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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穿，因為我現在是最愚蠢的。”

“我問你，‘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是個什么含義？”
“什么含義？”

“含義就是你們的關系變了。從前你和他是朋友。現在是——”說到此，翦伯贊有些遲疑。

“現在是君臣關系？君臣！對嗎？”父親毫不猶疑地替他把話說完。

翦伯贊不說對，也不說不對；不點頭，也不搖頭。

始終站立的父親，緩慢地坐進了沙發。自語道：“懂了，全懂了。我們只有‘信’而無‘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贊的三言兩語，像一只古舊卻依然管用的探海燈，在父親眼前頓放光明。這使得由毛澤東掌舵的社會主義政治艦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獰惡可怖。而父親和羅隆基這些人立于礁石之顛，還在歡呼雀躍。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為絕壁懸崖。

父親拍著寬大的沙發扶手，說：“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還請民盟的朋友來提意見。”

翦伯贊很快結束了談話，并告辭。

臨歧握手，曷勝依依。翦伯贊愴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沒有了。”

父親說：“我很感謝，很感謝。”

是夜，月色如鏡。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說，讓我感到父親的未來定是兇多吉少。

夜深了，只見父親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顧——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卻無所之。

是呀，自古以來中國文人的抱負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對歷代君主的認識和君臣關系構成的矛盾，又是他們事先缺乏思想準備的。包括像父親、羅隆基這樣的政治型文人，在參政前對君圣臣賢的關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參政后，才在屢屢挫折中丟掉幻想——原來君與臣之間的不協調是絕對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點綴。所以，文人的責任感愈是強烈，遭到的打擊也愈發的慘重。

翌日，父親吃早飯時，情緒頗好。對母親說：“希望已絕，人倒安心了。”

我聽不大懂，遂問：“什么希望？”

“還想當個左派的希望呀！”說這話的時候，父親臉上竟泛出微笑。

又過了兩日。晚飯后，見父親沒有到庭院乘涼，搖扇。便跑到書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將父親看的德文書闔上，用嘴對著他的耳朵悄聲說：“爸，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談話，我都聽見了。”

“你怎么聽的？”

“還是偷聽的唄！”

父親無責言，亦無怒色。

我又說：“爸，翦伯伯會不會把那晚上的談話，匯報給統戰部？”

如冰水激膚，父親的手有些顫抖。他用一片憐愛的目光打量著我，說：“也許會，也許不會。你想的這個問題，我居然沒想到。”

我說：“我們同學里面，就興思想匯報，而且專門匯報別人。”

書房里寂無聲息，與父女為伴者，熒然一燈。我和父親甚親，而心甚戚。

父親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判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即章（伯鈞）羅（隆基）以民盟中央名義制定的《對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座談會上，與父親私交極深的院長兼會議主席郭沫若開口一個章（伯鈞）羅（隆基），閉口一個章羅地批判著。而翦伯贊的通篇發言，一個右派的名字也沒點。在發言結尾處，竟這樣講：“我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在大鳴大放期間都說了一點，走了點火，雖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動機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對黨提些意見，雖然過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緊，只要動機是好的，不是想搞垮黨，搞垮社會主義，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無罪，而且今后還可以講……”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會科學界批判右派的大會上，翦伯贊所做的題為《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長篇發言里，調子大變。他說史學界“有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這些人在過去幾年中尚有所顧忌，在章羅聯盟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前后，就明目張膽地發表了各種謬論，并假借學術名義對共產黨進行政治性的攻擊活動，徹底暴露了他的本來面目。”接著，他把揭發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學術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達以及榮孟源。【11】

那時的中國奉行“一邊倒”政策。蘇聯什么都是對的，老大哥的什么東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這個在西南聯大就出任歷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卻不買賬。他說：“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最近六十年來，世界（指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的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等于不存在。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做說的個別的語句。”還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進而又說，解放后出的書（指史學方面的書）“沒有什么可看的，內容貧乏，邏輯混亂。沒有什么學術價值，讀了使腦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論，被翦伯贊指認為是“帶著舊史學所屬的階級利益和最惡毒的敵意，向馬克主義史學進行了瘋狂的公開的進攻。”

翦伯贊批判的重點對象是同校同系執教的向達。他著重揭發了向達對黨的領導的攻擊性言論。揭發向達把中國科學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張宗昌帶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們的“科學家是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即去。”“而現在的史學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瀾的宗派主義分不開的。”尤其不能讓翦伯贊容忍的是向達提出的解放后“歷史學只有五朵金花”的觀點。向達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翦伯贊說向達討厭這五朵花，“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來的花朵。”或許是為了進一步揭示向達鄙視靠馬列做學問的“陰暗心理”，翦伯贊舉例證明，說：“北大老教授湯用彤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時，做了個后記，里面說到自己‘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看了則說：‘這是降低身份。’”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向達所指的史學“五朵金花”無一不滲透著翦伯贊的心血。

專攻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榮孟源，是個老革命，且來自延安。翦伯贊對他的批判也同樣無情。因為榮孟源的觀點既牽涉到史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問題，也牽涉到翦伯贊自身的治學之本。榮孟源反對“以論帶史”，主張編年史要繼承中國的歷史傳統，做到“直言無隱”。他在《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里寫道：“目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除原始資料之外，多是夾敘夾議的論文。論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論文來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歷史科學的研究。”

翦伯贊雖為北大歷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關注全國史學界的走向和風氣。他從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的言論里，察覺到抵制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研究歷史的動向。這樣的問題，對翦伯贊而言，自屬于大是大非了。從一種權威理論的自負出發，也要責無旁貸地為馬列主義史學進行規范性解釋。故翦伯贊激烈指責他們。

最后，翦伯贊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邊。他說：“正像郭沫若院長所說的‘學術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又是一回事……，史學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進行的活動，實質上不是學術活動，而是章羅聯盟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的一部分。不是學術上的唯物與唯心之爭，而是為了根本改變歷史科學的方向向替資本主義的復辟鋪平道路。”

《光明日報》對這個批判會做了報道。父親讀罷，對母親說：“老翦的調門全變了，怕要保護自己過關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為自己的學術研究正名呢？揭發向達看不起自己的馬列主義史學，能證明什么政治問題？這樣就能抬高馬列主義史學？我看效果是適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學者更瞧不起他了。”

與翦伯贊的行為表現相反，當雷海宗的右派言論揭發出來，并被《人民日報》加了按語發表后，北京大學的教授羅常培、游國恩乘著到天津出差的機會，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問。游國恩還以俞平伯的經歷，來寬慰情緒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運動收場以后，父親在全國政協禮堂碰到了向達。

面帶歉疚之色的父親，說：“都是我連累了你們這些做學問的人。”

“伯鈞先生，你怎么這樣說？不過我成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連‘鴻門宴’的事，都翻出來了。”

父親吃驚不小。翦伯贊對向達所表現的狹小氣度，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父親繼而又問向達戴帽處理的情況。他告訴父親，自己是降職降薪。無黨派人士的向達，在史學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長（所長陳垣）。現在這些職務統統“擼”光。

“也好，我今后專心做學問吧。”這是與父親握別時，向達說的最后一句話。

說者平淡，聽者沉重。好在向達很快就摘了帽子，據說周恩來是打了招呼的。消息傳出，父親高興了。說：“共產黨到哪里去找向達這樣的高級人才？”

我問：“他怎么個高級法？”

父親扳著手指說：“向達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學，還能編蠻書，搞翻譯，對中國美術、壁畫也是很有研究。”

“共產黨把這樣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劃算。”

父親哈哈大笑，說：“我的小女兒不錯，會想點問題了。這個問題現在還看不出來，時間久了。共產黨就會發現運動過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親瞪大眼睛說：“剩下業務上的平庸之輩，政治上的應聲蟲。”害怕父親再捅簍子的母親沒有反駁，狠狠地“掃”了父親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贊在思想上是必須堅守比冰還冷、比鐵還硬的黨性原則。在行為上，他必須義無反顧地積極投入：在公開場合表態，寫批判文章，在批判會上發言。盡管那時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已經看見隱藏在“開國氣象”后面的霸道，盡管對此后開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政治學習產生反感與抵觸。但是通過這場領袖親自出面、執政黨沖鋒在前、且充滿陰謀和卑劣的反右運動，他們只能放棄公開的抵觸和反感。為保護自己或表示歸順，或接受洗禮。反右斗爭使民主黨派全線崩潰，知識分子悉數繳械。反右運動還協助毛澤東完成了共產黨對學術的絕對領導權，達到了包括史學在內的當代社會科學尊奉共產黨政治思想原則與紀律的目的，滿足了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統一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意志。因為對于毛澤東這樣來自農村的領袖來說，光有民間信仰和底層擁戴是遠遠不夠的。

反右運動后期進入處理階段時，有人發現：北大歷史系劃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除了對向達等人的批判，翦伯贊這個系主任沒有更多地涉及教職員工。翦伯贊畢竟和絕大部分的中國文人一樣，本性善良。但環境的、現實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組織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隱匿或放逐。在強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卻又是清醒地、積極地卻又是有限度地棄置良知。作為史學家的他，恐怕已經認識到對黨的忠誠在本質上，意味著程度不同的出賣——既出賣了無辜者，也出賣了自己。如果說，把一場政治運動比做一個大合唱。翦伯贊即使無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為歌者——為黨而歌。然而，歌里承載著他內心的情感和思慮。歌里，還帶著心靈的顫抖。也許在強權環境里，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復雜在于一個人獨自在宏大政治舞臺上，表演著悲與喜的雙重角色；在于一瞬間完成善與惡的交替。

1959年秋，父親和翦伯贊重逢在東安市場里面的吉祥戲院。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會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戲，戲名叫《團圓之后》。寫的是一個書生金榜題名，衣錦還鄉。本該闔家歡樂，不想悲劇卻由此開始。戲的結尾，是滿臺的絕望和死亡。我和母親看得唏噓不已。父親也很不平靜。

母親邊擦淚邊退場，忽聽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頭看去，是翦伯贊夫婦，他們的一個兒子跟在后面。

我第一個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親相擁在一起。

翦伯贊趕忙和父親握手，問：“伯鈞，好久不見了。你的生活怎么樣？”

“還好。”父親答。

“還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色如銀。他們并排而行，說著話，親切又悠閑。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親在報紙上讀到了翦伯贊的觀劇感——《在貞節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爭的勝利，為中共確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想權威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時，周揚適時提出了編寫高等院校文史各學科通用教材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翦伯贊，自然成為這方面工作的重要領導者。而這也使他的學術活動達到了高峰。這部教材取名為《中國史綱要》，是一部力圖將歷史唯物主義融會其內的中國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揚等人的稱贊。與此相適應，翦伯贊也取得了在史學界近乎權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為中共北京大學黨委委員和副校長，并公布其中共黨員的身份。翦伯贊是在1937年由呂振羽介紹參加共產黨的。為統戰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隱瞞身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與李維漢夫婦保持單線聯系。在江隆基調入北大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后，即由江隆基和他進行組織聯系。其實，他剛進城暫時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由于說話比校長陸志韋還硬氣，已有不少人懷疑他是個中共黨員。

自1959年以后，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進入了極其嚴峻的時期。人人空著肚皮，個個唱著高調。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學生視教師為對頭。資格越老，學問越好的教師，就越是死對頭，搞什么“拔白旗”、“批白專”運動。把老師搞倒了，學生自己編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態，無不受到官方的默許和鼓勵。中山大學的王季思曾對我和其他搞戲曲史論的同事說：“（19）59年大學里掀起學生寫教材的熱潮。人們常說荒唐夢，這樣的事比夢還要荒唐。我私下里對北大王力先生講：‘現在教育界的情況是，教授不如大學生，大學生不如中學生，中學生不如小學生，小學生不如幼兒園。’想想吧！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針指引下，史學已將其本質抽剝到一種“武器”的特性解釋。各種各樣的觀點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張要以階級斗爭為紅線貫穿中國歷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體系，以農民起義為綱；有人要求“以論帶史”。乍一看，還以為史學界的學術思想十分活躍，實則，它已成為另一場政治狂飆的前奏。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但他決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級地伺候于政治，服務于某項政策。翦伯贊是主張學術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立場，但他絕不能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于權力。對于那時的教育革命和史學革命的種種做法，他有投入，有參與，有調適，但也有不滿，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沖突非常激烈，內心變化也十分復雜。畢竟政治難以取代常識，環境無法窒息心靈。可以說，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贊的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轉折。

毛澤東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恰恰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翦伯贊主張“應該歷史主義地對待農民戰爭。”他說：“農民反對封建壓迫、剝削，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封建當作一個制度來反對。農民反對地主，但沒有、也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反對。農民反對皇帝，但沒有、也不可能把皇帝當作一個主義來反對。……農民建立的政權，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權。”并進一步說：“王朝和皇帝是歷史的存在，是不應該涂掉的，用不著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澤東說：在封建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翦伯贊認為，必須承認和肯定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開運河的功勞。他說：“筑長城、治黃河、開運河都是當時的勞動人民的勞動。秦始皇沒有挑土，隋煬帝沒有挖運河，但是他們卻是這些巨大工程的發動者和組織者。”

翦伯贊對史學革命后的無產階級階級史學陣地，可謂痛心疾首。他的評價是：“內容豐富多彩、具體生動的歷史變成了單調、僵死和干燥無味的教條，變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個時期似乎成了一種風氣。總的說來，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這幾年歷史教學和研究中突出的缺點。”

在北京、南京、上海、蘇州等地，翦伯贊不厭其煩地大講“歷史主義”，說“除了階級觀點以外，還要有歷史主義。”他批評有的人為了表示站穩立場，“把中國古代歷史說得一團漆黑……簡直用階級成分作為評論歷史人物的標準。很多歷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為別的什么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身于地主階級。”

對很多具體問題，翦伯贊毫不隱晦自己的觀點。他多次參觀和審查歷史博物館的陳列，常常是大發議論，甚至是邊看邊議。他說：“要通過具體歷史實際來提原則理論，不要以理論原則來套歷史實際。”

官方博物館給誰陳列畫像，一向屬于重大問題。對此，翦伯贊說：“現在博物館的歷史人物畫，沒有一張是歷史畫。”并建議：“乾隆皇帝也應加入，沒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慮一下，沒有他則新疆早已脫離祖國。……所提朱熹，我以為應當進去，當時他的時代是容許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贊極為稱許的歷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動情地說：“玄奘這么一個最大的翻譯家，不僅是空前，而且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翻譯過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險家，最大的思想家，唯識論，在印度壓倒一切。這個人胸襟開闊的很，智慧很高，膽子很大，毫無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還在翻譯。找個美術家，好好畫一畫。玄奘像，頭應該大。現在的像，既不夠大知識家，也不夠冒險家，這樣又很庸俗無用。玄奘的說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個高僧。我以為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著避諱。說他是一個高僧也不貶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壞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贊很想效仿司馬光，編寫一部像《資治通鑒》那樣的史著。著手如此浩大的編纂工程，當時北大歷史系有的是人手，沒有的是環境。毛澤東站在政治的巔峰，整日價呼風喚雨，對知識分子批來斗去。哪里有安定？何處尋寂靜？1949年前的翦伯贊，能夠腳踏政治、學術兩個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經無法將政治與學術聯系在一起了。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父親和他在內蒙的一座新興小城，作了最后的會晤。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統戰部請了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去內蒙的海拉爾市避暑。其成員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樣，有左派骨干，有右派頭目，有純粹學者，還有統戰干部。父親被容許帶著全家前往的。

海拉爾的夏季，涼熱宜人，風景大佳。對嬌綠之草色，聽云端之鳥鳴，心曠而神怡。我們安頓下來后，別人成群又結隊，父親則獨來又獨往。即使有個別熟人在走廊、花園、餐廳里相遇，也無非是一張冷漠的面孔，重復著陳腐的套話。父親索性一個人看書，一個人散步，行所當行，止所當止，無欲無染。右派中唯有龍云常來閑聊。抗戰的往事，是他們永恒的話題。后來登門的，是中共干部閻寶航。張大帥及其諸公子是二人持久的談資。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門。母親邊說：“請進！”，邊去開門。

見翦伯贊立于門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過去拉著他的衣袖，不放。

“伯鈞，我特地來看你。”

“老翦，你怎么來了？”父親喜出望外，興奮不已，像分離很久的兄弟驟然晤聚。是呀，現在人人都忙活著緊跟形勢、渴望著脫胎換骨，有誰還記得含淚滴血的故人。

翦伯贊告訴父親：前不久，國家建立了一個民族歷史研究工作指導委員會。經李維漢提議，受烏蘭夫邀請，組團訪問內蒙古。他知道統戰部搞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來這里避暑，便要了個名單。一看，上面有章伯鈞三個字，便決定要來看一看。

父親問：“你還要看誰。”

“誰也不看。”說罷轉向我，問：“小愚，還記得我家的鍋巴嗎？”

我還沒來得及回話，母親的眼圈驀地紅了。

“記得，記得。”我說：“翦伯伯，我怎么會忘了呢？”

“記得就好。”翦伯贊笑了，又問父親：“這幾年，你的情況怎么樣？”

“如老僧守廟。”

翦伯贊點點頭，他或許能體味出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隱藏的失落、恥辱、容忍，以及被極度壓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況呢？”

“你以為民主黨派還有起色？人在世間，夢在天上。幻想是逐漸滅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過于看它生長，又看它滅亡。”緊接著，父親提高了音調，說：“這個問題，你應該去問李維漢。”

翦伯贊對母親說：“健生，這次和你們一起來的還有許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見面了。”

父親不等母親開口，即道：“我和健生還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費孝通在內，無不是前車剛覆，戒心猶在。可憐！我能體諒他們。中國從古至今，都是專制的大舞臺。何況老毛從來自操威柄，一路強攻過來。把大家都弄成弱者，剩下的那個強者又有何用？現在又興搞什么大躍進，放衛星，趕英超美。只有無知者才信這些毛氏奇跡。知識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滿，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誹耳議罷了。老翦，你是個史學家，該思考和研究這些問題。現在不思考、不研究，將來發生的事，恐怕連思考的時間和研究的余地都沒有了。反右對民主黨派而言，就是個大教訓！”

翦伯贊聽父親這樣的議論，一句也不反駁。

客廳里出現了停頓的寂靜。我面對著翦伯贊而坐，發現他竟也老了許多，頭發更白了，抬頭紋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達而憂郁，又像是在質疑什么。

我想打破這個沉悶的局面，便問：“翦伯伯，你好嗎？”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說這話的時候，口氣惡狠，目光怨毒。猶如一鍋沸水渴望著橫溢和宣泄。

我又說：“我當初考大學的時候，報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歷史系。”

話剛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聲喝道：“學什么歷史！考什么歷史系！現在歷史系的學生連句子都斷不來。教育一塌糊涂，史學一塌糊涂，社會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沒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親說：“聽說，北京大學也要搞人民公社，把個大學辦成科學、教學、生產、軍事、勞動的聯合基地。老翦，是這樣嗎？”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現在是工人不像工人，農民不像農民，學生不像學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啞默了，誰也找不出話題來。激動又驚駭的父親，圍著沙發踱來步去。

突然，翦伯贊直聲對我說：“小愚，你出去。現在是我有很多問題想不通，要和你父親談談。”顯然，面對高舉三面紅旗的社會喧鬧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殘破與不安。引起內心痛苦的，可能遠不止這些。

父親連連向我揮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著一本小說，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著，想著。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翦伯贊從招待所的大門匆匆走出。

我趕忙跑回房間。母親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親則一語不發地瞧著窗外出神。

我問父親：“你和翦伯伯談得好嗎？”

“好。”

我想，一次會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贊已經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敗對比中，找回了自己；從政治需要的從屬關系中，剝離出屬于學者自己的本質。像晨曦夢回時的一彎曉月，散發著清朗、遼遠和莊嚴。

其實，翦伯贊對問題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贊一生的史學研究，分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兩個階段。認為他在野期的史學研究，以史料學的探索最富學術意義。在朝期則是一手改造舊史學，一手建立切合中國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新史學。由于“他的史學活動，無論是批封建主義的史學，還是斗資產階級的史學，其字里行間都彌漫著‘以論帶史’的氣息。”【13】故而受到專業史學家的冷淡。他剛到燕京大學，有的教授曾以輕蔑的口吻，故意大聲問道：“誰是翦伯贊？我們沒聽說過。”

事情到了三年困難時期，也就是與父親海拉爾會晤的前后，翦伯贊文章的鋒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寫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1961年的《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1963年的《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明確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是泛濫于歷史教學和史學研究中的嚴重缺陷。而他所倡導的“歷史主義”雖志在與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相結合去解決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問題，但治史當從史實出發，史家當根據史實、按特定歷史條件研究分析歷史的論述，無論其精神實質，還是實踐效果，都是“出類拔萃，遠非郭（沫若）老、范（文瀾）老所能匹敵。”【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傳出，令所有聽過雷先生課的人，無比哀痛和惋惜。這個學貫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時能開“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國商周史”、“中國秦漢史”、“史學方法”等四、五門課程。這個從不備課、從不講究教學法、想講什么就講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鐵的力量吸引著無數青年教師和學生。連學問好、資格也老的同行劉崇鋐都極其推重他，稱其為大學問家。并對自己的學生說：“要好好聽雷先生的課，他講的歷史課，有哲學意味。我做不到這一點。”【15】

劃右后的雷海宗，后來只在《歷史教學》上發表一些教學參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歲。

幾年后，“文革”爆發，導火索是被史學家吳晗的一出京戲《海瑞罷官》點燃。火苗竄出，翦伯贊不明底細為吳晗辯護，對前來采訪的《文匯報》記者說：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牽強附會”，態度極粗暴，完全是對吳晗的污蔑和陷害。“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學家的翦伯贊，偏偏不知。沒過多久，聶元梓的大字報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北大歷史系第一個被揪出來、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贊。罪名是“黑幫分子”加“反動權威”。向達、邵循正、周一良、鄧廣銘、楊人楩等人也都統統劃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達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準備，曾對家人交代：如有三長兩短，不要意外和驚恐。果然，于數月后，死在勞動場所。發病時，北大革命師生無人為其呼救。那里，也無醫院。

死訊傳出，父親聞而惻然，哀嘆不已：“是我害了向達。沒有57年的事，他不會受這么多的苦！”

翦伯贊仍在北大。萋萋之纖草，落落之長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風中苦苦掙扎。只要能掙過來，再不幸，也值得。社會的涼薄殘酷，人生的孤凄無援，都掩埋于恬靜、堅毅而又蒼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孫兒翦大畏從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進門便喊：“爺爺。”

他坐在椅子上，頭也不轉，只問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說話，像一尊佛，參透了生死貴賤和榮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老人家還以翦伯贊、馮友蘭為例。說，今后還得讓他們當教授，不懂唯心主義哲學就去問馮友蘭，不懂帝王將相歷史，便去找翦伯贊。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適當照顧。北大軍宣隊在向馮、翦傳達了“最高指示”后，還把翦氏夫婦遷移到燕南園的一幢小樓，獨家居住。他倆住樓上，派了個為他們服務的工人（杜師傅）住樓下。這時，誰都以為翦伯贊被毛澤東解放了。翦伯贊也以為自己獲得了解放。

萬萬想不到：沒過一周，致命之禍降臨到他的頭上。致命之物不是別的，正是翦伯贊長期從事的“統戰”。可以說，他為統戰獻身，統戰讓其送命。事情曲折復雜，核心是關于劉少奇的定案問題。1968年尚未廢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已內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具體罪行之一是曾與蔣介石以及宋子文、陳立夫勾結。三十年代在蔣、劉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于是，他就成為劉少奇專案組所搜取的有關此事的證據，或許還是唯一的證據。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一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氣勢洶洶地直奔燕翦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于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翦所講述的事實真相，巫中予以否認，并說：“這個罪行黨中央已經查明，判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不久將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這件事寫一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16】翦伯贊再次否認那次談判劉少奇有陰謀活動。

最后，巫中說：只給你三天的機會。三天后我再來。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一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

翦伯贊閉口不語。

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你！”

革命一輩子的翦伯贊，從未經受過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卻依舊回答：“我沒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所寫內容是叫他們先回家吃飯，再開車來接自己）。讓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

盡管巫中空手而歸，翦伯贊卻已有輕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澤東說要給他出路，事實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來都是假的，虛的，空的！

絕望之心，生出決絕之念。

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他（她）倆平臥于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蓋一條新棉被。在翦伯贊所著中山裝的左右口袋里，各裝一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一個堅毅頑強的人，就這樣驟然消失。翦伯贊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靈魂潔白如雪。古人云：進不喪己，退不危身。進不失忠，退不失行。——這是一個很高的行為標準和道德規范。絕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贊做到了，以生命為證。

賢淑嬌小的戴淑婉也跟著走了。幾十年來，作為婦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結尾處，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軟莫過溪澗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她以死鳴不平。

翦伯贊的自殺和字條，又像個死結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開，又一直解不開。對此，我請教了許多人。解釋也是各種各樣。翦伯贊的死，是對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國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無聲抗議，更是對眼下這個以暴力為前導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書的“三呼萬歲”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為子女后代著想？是對文革發動者的靠拢，在以死對抗的同時，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種“我死你活”、“我長眠、你萬歲”的暗示性詛咒？我總覺得翦伯贊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鄧拓。他的手書“萬歲”一定有著更為隱蔽和復雜的內容。一天，我拿這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去問陳徒手。研究當代文學的他翻查過大量的“文革”資料。

他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文革”中自殺的標準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將一個史學家的體魄擠壓到標準格式里！

翦伯贊的骨灰拋撇于何處？據說，北大當時的負責人是決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執行人在火葬場填寫的“骨灰處理”一欄中卻寫著“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無人說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骨灰盒里放著三件物品：翦伯贊常年使用的老花鏡，馮玉祥將軍贈送的自來水筆，他與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贊的學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學得不錯的，師生關系也比較密切。“文革”爆發的一刻，此人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反共老手翦伯贊》，旁邊配有漫畫。畫的是翦伯贊抱著一部《金瓶梅》，嘴里流著口水（注——那時，北大一級教授可購買一部《金瓶梅》，翦為一級教授）。官方正式給翦伯贊平反后，此人撰寫長文，題目是《我的恩師翦伯贊》。

逼死兩條人命的巫中，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他大概還活著。

“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須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別是一般疼痛。”這是《牡丹亭·鬧殤》里的杜麗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觸目酸心的詠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讀不厭的古典劇作，尤喜以苦境寫苦情的“鬧殤”一折。湯顯祖筆下的這個美麗少女甘愿付出生命作代價去到陰間，以換取不受強制性社會束縛的行為自由。杜麗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對生活的感受和理解，這其中就包括對像儲安平、傅雷、翦伯贊這樣一些——以生命換取自由的父輩的理解和感受。

前不久，年逾花甲的我，突然發現臉上的那塊記又明顯起來。看到它，自會想起兒時情景。想起翦伯伯搬起我的腦袋“辨認”一番后，嚴肅地說：“記還在，這丫頭是小愚！”

2003年9-11月寫于北京守愚齋

2004年1月改于香港中文大學田家炳樓·4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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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山新村的全名為嘉陵新村半山新村。今屬嘉陵新路，為一化工廠占用，原房已拆除。

【2】翦伯贊（1898-1968）名象時，筆名林宇、林零、商辛、餞肅端、農疇、陳思遺、太史簡，湖南桃源人，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生。維吾爾族。1903年入私塾啟蒙，次年轉入清真小學。1908年入縣立高等小學堂。1910年入常德中學預科。1912年升入常德中學本科，1916年夏畢業，考入北京政法專門學校，月余，轉入武昌商業專門學校。1919年畢業，在母校常德中學任英語教員。1924年夏，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經濟，1925年回國。1926年7月，入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同時參加中國國民黨。1927年1月，以總政治部特派員身份奉命北上，策動山西督軍閻錫山和綏遠督統商震起義。1933年春，在天津意租界，以反政府罪名，被意大利駐天津總領事齊亞諾逮捕，后被驅逐出境。1934年5月，與覃振赴歐美考察司法；12月回國。1937年5月，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與呂振羽等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和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任常任理事，主編《中蘇半月刊》。1939年3月，前往溆浦民國大學任教。1940年2月，離開溆浦赴重慶，人中蘇文化協會總會理事兼《中蘇文化》副主編，又任馮玉祥中國通史教師，曾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聘為政治部名譽委員。1946年5月，與周谷城等組織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與鄧初民等主編出版《大學月刊》，并在大夏大學任教。1947年去香港，任達德學院教授，并與茅盾、侯外廬、千家駒分別主編香港《文匯報》之“史地”、“文藝”、“新思潮”、“經濟”等副刊。1949年1月，至河北石家莊附近之李家莊；3月任代表團代表，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回國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并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黨委委員、副校長，并兼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歷史學會常務理事，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又連續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還兼任《歷史研究》雜志編委，《光明日報》“史學”副刊和《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主編。1968年12月19日凌晨逝世，終年70歲。

著有《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的發展階段之劃分》、《殷代奴隸社會研究之批判》、《莊周哲學之辯證觀》、《中國憲政運動的過去與現在》、《論中國歷史上的內亂與外患之關系》、《關于“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論明代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史綱》、《中國歷史概要》（與人合作）、《中國史綱要》等。

【3】【9】鄧廣銘《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贊》，臺灣《傳記文學》第56卷，第3期。

【4】《常德、桃源淪陷記》一文，重慶《中華論壇》1卷9期。1945年9月15日。

【5】中國民主同盟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聘函

敬啟者，此次政治協商會議，關系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大。本代表團同人忝列末席，自揣學識谫陋，誠恐難荷重任，有負社會期望，因在開會期間，聘請顧問，以便集思廣益，就教專家。素仰先生學界泰斗，熱心國事，擬請担任本代表團顧問。敬希俞允，無任感盼！此

翦伯贊先生中國民主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辦事處元月10日

【6】向達（1900—1966）字覺明，署名方向，湖南溆浦人，1900年生。幼年入家鄉小學，畢業后考入長沙明德中學，中學畢業后考入南京高等師范數理化部，一年后改學文史，轉入高師文史部。1923年高師畢業后，入東南大學習歷史。1924年畢業后，考入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臨時編輯，旋任英文見習編輯、編輯。1930年任北京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1933年任北京大學講師。1935年赴英國，初在牛津大學圖書館任交換館員；后在大不列顛博物館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國文書。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館、圖書館中，對流出國外之我國珍貴史料進行抄錄和照相。1938年秋，回國赴湖南，應浙江大學史地系之聘赴廣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并整理從國外抄錄之大量資料。1939年被北京大學文科所聘為中西交通史導師。1941年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約，赴河西敦煌，考察莫高窟。1943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再次赴河西敦煌，考察壁畫藝術。抗戰勝利后回北平，任北京大學教授。1948年底，參加北大護校委員會，并接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大校務委員會常委，《歷史研究》和《考古學報》編委，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1966年11月20日逝世，終年66歲。著有《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方之影響》、《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代開元前后長安之胡化》、《中西交通史》、《敦煌學導論》、《鄭和航海圖》等。

【7】鄭天挺（1899——1981）原名慶。字毅生，福建長樂人。1899年生于北京，1907年入北京閩學堂。1908年改入江蘇學堂。1909年入閩學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順天高等學堂中學部一年級；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1916年退學離校，入北京大學補習班。1917年考入中國公學大學部，后又改以鄭天挺之名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1920年畢業，任北京政府經濟調查局編輯科科員。同年應聘廈門大學國文教授。1921年夏辭職回京，任《京話日報》編輯；秋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1922年夏，加入北大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明清檔案整理工作；9月任為法權討論會秘書上辦事；同年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又至北京政法大學、市立一中、春明公學、私立華北大學、勵群學院兼課。1926年4月返北大任教。1927年7月至杭州，任浙江民政廳秘書；8月辭職；9月回到北京。1928年3月任浙江禁煙局秘書；8月至杭州，任浙大秘書兼文理學院文科講師，又在浙江省立高中、浙江自治專科學校兼課。1930年1月，為第二次全國民教育育會議籌備委員；二月，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兼預科國文講師。1933年冬，為北大秘書長，后兼中文系副教授。1936年又至歷史系兼課，并兼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37年夏，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38年3月赴昆明；5月被派至蒙自籌設西南聯大分校，負責蒙自北大辦事處，并在歷史社會系教課；9月隨校返回昆明。1939年5月，任北大研究所副所長。6月任北大文科明清史工作室主任。1940年2月，任西南聯大總務長。1945年9月奉命赴北平籌辦開學事宜，并兼平津區教育部復員輔導委員會委員；11月返北京，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二分班主任兼代總務長。1946年7月，兼北大秘書長；冬，任北大史學系代系主任，后兼史學系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整理室主任。1949年1月后，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并指派為常務委員會書記，仍兼史學系系主任、秘書長。1950年5月，免去北大秘書長職務。1952年，院系調整，被調至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兼中國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4月，任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委員會歷史教材編審組副組長，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1963年3月，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4年10月，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副主席。1978年任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10月，重任南開大學副校長；同年任《中國歷史大詞典》主編。1980年，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5月，任中國史學會執行主席；同年，免去其副校長職務，11月聘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12月20日在天津逝世。終年82歲。著有《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滿洲人入關前后幾種禮俗之變遷》、《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清代皇氏之氏族與血統》、《宋景詩起義史實初探》、《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等。

【8】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圣心，浙江杭縣（今余杭）人，1886年12月9日生于直隸內邱縣。8歲母親病故。1904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11年回國。1912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任內務部秘書。1914年1月在上海創辦《正誼》雜志，4月在北京創辦《中華雜志》。1915年在上海創辦《新中華》。1916年初識梁啟超，積極參加反袁（世凱）斗爭。1917年接替張君勱主持上海《時事新報》。1919年在上海創辦《解放與改造》（后易名《改造》）雜志。1920年，與梁啟超組織共學社。1921年主持中國公學。19927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并主編《唯物辨證法論戰》。1930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請，北上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1年與張君勱等人籌備發起“再生社”。1932年創辦。國家社會黨機關刊物《再生》。1933年宣布成立國社黨，任中央常委。1934年12月與張君邁在廣州出版學海書院，任院長。后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1935年在北平出版《文哲月刊》。1936年發表文章，響應中共《八一宣言》，1938年到武漢參加國民參政會。1940年12月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與中共秘密合作，組織燕京大學學生赴解放區。12月因抗日罪名被日本憲兵逮捕。1942年保釋。1944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并被選為中央常委。1945年籌建民盟華北總支部。創辦《正報》，11月底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1947年當選為民盟中央常委兼秘書長，華北總支部主任委員。1949年1月參加北平和談，9月參加新政協會議，當選為這樣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2月當選為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1952年參加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12月被民盟中央開除盟籍，辭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職務。1958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調到中央文史館。1968年1月，與長子張宗炳一起被捕。1973年6月病逝于北京第六醫院。享年86歲。著有《科學與哲學》《人生觀ABC》《道德哲學》《認識論》《價值哲學》《知識與文化》《理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現代倫理學》等。

【10】雷海宗（1907——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1907年生。1922年畢業于清華學校高等科。后赴美國留學，入芝加哥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后入該校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52年任天津南開大學教授。1962年病逝。終年55歲。著有《中國通史》、《中國的家族制度》、《世界上古史交流講義》等。

【11】榮孟源（1913——1985）歷史學家。直隸寧津（今屬山東）人。中國大學肄業。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曾任八路軍總兵站衛生部股長，延安行政學院教員，北方大學、華北大學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蔣家王朝》、《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略》、《中國近代史歷表》、《歷史筆記》。

【12】【13】【14】許冠三及所著《新史學九十年》之第十四章“翦伯贊：研究歷史須從實際出發”（岳麓出版社出版）。

【15】齊世榮《憶一代名師雷海宗》，《縱橫》雜志2003年第1期。

【16】《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是中共八屆擴大的12中全會批準的，劉案已經結束，時在1968年10月。巫中至11月下旬和12月，又為劉案對翦逼供，值得懷疑。”——摘自張傳璽著《翦伯贊傳》第50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網載 2015-05-23 23: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