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毅：李澤厚：寂寞思想者

簡體傳統

李澤厚習慣在下午3點后接待來訪的客人。有了足夠的休息，他會更有精力應答。他20多歲開始失眠，現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藥，“一共吃過11種，知道每種藥的藥性”。
他喜歡別人提新問題，喜歡說沒說過的話。一些問題拋過去，他會說：“這個問題我已經說過。”從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們有過好幾次長談。
冬天的一次談話，屋里暖氣充足，但李澤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褲，再加羽絨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將年滿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隱于繁華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從美國回來，住上一段時間。從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門、美術館。“你看，我坐在這兒，就能看到美術館里有什么展覽。”李澤厚坐在書房里，拿著望遠鏡說。雪后北京萬物蕭瑟，但仍微微泛著午后的光澤。
50多平米的屋子頗具令人賞心悅目的整飭之美。李澤厚說，這都是太太的功勞。李太太說她很少進李的書房，也不看書房里的書，“他寫什么我都知道了。”
書架上有個相框，貼著“超女”、蔣雯麗、章子怡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國，李澤厚還看了“超女”的比賽。他喜歡周筆暢，問：“她現在怎么樣？”
書房里的書已經不多，大多已送給岳麓書院，一部分送給別人，少部分帶到美國，但有套《清史稿》很顯眼。李澤厚祖上姓王，“李”為賜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師提督，在《清史稿》有傳。李澤厚說，“相當于現在的艦隊司令之類，我不大重視。跟我兒子沒講過，弟弟妹妹也都是這幾年才知道的。毛澤東時代這是不能講的。”
李澤厚給我看他父親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讓他臨習毛筆字用的。這么多年他保存著許多長輩之物。他深愛著自己的家庭，那是決定他一生經歷的起點。

小康陷入困頓，師范考到北大

父親寫這幅字時35歲，3年后他就去世了，這時李澤厚12歲。“祖父有很多錢很多地，到我父親就什么都沒了。他是郵局高級職員，自己奮斗，一個月有200多銀元。我保留著一個賬本，我們家花錢很大方，到月底沒剩什么錢。我很小就吃過巧克力、烤鴨什么的。父親一死，什么都沒了。”
他由此看清諸多勢利眼。他喜歡魯迅，因為對后者一些相似經歷（魯迅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這樣對自己也有好處，對世界的看法比較理性，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母親靠做農村小學教師勉強送李澤厚和弟弟上學。有人對她說，等你兒子長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問耕耘，不求收獲。
幾年之后母親也去世了。讓李澤厚愧疚的是，當時他不在母親身邊，等他趕過去，母親已經入土了。“到現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過去好多年了還是那么地痛。” 他進入了最困苦的時刻，失學失業。他說，決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個時期。
由于貧困，李澤厚雖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卻是湖南第一師范（毛澤東的母校），因為師范免交學費，且有補助。他還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偷偷閱讀相關書籍，并冒死送過信，由于和聯絡人失去聯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觸馬克思主義是自己選擇的。當時國民黨的書店各種各樣的書都有。”
師范學校規定畢業后需當兩年小學老師才給文憑，許多同班同學就此當了一輩子老師。李澤厚卻考上了北大哲學系。當時他自然科學的成績更為突出，許多人為他沒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這一選擇大抵是因為他在12歲時遭遇的精神危機：那次他因想到人終有一死惶惑不已，廢書曠課數日，“想著為什么而活”。
因為買不起火車票，他一度想去賣血，但身體不行，最后去學校報到遲了一個月。在北大，李澤厚從來不買牙膏，用鹽刷牙，每個月3塊錢的補助攢下來資助正在上中學、父母雙亡的堂妹。他也買不起筆記本，只能買活頁紙。見到別人吃個煎雞蛋就羨慕得不得了。而且他還患上了肺結核。這讓他減少了活動時間，卻意外地增加了讀書及寫作的時間。
當時全國各大學哲學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學名師，像馮友蘭等都在當“運動員”。李澤厚只好整天在圖書館看書自學。“我認為導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時間、書籍和不斷從方法上總結經驗教訓。”
北大哲學系老師任繼愈給了他一些照顧，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聯系的老師。任先生去世時，李澤厚為錯過之前一次探望機會深感遺憾。當時他在美國接受我越洋電話采訪說了句：“和國內聯系的一條線斷了。”

地震棚里寫完康德述評

從北大畢業后，李澤厚進入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當時叫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證編號是：哲字01號。他隨即參與了美學大討論“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論戰對手是已經聲名顯赫的朱光潛、蔡儀等人。
“我反對美在自然、與人無關的論點；也反對將美等同美感，只與人的心理活動、社會意識相關的論點。我主張用馬克思‘自然的人化’觀點來解釋美的問題，認為人類的實踐才是美的根源，內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這是李澤厚的觀點。
此次論爭使他名聲大振，開創了中國美學的一大派別：實踐美學，此時他才20多歲。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紀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事幾乎再未發生。1950年代，他發表了兩篇長文。“當時是1000字15塊錢，兩篇加起來剛好1000元。一篇發在《哲學研究》，一篇發在《歷史研究》。”
成名并沒有馬上給他帶來好處，既沒提薪提級，也沒分配住房，還是擠3人共住的集體宿舍。后來結了婚，“當了愛人20多年家屬”（住在愛人單位的宿舍，愛人是煤炭文工團“搞舞蹈的”）。
但他的經濟狀況大為改善，有一個很短的時期，對錢有一種報復心理，收到稿費就花，以至于有個朋友說他“揮金如土”。
因為年紀和名氣“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講，剛一走上講臺下面就響起一陣“好年輕啊”的竊語。有一次講完散場，人都快走空了，還有4個女生在那里發呆。等他走過去，她們卻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來一樣。這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李澤厚嶄露頭角不久，來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劉再復考入了廈門大學中文系。“當時李澤厚已經是年輕美學專家了，我在大學里就讀他的書，沒想到后來亦師亦友，更沒想到歷史把我們都拋到了落基山下。”從美國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劉再復說。
“反右”來臨之時，李澤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畫，躲過一劫。
他們這些人，最好的時光都在下放勞動（他經歷了兩次下放兩次“四清”），就像當時《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的標題：《哲學工作者到農村去滾一身泥巴》。1958年大躍進時，整天都是在干體力活，有時還要搞“夜戰”。凌晨兩三點起來，走到地里，鋪上一張油布，睡到天亮就起來干活。這令李澤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嘆，他最好的20年就這樣過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經常上午開批斗會、學習會，下午一個人到地壇公園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問題。
和社科院的許多人一樣，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陽的五七干校勞動。他身體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殘組”。當時他把自己最喜歡、認為最值得讀的書都帶去了，但在干校只準讀《毛選》，連看馬列也要挨批評。就像1949年前偷讀馬列書籍一樣，李澤厚在《毛選》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細閱讀并記了相當篇幅的筆記。此時知識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澤厚覺得那是浪費時間，他相信江青垮臺只是時間的問題。從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當初的筆記開始撰寫關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簡陋的地震棚里，李澤厚完成了《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因為他從來不講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報課題，書出版之后，哲學所的人都吃了一驚。《批判哲學的批判》首印達3萬冊，是當時賣得最好的哲學書。

奇怪的考題，豪爽的老師

1978年后，掙脫“文革”禁欲主義的中國人，開始面對牛仔褲、蛤蟆鏡、口紅的誘惑，他們需要對自己欲望沖動的理論支持。美學在此時成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們在對美的認識、追求過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價值。
蟄伏多年，李澤厚的哲學、美學、思想史著作相繼出版，兼具思想與文字之美的嚴肅學術著作竟賣出了數十萬冊，創下一個紀錄，讓他獲得了那個年代一個學者能獲得的最高聲譽。各行各業爭讀李澤厚，他被邀請到各種場所去講美學，可以用沈瓚評價李贄的話形容這情景：“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后學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為李澤厚的學生。雖然他并不很想帶學生，但哲學所的領導多次找他談話，只好答應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趙士林在碩士畢業后，準備報考李澤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氣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會殺你。”
許多考生拿到試卷之后懵了。“他招的專業是中國美學史，考的題是西方哲學史，一道中國美學史的題都沒出，沒人像他這樣出題的！我只得了20幾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對來說，我是不錯的了。”趙士林回憶。
李澤厚有兩個招生名額，最后只招了趙士林，他成了李澤厚第一個博士生。現在已經是中央民族大學博導的趙士林回想當初，覺得李澤厚那樣出題是有道理的：“做關于中國的學問，不懂西方，沒有比較的視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碩士生的考試同樣熱鬧。1985年，24歲的趙汀陽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報考了李澤厚的研究生。他就是沖著李澤厚這個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澤厚是中國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學者。那時候著名學者就沒幾個，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創見最多的。中國80年代的學術對將來有什么樣的意義和影響，李澤厚就有什么樣的意義和影響，這兩者是同構的。”
到考場后，趙汀陽發現，整個教室60人全都是報考李澤厚研究生的。“聽說別的教室還有，這只是一個考點，全國還有很多考點。”
拿到試卷，趙汀陽吃了一驚：“他規定答每道題不許超過500字，超過了倒扣分。”
成為李澤厚的學生之后，趙汀陽問他為什么這么規定。“李澤厚說，500字還說不清楚，證明這個人腦子糊涂之極。他是考學生的腦子是不是足夠清楚。”
趙汀陽跟李澤厚商量說，其實自己想做的是哲學，而不是美學。李澤厚說，那就更好了。“他要我們獨立思考，而不是簡單追隨他的思路，這種態度非常了不起。”
趙士林說，“他對學生既嚴厲又寬松。我的一些想法他聽了以后毫不客氣地否決，但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他說，你的論文，爬著寫、走著寫、滾著寫、躺著寫，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們都清楚地記得，李澤厚寫文章都是自己動手，從來沒有讓學生幫他查過任何一條材料。“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規范，我也不讓學生幫忙查資料的。現在很多老師的活讓學生干了，與抄襲無異。”趙汀陽說。
在學生們的印象中，李澤厚是個很好玩的人。“他年齡比我們大，但說話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騎馬。人也很豪爽，有時他可能找二三十個人一起吃飯，都是他來埋單。”有一次李澤厚回國，向趙汀陽提出要去蹦極。“我們打電話去問，讓人堵回來了，以為我們是神經病，那時他都已經70歲了。”

《告別革命》不是要討好誰

1988年，法國國際哲學院無記名投票，選舉3位當代杰出哲學家，李澤厚當選。當時已經是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得知消息后很高興，但他沒在任何報刊上看到報道。于是他請香港《文匯報》的記者幫忙，登了一則通訊。
1989年，劉再復去了美國。3年之后，李澤厚也去了美國。如今兩人都居住在科羅拉多州的博爾德。“那里空氣陽光好，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熱，養老很不錯。”
兩家之間的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鐘。兩人經常一起散步，每個星期還一起去游一次泳，許多問題就在這樣的時候討論出來了。“你一定要給李澤厚提問題，特別是不同意見，那他的話就來了。如果你不提問題，他的話很少。”劉再復說。
1995年，兩人的談話錄整理成了《告別革命》一書，在香港出版后引發了廣泛爭議。李澤厚曾經是革命的積極支持者，“文革”中期之后開始“告別革命”。“我對《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話‘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和階級斗爭哲學產生了懷疑。階級斗爭和革命在某些時候某些情況也的確是重要甚至主要的歷史合理演員，但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了。在日常社會生活和長期歷史進程中，階級合作和協調是更為顯著的方面。”
在香港，劉再復跟我談起《告別革命》：“《告別革命》是非常溫和的一本書，我們主張重新認識中國革命歷史。世界上有3種哲學：一種是斗爭哲學，你死我活；另一種是和諧哲學，你活我也活；第3種是死亡哲學，你死我也死。‘告別革命’的意思是告別斗爭哲學和死亡哲學，我們選擇和諧哲學。
“一個吃掉另一個是單向思維，雙向思維是對話，而且要平等對話、協商。世界上沒有什么問題不可以協商解決，要有這信念。經濟上的完全平等是個烏托邦，差別永遠存在，是用暴力還是協商解決？我們認為要用階級調和取代階級斗爭。這樣是不是好可以討論，但不要一下子就給我們扣一頂帽子。我們只是希望人類社會能夠和平，越來越美好。
“《告別革命》里有一個主題：歷史的發展是悲劇性的，是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歷史主義講發展，改革開放把潘多拉魔盒打開，欲望成了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是對的，但欲望向前發展會有代價，我們的倫理受到破壞，所以這時候我們應該注意到，在一定時期把歷史主義放在優先的地位，同時要把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完全沒損失是不可能的，歷史是悲劇性前進的。我們就是講這么一些道理，有人說我們這是兩邊不討好。接受也罷不接受也罷，我們不是要討好誰。”
“除了《告別革命》，我們還有一本《返回古典》，一直沒時間整理。李澤厚年紀較大，不能讓他整理吧。”劉再復笑著說。
劉再復給我講了好些李澤厚的軼事。其中一次他和李澤厚、吳忠超（霍金學生，《時間簡史》譯者）開車去山里玩。去的時候李澤厚把車開得飛快，劉再復調侃：“澤厚兄的海德格爾激情上來了，不怕死！”游玩之后下山，山路險峻，都是懸崖，李澤厚開車的速度降到了5邁，結果造成了堵車，山下的警察警告了他們。
劉再復評價此事：在生命的情感層面上，本是需要海德格爾激情的，而一旦激情上升到懸崖邊上，則需要一點波普爾了。

我已經比想象中活得更長了

趙士林反復強調的是：李澤厚是在難以出現思想家的時代出現的思想家。另外，李澤厚沒有過時。41歲的經理人鄧德隆一定支持這樣的觀點。
1987年，鄧德隆18歲，在湖南攸縣讀師范學校。此時李澤厚的影響力如日中天，但身處小縣城的他并沒有感覺到，“現在想來是很大的損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澤厚迷。“他抄李澤厚的書，《美的歷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給我推薦，我沒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歡讀書的人。”校友就強送了兩本李澤厚的書給他，一本《論語今讀》一本《世紀新夢》。有一次他坐火車，打開翻讀，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讀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澤厚的書。這是2002年的事。
鄧德隆把這些理論用到生意場上。2005年，他給遠在美國的李澤厚寫了一封信。讓他意外的是李澤厚很快給他打了電話。“我的書對他做生意做人有幫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內容記得比我還清楚。”有這樣的讀者，李澤厚非常高興。
此后李澤厚每次回國，鄧德隆都要找機會跟他見面。“我們會吃一頓冗長的午餐，從10點半吃到下午兩三點，聊天聊地，曬著斜陽。其實這是生命最大的享受，這就是生命的情本體，最值得珍惜。”
鄧德隆現在又推薦別人看劉再復的《李澤厚美學概論》。這本書在2009年12月出版。劉再復在書中稱李澤厚為“中國現代美學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澤厚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學體系的哲學家。我認為對李澤厚這一套哲學體系，我們國內還沒有充分認識。”
劉再復用這句話概括李澤厚的學術精神：走自己的路。
在自己的路上，李澤厚構建了一整套話語譜系：“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巫史傳統”、“儒道互補”、“儒法互用”、“兩種道德”、“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結構”、“西體中用”、“積淀”、“主體性實踐”、“度作為第一范疇”、“情本體”、“新感性”、“內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這個“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統令人不得不驚嘆于他原創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筆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廳，李澤厚說他把《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定為封筆之作：“我垂垂老矣，對自己的未來很不樂觀，但對中國和人類的未來比較樂觀。這可能與我的歷史本體論哲學仍然保留著某種被認為過時了的從康德到馬克思的啟蒙精神，以及中國傳統的樂觀精神有關系，盡管在今天的中國可能很不時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劉再復說，“李澤厚非常逗，他在房間里擺個骷髏來面對死亡。5年前他對我說，我有一個死亡的假設：假設我已經死了，這樣我就可以更從容地對待人生。每次他都會說，他已經比想象中活得更長了。”
長談幾個小時后，李澤厚的語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靜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陽開始收斂光芒。客廳的墻上掛著馮友蘭先生當年送給他的一副對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日讀史柔日讀經。”那時李澤厚還很年輕呢。
李澤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國。這個冬天格外漫長，5個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電話時，春天才剛剛醒來。回到李澤厚12歲時的那個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爛漫，他卻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這一切還有什么意義呢？
這樣的困惑曾經纏繞著他。如今，他的答案是：為人類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