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誰欠了他們的人生

簡體傳統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所謂了解，就是知道對方心靈最深的地方的痛處，痛在哪里。——龍應臺

口述：龍應臺采訪：本報記者：朱強夏辰

一、爸爸，把鑰匙交給我

寫這本書，做這個題目，當然，總是從個人開始———我自己的父親是2004年過世的。懷念他的時候，我常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把他的汽車鑰匙沒收了。

我父親是湖南衡山一個山溝溝里長大的孩子，他到了老年，還是很喜歡游山玩水。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80歲的時候，他還喜歡自己開著車，帶著我的母親在臺灣環島到處走。問題是，80歲之后，他開車就有一個現象出現了:他的車常撞人，出車禍。他就開得特別小心———特別小心的結果是別人會撞他。所以有一次他又撞人出車禍，在緊急剎車的時候，我的母親因為強烈的撞擊，手也斷了。

我們兄弟姐妹就開家庭會議，說怎么辦，如果有一天，真的發生非常嚴重的車禍，是不是就已經太遲了?他們的結論是:“應臺，你去處理。”我的處理方式其實蠻簡單的，我就坐到我父親的對面，我們倆坐到沙發上，我跟他說:“爸爸，你把鑰匙交給我。”他對他兒子的話不太聽，但是對他的獨生女的話是聽的，他就像一頭小綿羊一樣，把汽車鑰匙交給我了。我放在一個信封里頭，拿著就走了。

我當時的邏輯是:我們付錢讓你叫出租車，任何時候，你要到任何地方去游玩，叫車就是了。可是事后想起來，自從我沒收了他的汽車鑰匙，他就不再出門。也是多年之后回頭去想，我才知道，我們去沒收他鑰匙的那個動作看起來很簡單，而且非常合理，但是事實上，我們對于他這一代人的生活習慣、他們對于金錢的使用、他們人生價值的輕重緩急，有非常大的不理解。

回想這一件事情，讓我體會到自己這一代人對于上一代的傲慢，我們對于他們不認識、不知道，而自以為是。

二、你父母的來龍去脈

最早想要寫“一九四九”是在1999年。一九四九，對歐洲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年代。東德和西德也是在四九年分裂為兩個國家，引起大難民潮。

可是思考這個議題的時候，我到了臺北市政府工作，所以一放就放了十年。

十年之中，父親過世，母親失憶，使得我更感覺到時間的急迫。人總是到了四十歲之后才開始去想，你父母的來龍去脈是什么?他們走過的時代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對整個我的父執輩這一代人有一個新的認識。同時看到了這一整代人的凋零，想說再等就來不及了，我是不是可能用一個文學的方式，對這一整代已經剩下不多的人，做一個致敬跟告別。

三、錯誤的鄉音

小的時候，我們住在臺灣南部鄉下，大家都講閩南語，但自己的父親會講一種大家都聽不懂的話。我還記得，他接到一通電話，他起碼講了半小時，很努力地講，講完了之后我問他說誰打電話來的，他說:“打錯了。”打錯了怎么可以講半個小時?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話嘛。所以花了很長的時間，他去了解對方說什么、對方想講什么。后來把父親的骨灰送回湖南，聽到司儀念祭文，就是用父親的鄉音念。我才知道說，他這一生都被時代錯置了，一個人的命運整個都被錯置了。他講一口湖南話，鄉音，本來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人生下來的權利。可是，他不由自主地被時代丟在另一個地方，到那個地方之后，他講的滿口鄉音就變成一個錯置的身份，變成一個“錯誤”。他從此以后就不能用自己的鄉音發表演講、用自己的鄉音念詩來感動別人，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來說服敵人。本來鄉音是他通行無阻的護照，現在反而變成一種“疾病”的象征，是一個標簽──話講得不好、話講得不通。我們作為他最親密的人，也要到最后，到人家去念他祭文的時候，才懂得。

5月30日，龙应台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的父亲有十三个结拜兄弟，一起学开飞机，参加抗战，其中有好几个人在空战中牺牲了，他们的墓就在黄花岗陵园，她是来找这个墓的（南方周末记者麦圈/图）

四、采訪自己的長輩

一個社會缺乏歷史感的時候，你會對你身邊的人漠視、不認識，因而不珍惜。你對你父母、祖父母輩的歷史沒有興趣，因為自己的無知。因為無知，所以不知道珍惜。等到你稍微有一點了解的時候，生命的結構就剛好是他走的時候。

我鼓勵所有的年輕人，趕緊拿個小小的攝影錄音機，認真地去采訪自己的長輩，去做他們的口述歷史。因為，從個人的小歷史中你可以看見真實的大歷史，年輕人認真傾聽身邊的人說，很可能發現，長輩們所親身經歷的，和課本里頭所教的，國家希望你知道的，竟然差距有那么大。

五、我沒有“立場”嗎?

你可以說我沒有價值觀的“表達”，比如說，我不想對內戰中的共產黨或國民黨做任何評斷，甚至對二戰中的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對正義或不正義，做價值裁判──很多讀者其實對這會不太習慣。但是，你說，我沒有“立場”嗎?沒有你說的某種“價值觀關懷”嗎?那當然有。一萬個故事可以說，我挑選什么故事進來，放棄什么故事，我從哪個角度去敘述一個故事，那不可能沒有觀點，對吧?再比如說，一般人對1949的認知里，立即的聯想會是蔣介石、毛澤東、宋子文等等人物，而這些人物在我的敘述里偏偏都不重要，我選擇了“庶民”作為主角──那不已經是一種觀點的表達了?差別只在于，我的觀點由故事自己去承担罷了。至少我這么想，有沒有做到，做得夠不夠好，就是另一回事了。

六、1945和1949

不熟悉臺灣史和臺灣現況的人，可能會很驚訝為什么寫1949的書，會有那么重的1945的著墨。我自己起初也以為書的范疇會是1949這一年，但是，當我在思索美君和槐生，也就是我的父母親，從海南島踏上高雄港的那一刻時，我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島上原有600萬人，在日本人統治下生活了足足半個世紀，甚至站在日本那一方去打仗；他們突然看見兩百萬中國大陸的軍隊和難民一夕之間涌入，心中的撞擊震撼一定是巨大的。如果不去弄清楚這600萬人的歷史情感是什么，我如何能真正知道美君和槐生這兩百萬大陸人面對了什么呢?這么一想，慢慢就發現，1949和1945有那樣血肉相連的內在關系。

七、把集體的機器拆開來

流離遷徙是戰爭造成的結果，它里頭還有國家或集體這個機器，戰爭是國家或集體機器決定的，大部分的人熱血奔騰投入其中，是不會去冷靜地思索、追問“何以致之”這個根底問題的。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后，由于權力主導歷史詮釋，人們也往往沒有機會去追究，戰爭為個人真正帶來了什么，為民族又真正創造了什么。

我不認為這是一本“反戰”的書。我只想把各種集體的機器拆解開來──不管是什么機器、不管是誰的機器、甚至不管是“正義”還是“不正義”的機器，我只想把它打開來，讓讀者看見里頭孤伶伶的個人。讀者看見了個人在集體中的處境，對戰爭與和平要下什么樣的結論，那是讀者的事。

書中有個日本兵的日記。他在白天是那個侵略機器的一個螺絲釘，晚上在熱帶叢林的帳篷里，他寫詩──他懷疑戰爭、他思念情人、他痛苦、他想回家。

我不想在這本書里討論價值，那樣的討論在我從前的著作里不少，但是“大江大海”只想呈現，不想討論。柏林圍墻崩塌之前，守墻的東德士兵對逃亡的人民射殺，后來這些士兵都面臨法庭審判──是國家集體的罪，還是士兵個人的罪?

死在戰場、只留下一本日記的年輕日本兵，他應該為那個侵略機器負多大的責任?在日本殖民的臺灣長大，被皇民思想灌輸，光榮入伍的臺灣兵，戰爭一結束就成為國際戰犯判了絞刑──他的個人意志的自由有多少?他的絞刑是正義還是不正義?

書里頭有兩個臺灣原住民，他們被國軍“騙”上戰場打解放軍，一被俘虜，換個帽子就變成解放軍，回頭打國軍。五十年之后才回到家鄉。請問，誰又欠了他們的人生呢?

如果暫時拋開意識型態、政治角力、權力斗爭的種種制約，如果我們能夠把歷史落在最根本的“人的生存意義”的本質上去看，很多解釋，會不會很不一樣?

我其實真不想裁判是非，我只想讓讀者看見生存本質的意義，看見結構的荒謬。裁判，讀者自己會做。

“大江大海”的寫作有很多難處，因為華人世界不同的讀者群就有不同的歷史認知、不同的歷史情感，也就是說，每個地區的讀者，他都“痛”在不同的點，而且往往彼此根本不知道對方痛在哪里。拿一個很微小的例子，比如說，全書我用“解放軍”這個詞，臺灣幫我校對的朋友們校對時就提出疑問:“你為什么稱他們為‘解放軍’?不是‘共軍’嗎?”更直率的，就說，“你用解放軍這個詞來稱對岸，難道你認為他們‘解放’了我們?”臺灣的讀者并不知道，“解放軍”和“國軍”這些詞，在大陸都是包裹著“歷史情結”的詞。

八、難民的女兒

身為難民的女兒，在臺灣的農村漁村長大，被排除在當地的綿密的傳統關系網絡之外，疏離是我的生存位置，跟所有熱鬧的核心的疏離。但是，我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在閩南人的農村跟漁村中長大，我最熟悉的人，反而不是那些大陸外省的伯伯、媽媽們，我沒有住過眷村。最熟悉的人們，是漁村里面、農村里面的那些人。你自然的對他們關懷，因為理解而關懷。我看到他們三更半夜的時候赤腳出海，我跟朋友們在海灘上玩的時候會有海難尸體漂上來，也看到朋友的家人去招魂。這個時候你不會想到誰是外來的、什么我是邊緣的、疏離的，這就是情感的自然滲透。

看事情的位置疏離，不代表我的感情不投入。

九、戰士授田證

隨國民黨來臺灣的老兵，基本上，可以稱他們是時代的受虐兒吧，青春整個都過去了。有那么多人當初是被抓兵抓來的，等于是說綁架來的。他被迫做了這么多年的兵，然后到最后得到一個沒有田的“戰士授田證”，一個以國家之名所給出的空頭支票，這就是他的一輩子。

而在臺灣的十七八歲、十九歲的青年人，當日本人開始要在臺灣征兵的時候，曾經有一年是給一千個名額，結果有六十萬青年要報名。報名不上還有要自殺的，很多人咬破指頭寫血書。

你如果用以前的那種忠跟奸的立場去分的話，那沒完沒了，是不是?一整代人都已經不在了，只剩少數，這個時候，可能某個程度可以拋開忠奸跟立場之分。戰爭時，臺灣的年輕人，被日本的國家機器給包裝、誘騙、綁票，然后送到南洋去為天皇犧牲。大陸當時的年輕人，被當時的國家機器所綁架，誘騙，送到國共的戰場去。現在六十年之后回頭去看，我們如果有足夠的謙卑，以人的價值作為核心來看的話，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可以超越的。

十、簡直就是亡國奴

幫我校對的一個臺灣年輕人邊校對邊流眼淚，對我說，他看了書想起自己的爺爺。小時候看見爺爺和一群老友，常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一唱就是日本軍歌，而且還互相抄著歌詞，極為認真陶醉地唱。他在國民黨的教育下長大，看見自己的爺爺唱日本軍歌，那是多么讓人瞧不起的事情，簡直就是亡國奴。校對時，讀了書中關于臺籍日本兵的歷史，才知道爺爺那一輩臺灣青年是怎么走過來的，讀書涕泣，是感受到，“爺爺一輩子太寂寞了”。

很多口述史都提及，臺灣兵比日本兵還要殘暴，那也很自然。比如說日本人1941年打進香港，他們會把殖民地的臺灣兵放在前面，當炮灰。占領了之后，最低下骯臟的工作，比如必須暴虐打人的工作，讓臺灣兵去做。臺灣兵作為被殖民者，在那個環境里長大，可能就會有一種扭曲的心理，想特別向你的長官證明你很忠誠。怎么證明呢?就是打得比日本人還兇。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

十一、文明史的長鏡頭

為什么用“失敗者”這個詞?內戰，國軍明明白白是失敗的一方；而臺籍日本兵，二十萬人去為天皇效忠，死的死，傷的傷，零落的零落，還有很多人，上了絞架，當作戰犯處理，一輩子都不算數地回到臺灣。你用軍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都是失敗者。

可是，你如果以人的價值和文明的長鏡頭去看的話，失敗有它正面的意義，過了六十年。我們也許可以跳脫用戰爭史跟軍事史的單一眼光來看過去，可以用文明史的長鏡頭來看看。

文明最核心的意義，就是人的價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的話，那從各個路線逃亡到臺灣來的兩百萬人，加上臺灣經過五十年殖民歷史的這六百萬人，這兩股在軍事、戰爭中失敗的人在一起之后，是如何努力地在轉化價值觀。不是軍事和政治的“失敗”，也許這種轉換會更遲緩。

十二、集體這個大怪獸

不管是國軍、日軍，或者是德軍、蘇軍，我都看到那個機器里面人的原型。

就是說，人跟人加起來變成一個集體的時候，他會如何走樣，回過頭來異變成一個大怪獸，把你給吃掉。這個東西是非常清楚的。

變不變怪獸，要看人跟人的匯集，里頭的那個人本身，有多大的反省、覺悟，以及反抗的能力。

我是很希望年輕讀者看完這本書之后，會去思索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個人，在一個集體里，你和集體間的關系是什么?你這個個人，必須要有多高的警覺性才能避免你的那個集體變成一個失控的機器?

書里頭的所有十八九歲的人，不管是在山東、十九歲時被抓兵的詩人管管，還是十七歲開始流亡的痖弦，還是臺灣日月潭旁邊的蔡新宗，或者是臺東卑南鄉的原住民吳阿吉，他們全部都是在十七八歲的時候，被國家那個大機器吸進去，一輩子就被“做”掉了。這，難道是無可避免嗎?

我想這不是無可避免的，不是惟一的選項。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時候，美國的轟炸機，從法蘭克福的機場，起飛去炸伊拉克和科威特。我印象深刻的是，2月，半夜里我會聽到轟炸機轟隆轟隆起飛的聲音，越過我家天空，往那邊去。但同時發生的是，德國不少職業軍人，帶著槍和頭盔，走到軍營門口，把槍插在地上，頭盔掛上去，然后就走了。就是說，他這個十九歲的人，在這種時候，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不同意集體在走的方向。也就是說，你不管是蘇聯紅軍的一員、納粹德軍的一員、國軍的一員、或者是日軍的一員，那其實在測試，一個社會里十九歲的人，如果對于個人和集體之間的關系，有某一個程度的認識跟警覺，很可能那個集體走的方向是可以不一樣的。

但是跟“集體”的關系很復雜，不是只有“對抗”而已，也有“合作”和“支持”的時候。

這包括我跟飛力普之間的討論，他要去服兵役了──德國還有義務兵役。他說他絕對不愿意去服這個兵役，還把他們國家的基本法拿出來，說，第四條寫的，我有不服兵役、不為國家打仗的權利。

飛力普堅決不肯去服兵役，他其實也有健康的合理理由，但是一切都得依法行事。后來的演變是，飛力普跟德國軍部打官司，一審敗訴，二審勝訴，他已經去上大學了。

十三、謝謝

書出版之后，那個打開記憶抽屜的能量就一直在滾動中，引出很多后續。其中之一，是柯景星的故事。他是個臺灣籍監視員，奉命看守婆羅洲的戰俘營。戰后成為戰犯被判處死刑，二審改判十年徒刑。

戰俘營中關押著一個卓姓中國領事、他的夫人以及兩個幼兒，柯看領事夫人兩個孩子快餓死了，領事夫人請求他的幫助，他就設法偷偷地弄了一些雞蛋，送給她養孩子。堅毅不屈的卓領事在日本戰敗前被日軍殺害。書出來之后，有一天我從美國得到一個電郵，是一位卓女士的來信，就是這位卓領事的侄女，她說幸存的卓領事夫人曾經告訴家族這段戰俘營的歷史，交代家族將來若有機會要找到這位臺籍監視員去謝恩。

事過六十年之后，這位有心的卓家后人，真的從美國飛到臺灣彰化鄉下去見已經九十歲的柯老先生，當面謝恩。柯景星的家人說，卓家人來謝恩之后，柯景星高興到話盒子打開了，話很多。

柯景星在那個歷史的會面后大概一個月，就過世了。

過了一輩子“錯誤”的人生，到最后竟然還聽到一聲“謝謝”，柯景星是少有的了。

十四、你所不知道的

我們太缺理解了，不只是下一代人對上一代的不理解，還有兩個方面，非常嚴重的欠缺理解。一個方面是在臺灣內部，外省人、本省人彼此的不理解。在臺灣內部，兩邊的人，1949年，流到這個小島匯聚，從此組成了命運共同體，但是其實不知道對方的情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這么將就著，湊合著，六十年來，自己心里的那個創傷，還是沒有處理過。

另一方面，是海峽兩岸，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的不理解。這本書若在大陸出版真的可以有一個副題叫做“你所不知道的臺灣”。大陸的人如果真心關懷臺灣，先得了解臺灣人。所謂了解，就是知道對方心靈最深的地方的痛處，痛在哪里。

倒過來，也是一樣，你說，有多少臺灣人真正了解大陸這六十年是怎么走過來的呢?

了解了，你也才知道有些創傷，即使過了六十年，還是需要誠實的面對、溫柔的治療。

十五、看見對方的傷口

如果你把一個人放在一個密閉的房間，你只能看見他，看不見他四周的墻或門或窗或鏡，你看著他露出憤怒，沮喪，幸福或懷疑的各種表情，但你無法真正確定那憤怒是否真的憤怒，沮喪是否真的沮喪，幸福或懷疑是否真的幸福或懷疑，因為你看不見他面對面的墻上或鏡里，究竟有什么東西；他所面對而做出的那些反應，究竟該怎么解釋。你看見他，但是你不懂他。

我到廣州尋抗戰時的天河機場，到南京看大屠殺的現場遺址，到衡山追當年祖母扛著鋤頭牽著父親聽毛澤東演講的地點。我發現，對大陸，我非常熟悉，也非常陌生。在我的對大陸的認知圖譜上，有古代和當代的交錯，有想象和現實的悖論，有文化和政治的價值困惑。我常常遲疑著不愿意立下定論，是因為我總想先看清那交錯和悖論之間有多大的與真相的落差。我不那么急于審判或擁抱，是因為，我覺得我還看不清那個密閉房間里墻上鏡里藏著些什么。

對或不對，我發現我是用長鏡頭在看大陸的。

長鏡頭看出去，面目也許清晰，但是，究竟怎么解釋你所看見的呢?

一個德國漢學家和我聊中國。他說，從啟蒙時代一脈相傳至今的很多基本價值和規律，好像都被眼前的中國“崛起”給推翻了———這究竟怎么說?

我說，“原來你也覺得難辦。”既是故鄉，又是異鄉，非常熟悉，又非常陌生，正是一個最特殊的無可取代的視角。是的，如果有機會，我會很愿意在大陸的某一個城市一角住下來，生活一段時候，也許要那樣，才能有一點點在泥土上赤腳行走的醞釀。

也許要有個小小的房子在鬧市里———一定要有廚房的人間煙火———才可能讓我慢慢看見墻上和鏡里的東西，才可能看出憤怒真不真，幸福假不假，悲傷有多深，希望有多遠。

不，我們不能把和平的寄望全部投擲在政治人物的握手和政治協商的簽訂上，因為政治人物和政治協商都很容易因為眼前的短期利益和權力爭奪而變動。如果兩岸的人民本身對彼此沒有足夠的理解，同情，尊重，和平是沒有真實基礎的。

我相信，如果你會看見敵人的傷口，你就不會拿起槍來對著他。

我發現美國詩人朗費羅說過一樣的話，他是這么說的:“如果我們能讀懂敵人深藏的歷史，在他的生命里看見他的悲傷和痛苦，所有的仇視都會被卸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