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覆亡的或然與必然：平靜表層下暗涌著“革命”潮流

簡體傳統

本文摘自《1911，革命與宿命》，赫連勃勃大王著，九州出版社，2011.3

　　1911 年，清朝即將滅亡的那一年，在中國的政治心臟北京，從表面上看，卻顯得格外的平靜、安謐，充滿了進步、現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時任《泰晤士報》記者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僅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和不安，反而處處顯示著歡快、悠閑，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發現這個城市正在變樣。到處都在鋪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點上了電燈，街道也用電燈照明，電話通暢，郵局每天投遞八次信件。巡警簡直叫人贊揚不盡，這是一支待遇優厚、裝備精良、紀律嚴明的隊伍……自來水供應良好，我敢斷定，不需要多久，我們就能乘上電車……老百姓的物質生活正在日趨豐富，這是不成問題的。再沒有比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國無論走到哪里，都會有財富增長的跡象映入眼簾……興修鐵路正取得真正的進展……無論哪里修筑起一條鐵路，那鐵路穿過的省份就會得到難以置信的好處。”（莫里循致伊迪絲．布雷克函）

　　大時代暴風驟雨的劇變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譎云詭地給人以無邊的假象。這個國家看似平靜的表層下面，涌動著一股強大的、不可逆轉的潮流：

　　革命！

　　這種騰騰不息的、蠢蠢欲動的、隱含殺氣的巨大歷史轉折，并非在一天之內忽然形成，而是一個沉默的、漸進的、越來越快的過程，是一種由不起眼的量變到耀眼引爆的質變的過程。龍旗之下，那些看似順民的、腦后拖著一根辮子的大清國子民，包括社會各個階層，雖然貧富有別，階級各異，但幾乎所有人對清政權都喪失了微小的

　　期待。即使統治階級內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數成員，都對這個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貳意，他們懷著某種夾雜憂慮的幸災樂禍的惡意，心情復雜地觀望、甚至是企盼“那個時刻”的到來。

　　失望、憤怒、恐懼、痛苦、憎恨，人民對現實的普遍不滿，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種群體麻木的常態。

　　在北京，1911 年的夏天，清涼的微風似乎讓攝政王載灃的團隊躊躇滿志：威權赫赫的袁世凱，已經被下旨回籍“養病”；革命黨人的“3 ． 29 ”廣州起義被槍炮鎮壓下去，幸存的黨人意氣頹唐；第四次“國會請愿”煙消云散，立憲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諮議局空發牢騷；軍隊中的“士官生”被有條不紊地安插到新軍各個層級“摻沙子”，雖然遭到北洋軍人的頑強抵拒，但時間和權力會消融任何阻撓——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權是那么煥然一新，那樣固若金湯，國內幾乎沒有能與攝政王集團相抗衡的政治勢力。

　　但是，清朝，這個垂垂老矣的政權，腐朽已經發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軀體遍布危機，華麗帝國的遮羞布下，滿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 年鴉片戰爭失敗以來，清政府負屈忍辱，駕駛著這艘百孔千瘡的“大清號”，戰戰兢兢地駛向莫知的未來。在維持每況愈下的勉強統治同時，西方列強，一手攬大炮，一手持“商品”，視中國如待宰之肉，紛紛前來割切。這些外洋強盜，細大不捐，巧取豪奪。被洋人們打得鼻青臉腫之余，清朝高層仍舊以“天朝”上國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試圖用“羈縻”（送錢送地）的方法對付這些東西“蠻夷”。屋漏偏遭連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國”所造成的巨大內亂，最終使得老大帝國招來窩心一劍，捅得它氣息奄奄。

　　內憂外患交劇的情勢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變，上下同心，或許能使這艘老舊的巨輪安全靠岸。然而，帝國的運氣太壞。牝雞司晨掌國綱，陰毒老邁的慈禧太后，不僅僅是帝國的政治符號，她還是真正的決策人物。而這位太后繡金鳳袍的陰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務運動”，變器不變道而已。清朝一時的船堅炮利，皆成電光泡影。鐵艦與鋼炮未及使得洋務派們躊躇滿志幾天，甲午戰爭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飽滿的希望，隨著北洋艦隊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滿大人”們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勞！悲懣之余，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高喊：“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強烈呼吁改革。但是政體改革，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談何容易！手無寸柄的光緒皇帝，書生氣的維新大臣，赤手空拳想與老邁而陰奸的慈禧及其羽翼爭斗，鋌而走險之際，勝負已判。固然譚嗣同臨死一呼“我自橫刀向天笑”，熱血汩汩聲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無奈與凄惶。

　　再后，由于誤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還政于光緒帝的謠言，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興昏庸無智猖狂之計，唆使義和團排洋。陰暗的動機，倉促的行動，招致的是駭人的結果——八國聯軍的馬蹄和炮火，不僅僅使得這位大腳太后倉惶逃離紫禁城，隨后，中國社會的各種危機，在洋人的槍炮聲中，也以駭人聽聞的速度進一步加深，進而使得清廷在民間的威信掃地無遺。

隨之而來《辛丑條約》的簽訂，更使中國四億國人要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輕率唐突買單——近十萬萬兩的巨額賠款，壓得四萬萬中國人喘不過氣來。（本來是四億五千萬兩，因為清政府當時無力償付，要分39 年還清，申算為債款九億八千二百萬兩。從1901 年起，中國每年要攤付給列強二千八百余萬兩。）

　　國勢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紛紛思起，革命風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御史葉芾棠的奏折所講：“士為四民之首，近已絕無生路。農、工終歲勤勤，難謀一飽。商賈資本缺乏，揭借者多，獲利維艱，倒閉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無業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會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樣，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清朝年青的王公載澤哀嘆：“海濱洋界，會黨縱橫，甚者倡為革命之說，顧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則曰‘政體專務壓制，官皆民賊，吏皆貪人’，民為魚肉，無以聊生，故從之者眾！”

　　近百年的歲月已恍如云煙，如果我們今天以一種客觀的“現場感”縱觀歷史的細節，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革命，其實并非那個時代當然無二的必然選擇。在清王朝最后慘淡經營的十年中，確實閃現過許多機會，甚至包括一個最大的機會——君主立憲。這種政體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統治階級讓出部分公民權力的前提下，有極大可能會軟化國內大眾改朝換代的決心，說不定可以驅散革命的風潮，挽狂瀾于既倒。如果能夠抓住機會，清廷或許像日本那樣，很有可能在這個東亞最大的國家保持住更廣泛的歷史連續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層內部，沒人能抓住那幾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們大多數人只是粉飾涂抹，真戲假作。而且，清朝在對外戰爭中的巨大挫敗，沒能激使本身變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沒能使老大帝國一蹴成為成熟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結果，滿族高層在他們自身覺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讓步”的時候，國內人民心中卻充滿了輕蔑。

　　面對清政府頌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中十四項“君上大權”第一條內容：“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國內外的目光靜默地審視著這樣的字樣，觀察著王公貴族們忙活終日的“結果”，換來的，僅僅是革命黨人和普通民眾這樣的評價：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騙！

　　坐待，等來的只有革命。沒等政治裱糊匠們和油漆工們在大清國舊機器上涂抹粉飾新的油彩，就在滿大人們磨磨蹭蹭之際，武昌的槍聲脆然一響，260 多年的大清龍旗，應聲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是傳統的力量仍然強大。新政權不可能掃清一切，不可能改變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實是某種“修改”而已——“皇帝”，不過是變成了“總統”。最終，民國自身，無可奈何地又被納入舊的統治形式中去。

　　這種換湯不換藥的革命，遠遠遜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憲政改革。

　　短跑的革命，換來的是馬拉松式的內戰和長期的混亂。

　　所有的權力運作者，包括革命者，當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預言家，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犯下錯誤。而那些錯誤，會激起巨大的漣漪，且導致新的后果，并在歷史夾縫中繁衍出新的、荒誕的、讓人驚詫的枝杈。

　　讓人無限嘆惋的是，歷史沒有給中國機會，激進的革命者也無視這種歷史機會。政治革命很容易去“開創”，但難以對國內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翹首企盼的苦澀，將會在辛亥革命槍響后，長久縈繞于我們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