南北分裂近三個世紀。

因為存在具有多種可能性來看，歷史也會偶爾推出不錯的皇位繼承人，例如五代時期的周世宗柴榮。從血統世襲角度講，柴榮本來沒有資格繼承皇位，怎奈后周太祖郭威親生兒子遇害早亡，只好將皇后的侄子柴榮收為養子并立為皇儲。郭威建立后周，柴榮受命治理澶州，表現出卓越政治才能，“為政清肅，盜不犯境”。柴榮即位之后，勵精圖治，興文修武，呈現出政治清明、欣欣向榮的景象；與此同時，他多次率領大軍南征北戰，戰功卓著，威震夷夏。959年，柴榮在揮師北伐途中染病，回到京城開封不久病逝，享年39歲。雖然只做了五年半皇帝，但史家對他評價極高，薛居正稱贊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歐陽修認為“其英武之材可謂雄杰，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司馬光贊嘆“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

周世宗原本預計自己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開拓天下，用十年休養百姓，用十年興致太平。殊不知，壯志未酬身先死，一代英豪英年逝。試想，假如周世宗在位十年，以他的雄才大略，極有可能收復被契丹占領的燕云十六州，完成統一全國大業；假如他在位二十年，以他的寬宏英明，極有可能開創與“貞觀之治”相媲美的太平盛世。可惜，歷史沒有假如，病魔無情過早吞噬他的生命，讓他帶著終身遺憾離開人間。他的遺憾，不只是他個人的遺憾，更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遺憾。盡管那個黃袍加身的繼任者算是一代明君，卻也未能完全統一大業就莫名其妙地病逝，更糟糕的是，他所確立的“重文抑武”的國策，雖然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有效地避免了軍閥割據的出現，但也導致整個宋代武備不振、積窮積弱。況且，自太祖、太宗之后，繼任皇帝的趙家子孫，基本上一代不如一代；從北宋到南宋，一直未能擺脫被外敵欺凌的陰暗，泱泱文明大國不得不向野蠻的游牧部落納貢稱臣。北宋被金兵擊潰了，還有南宋偏安江南；而南宋被蒙古滅亡后，中國全境全面淪陷，漢人淪為最下等的賤民，飽受奴役與凌辱。

到了近代，西方文明對古老中國產生了強烈沖擊，一些志士仁人也曾覺醒，力爭使中國走上文明進步、健康發展的道路。然而，在幾個時間點上，某些關鍵人物做出的關鍵選擇，終究把歷史推向傳統慣性的泥潭。袁世凱，就是一位影響歷史進程的人物。在光緒皇帝支持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行維新變法，握有兵權的袁世凱也積極參與，但在關鍵時刻他卻出賣叛變，促使慈禧太后反戈一擊，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突然夭折；如果袁世凱富有担當精神，對慈禧太后實施軟禁，“變法”也有成功的可能，中國也可能走英國或日本式君主立憲道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凱已然是當時最有權威的人物，如果他聽從唐紹儀、宋教仁等人的意見，毅然推行憲政，那么他可望成為中國的華盛頓；但是，他急于過一把當皇帝的癮，不僅釀成軍閥混戰的亂局，也為自己換來遺臭萬年的罵名。

當然，袁世凱翹辮子之后，歷史仍有太多的遺憾。這些，你懂的，在此不必多言。總而言之，所有的遺憾已然成為歷史，后人永遠無法改變。不過，所有憾事都是人為選擇的結果，不可怨天尤人，只能自作自受。不過，那些偉大人物實在是圍得太大了，往往把國家、人民捆綁進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他們的給定條件下生存，即便生不如死，也得逆來順受。“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歷史不可能沒有遺憾，但是可以使遺憾盡量減少，條件是好的制度與規則，還要華盛頓式政治家；否則，歷史仍然在泥潭里循環往復。

網載 2015-05-14 11: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