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倩兒：人生的路怎樣走

簡體傳統

本報記者陳倩兒

編者按：

31年前，一場關于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的“潘曉討論”，被視為“整整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社會演進，當代青年的人生觀呈現何種面貌？精神初戀的果實如何在代際間傳遞？作宏觀概論也許很難，但我們相信，真實的個體故事中埋藏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青年人真實的生活、真實的選擇，必然碰觸到人生根本的倫理命題，我們向其中綻放的誠摯與勇氣致敬。

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會去做什么

直到28歲，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邊是北京、外企、體面的日子，另一邊通往昆明、愛情、未知的生活。

今年已是她來到北京的第10個年頭。2001年，她從老家貴陽考入北京大學會計學系，畢業后先從事咨詢行業，后跳槽到一家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接著留美攻讀會計學碩士學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財務管理。

沿著一條“被預設”的軌道，田星“無偏差”地一路走來。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個與自己人生軌跡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時剛從美國回來，朋友介紹她為一個公益活動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應下來。等到對方傳來活動資料，她心里不自覺地震了一下：“居然還有人在服務這樣的人群，麻風病康復者？”

田星對麻風病的記憶，來自小時候看過的一部電視劇，女主角不幸患病，全村人紛紛主張將她燒死。

網絡的另一端，活動組織者司占杰正盯著田星的簡歷犯糊涂，一時沒搞懂那些英文縮寫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從云南大學法學院畢業后，這個來自河南農村的年輕人又返回窮鄉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個麻風病村和數百個自然村落，試圖讓麻風病康復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納。

那一次的活動，是組織一些身體較好的康復者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見到12位麻風病康復者時，盡管看過資料，田星感受的震撼還是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疾病摧殘了他們的面容和身體，使他們和四周格格不入，有人為了掩飾殘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雙手往衣袖里縮。

“他不怕被傳染嗎？”看著帶隊的司占杰自然而親密地與康復者們接觸，田星在心里嘀咕。

她開始嘗試著克服自己的恐懼。在天安門前合影時，她讓自己與康復者肩貼著肩。第二天爬長城時，她一路挽著一位康復者的手臂。

回程大巴上，大家相互傳著吃一袋冬棗，田星左右為難。“他們也碰過了，我要不要吃呢？不吃是不是太那個了？”最終，留意到司占杰吃了，她才把手中一直捏著的棗放進嘴里。

在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隨后一個月的云南回訪活動中，同樣生于80年代初的兩個年輕人慢慢靠近。

在云南，田星跟著司占杰走進麻風病村，司占杰隨口問一位康復的老人，是否認得田星。老人馬上激動起來：“記得呀，照相的時候你沒有躲開我呀！”另一位康復者告訴田星，他原本就像個“活死人”，但去北京時感覺到志愿者的愛護，“又有希望了”。

“人與人之間的自然來往，對他們來說，就是最珍貴的禮物了。”田星猛然意識到。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飯后兩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隨意拋出一個問題：“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會去做什么呢？”

田星心里偷笑，這是她反復想過的。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兩年里，她看著身邊的同事都“努力、誠懇、愿意奮斗”，期待著“一級一級升上去”，自己卻總是幻想“另一種生活”。“我不明白為什么你還在這里！”她一次次拷問自己，腳步卻沒有挪動。

她已經習慣，讓心中的聲音對現實妥協。高三時，選擇理科的她一度迷上三毛的文字，盼望過上“隨性自由的人生”，可到了后來，還是自覺埋頭作業，“讀書讀書，不停地讀”。全年級800多人，每次大考她總能擠進前20名，最終順利地走向北大。

“她形式上妥協了，內心還像文學青年那樣，多愁善感。”一個大學好友這樣評價她。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說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認識那兒的人，和他們聊天，把他們的故事一一寫下來。”

司占杰聽后一言不發。“喂，你怎么不說話了？”田星納悶。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樣！”司占杰抑制不住興奮，吐出了心里話，“我邀請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愛情突如其來，田星跌入了沉默。兩個人一路無言，走了半個多小時，她最終點了點頭。

多年以來，她接觸的男性大多關心“事業、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卻做出了與眾不同的選擇。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氣這樣做。當年她選了會計專業，僅僅是為了穩妥地考上北大，就挑了理科生中的一個冷門。上了大學，盡管她發現自己并不喜歡這個行當，可大家都說好，都說“畢業后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就走了下去。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舊回到北京工作。“還是出于安全感和慣性……”她解釋道。

其實，對這座巨大的城市，田星沒有太多眷戀。她原本與司占杰商量，今年年底前就遷去昆明，可對于證明自己是“北京人”的一紙戶籍，她又心生不舍。“畢竟這是個稀缺品，只有很少人能夠得到，現在我又有機會去得到……”盡管她也說不清，這戶口在未來會有什么實際的用途。

從北大畢業時，第一份工作沒能給她落戶資格。如今，海歸的身份重新給了她這個機會。今年3月，她開始按程序辦理，但手續繁瑣，預計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把一切辦好。

為了早日與男朋友團聚，田星想過放棄戶口，直接辭職走人，但想想自己在北京工作了這么多年，又心有不甘。“明知這個制度是不公平的，但還要迎合它。”她在心里罵自己。

你弄的是啥玩意？這個工作不中！

“我的風格是，大概認準了，就不顧一切。”31歲的司占杰語速飛快，習慣性地雙手比劃著。

在大學里，他讀的是經濟法。畢業那一年，同學們有條不紊地流入各個體制內單位，最普遍的選擇是進國有銀行，也有人繼續讀研。他卻投身一家名為“國際專家扶貧組織”的公益機構，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縣的彝族農村里搞扶貧工作。

“我們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廣告詞評價他——不走尋常路。”司占杰的大學室友牛正勇至今記得，同學們對司占杰的選擇“非常吃驚”，一位教授還忍不住評價：“我們云大出了一個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開封市通許縣孫營鄉的北李左村。畢業后頭一年春節返鄉，大年初一早上8點過，7個叔叔陸續來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們把侄子的工作性質詢問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閑話家常馬上演變成“批斗會”。

“你弄的是啥玩意？這個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斷。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個社會都有，你這個工作，以前我沒聽說過。”“扶貧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沒關系的。”“你的才華應該去為國家做更大的貢獻嘛。”

末了，三叔強調更實際的：“你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單位，你去考公務員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聲不小。1998年，他以標準分769分奪得通許縣的文科頭名，成了村子里20年來的第一個大學生，整個家族為之一振。

在鄉中當老師、教過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興，特意花錢租來一部投影儀，在村里放了一場露天電影。放映會后，還辦了一場酒會。幾杯酒下肚，不善言辭的父親對兒子囑咐了一句：“好好學習，以后多掙點錢。”

奔赴昆明求學之初，年輕人有著與父親同樣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師“一年掙二三十萬沒有問題”。春節回家，他就拍著胸脯對父母保證：“以后給你們在滇池旁買個小別墅，還可以在花園里種菜呢！”

可漸漸的，司占杰一邊奮力拼搏往前，一邊卻發現心里總回響著另一種聲音：“我為什么走在這條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著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開始苦苦地進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個舊附近一所村小的學生生活困難后，他和寢室里的哥們兒每人每月出10元錢，5個人一起資助一個孩子完成學業。大三時，他一個人跑到那個孩子家中了解情況。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貧窮后，他開始聯系朋友，支助鄉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漸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實是“一個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嚴與價值”。可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體的途徑，直到畢業前夕，他無意中從網上看到《中國發展簡報》，一份介紹中國民間組織發展動向的刊物。

“啊，原來有NGO(非政府組織)這個領域！”司占杰突然意識到，就業，除了“當官”與“做生意”之外，還有民間組織這個“第三條道路”。他內心喜悅，自認為自己的選擇可稱之為“一份偉大的事業”。

但在老家那個兩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卻嫌他“丟人”，一時沒好意思告訴親戚鄰里，這個兒子畢業后“又跑到山溝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會”后，四叔當晚氣得沒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來訓了一夜。在四叔眼里，這個自己曾經引以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門邪道，“變傻子了”。

除了強調自己的“熱愛”和工作的“意義”外，這個年輕人不知道再怎樣辯駁。春節過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轉至另一家公益機構，確立了更具體的方向——讓被社會遺忘的麻風病康復者活得更有尊嚴。

可愛情之于他，一直顯得遙不可及。“我要走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這條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見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現了。”

宋慶齡跟了孫中山鬧革命，是要受苦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電話里聽說田星談了對象，母親急著詢問。

“幫助麻風病康復者的。”

“那錢從哪兒來？”

“要自己籌款。”

簡單的幾個信息，母親就心里有數了。她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我告訴你，宋慶齡跟了孫中山鬧革命，是要受苦的。”

今年3月初，父母突然來電通知田星——他們坐上來北京的火車了。不久，老兩口就在女兒辦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還讓她搬去同住。“他們是來看著我了。”田星無奈。

5月中旬，察覺到“情況緊張”，司占杰飛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熱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剛開始吃飯，母親就忍不住發話了：“經濟上你到底怎么想的？”司占杰一聽，心里發毛，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吃，不用緊張，吃完了咱們再談。”

“你還是繼續做法律比較好，在中國，你做這個不行的。”飯后，田星父母一板一眼地分析。事先，他們上網把司占杰的工作研究了一番。

司占杰明白，這等于暗示，“你這個人還行，但工作不行。”他試著尋求共識：“我明白，你們是希望我們好好生活，有正經的職業，穩定的收入……”

聊著，田星父母看出司占杰根本不打算轉行，回了一句：“理想主義害死人吶！”

第二天，四人共進晚餐后，田星的父親直截了當地宣布：“我覺得你們倆不合適。”

田星的父母經歷過“上山下鄉”，之后考上了貴州省廣播電視大學。父親畢業后在一家小型工廠里當機械工程師，母親留校任教。這對遭遇了時代波瀾的父母，心里總有遺憾，所以盼著孩子過上“成功的人生”。“好好學習，將來干一番大事業”，這是他們最頻繁的叮囑。

女兒剛剛本科畢業時，他們就賣掉了貴陽的兩套房產，為她日后出國留學做準備。他們期待孩子海歸之后更上一層樓，找一份更“高級”的工作。對女兒的終身大事，他們一度張羅著給她介紹“家里當官的”，好讓她“以后不用受欺負”。

眼下，田星的選擇讓這對已經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滿了失望。“你看你現在，工作這樣，戀愛也這樣。你努力了這么多年，原來在很多人看來，你都是比別人優秀的，但現在……”待在北京這段時間，老兩口的埋怨沒停歇過。

對這種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親高中畢業后接受培訓，成了一名鄉村醫生。母親則在農活之余為家里的診所打下手。為了供他上大學，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萬元。

司占杰上大一時，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兒子，也就承載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讓你讀書的錢都白花了，那都可以蓋兩幢樓了！”他工作后，母親一直嘮叨。父母還曾憤怒地打電話到昆明，拋下一句：“你不辭掉工作的話，就永遠別往家里打電話了！”

兒子在電話里一時說服不了父母，急得都哭了。可父母沮喪之極，最后還是掛斷了電話。

無奈之中，司占杰寫了一封上萬字的家書，用特快專遞寄給了父母。他試著用父母熟悉的語言，闡釋自己的工作“確實是為人民服務的”。時隔多年，母親至今記得兒子信中的一句話：“我的工作比蓋兩層樓更偉大！”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觸麻風病康復者，便感到無法抽身離開。那時，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昆明市宜良縣的農村探訪麻風病康復者。在荒郊野外一所搖搖欲墜的土房子前，一個頭戴草帽、身穿老式藍布中山裝的老人在雨中呆站著。

“我忘不了那種神情，可以說完全沒有表情，他已經被疾病摧毀得非常卑微了。”司占杰后來才了解到，這個名叫李光學的老人，年輕時感染麻風病，痊愈后離開了強制隔離的麻風病村，卻因村民的歧視而不能返家。過去30年里，他長期離家獨居，一個人耕作一整片玉米地。

司占杰開始聯系村長和有威望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釋麻風病康復者不具有傳染性。他還住進了李光學兒子家中，近距離地動員勸說。不過，最有效的還是“以身作則”。他常常與李光學一同進村，有說有笑地與老人搭肩勾背。一年多以后，老人終于如愿返村安家。

為了爭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電話，把自己幫助像李光學這樣的麻風病康復者的故事講給父母聽。2006年，他甚至把母親帶進了麻風村，讓她親眼看著自己工作。

行醫的父母也漸漸開始關心這些受折磨的人，與兒子通電話時常常問起康復者的近況。可他們對兒子的責怪，卻沒有停止。

“不光是我的父母，對整個家族都是很大的打擊。”司占杰漸漸明白，他的個人選擇原來關系到整個家族。村子里，叔叔們常常明示暗示，這個侄子沒去當個有權有勢的官，過年時開個小轎車風風光光地回來，這讓司家“很失面子”，有人甚至直接說他“無能”。

母親明白，親戚們是覺得“沒能沾上司占杰的光”。對外他總是護著兒子，“我兒子不是當官的料，他實在得很，不會說謊”。可回到家里，她還是忍不住為兒子担憂：“你30多了，沒房子，沒車子，沒媳婦，還是窮光蛋一個，這咋弄呢？”

“該有的總歸會有的，至少現在，我還有飯吃。”司占杰總是樂呵呵地回答。父母拿他沒辦法，只能感嘆一句：“拉不回來他了！”

司占杰相信一點：“人總歸要離開父母，心理上實現獨立的。”

我不受控制了，但我還是很愛你們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選擇獨立于父母。在戀愛這件事情上，她試圖向父母發出信號——自己“態度堅定，跟以前不一樣了”。

這個信號始于一個簡單的拒絕。盡管從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個多小時，田星還是讓自己“忍著”，沒有搬到父母在她辦公地旁邊租下的房子。

可每個周末去看望父母時，聽著他們不斷表達“失望”和“傷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我最怕讓他們失望了，他們就抓住這點，不停地說啊說。”

對這個獨生女兒，父母從小精心培養。當她還躺在嬰兒床里時，母親就用一條紅繩，連接著她的小手和掛在床架上的小玩具。只要小手一晃，她就會留意到五顏六色的東西。“她担心我整天看著白花花的天花板，變傻了。”

她剛上小學時，母親最愛帶著她去爬山，去抓蝴蝶，去認植物，培養女兒的各種興趣。有次，貴陽突然下了場大雪，中午放學時，本該在上班的父母一起出現在校門口。“快走，我們一起看雪去，不然下午雪就融了！”一家三口在雪地里玩耍的一幕，田星至今難忘。

可后來，這種愛護和關注漸漸成了負担。田星記得大約小學三年級時，母親就開始向班主任打聽她在班里的名次。盡管那時學校并沒將學生的成績公開排名，但她害怕讓母親失望，還是不斷要求自己，“下次要考得更好！”

上了大學，父母依舊敦促她“好好學習”。大一時，她渴望做一份家教，獨立賺錢，父母堅決反對。“學習是最重要的，你要零花錢，我們可以寄給你呀！”母親打來電話說。田星最終罷休，心里卻始終耿耿于懷。

她很少向父母打開自己的內心世界。接到北大的錄取通知書時，父母在一旁仔細研究，她心里卻只是“高興了5分鐘”，隨即陷入莫名其妙的失落。許多年后，當她坐在北京國貿擁有大片落地窗的辦公大樓里時，才明白過來，“人生的空虛，不是通過這樣的‘成就’可以填滿的。”

留學美國時，她越發抵觸所學的專業，倒是重溫起在北大時參加愛心社的熱情，進入一家為貧窮兒童提供免費早教服務的公益機構實習。“真的，那是自發的動力。”如今她一字一頓地強調。

對這一切，父母知之甚少。他們只是感覺，女兒離他們越來越遠。一次父親對她嘮叨生活小事，田星不耐煩地頂了一句：“你不用管我了。”晚上二老散步回來，母親偷偷對女兒說：“你爸剛才哭了，你這樣跟他說話。”

7月初，父母再一次突然來電，通知女兒他們已經坐上返回貴陽的火車。這讓田星又陷入了糾結，“我都要被撕裂了！”

一個田星說：“我讓父母失望了，怎么辦啊？我的人生好失敗啊！”另一個田星卻說：“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我這么大了，自己的想法需要得到實現，我不能再被父母握在手里了。”

拿著幾乎相當于父母全部積蓄的錢出國留學時，田星曾想著回國后躋身待遇誘人的投資銀行，全力回報父母。可如今她漸漸發覺，用自己的人生去滿足父母，“似乎永遠也滿足不了”。“我只能跟他們說，我不受你們控制了，但我還是很愛你們的。”

別人過日子一步領先步步領先，我就落后再落后了

田星知道，跟著內心來選擇人生，阻力不會僅僅來自父母。

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時候，她愛上了有關人生目標與人生意義的書。在一本書中，她讀到了哈佛商學院一位教授對畢業班學生的講話：

“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畢業5周年的同學聚會，你不要去，因為那時你大概處在最艱難的時刻，而你的同學們，大多正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階層。同樣，10周年聚會，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學聚會，你可以去了，你會看到，那些堅持夢想的人，和那些隨波逐流的人，生命將有什么不同。”

田星被這一段不凡的“勸告”深深打動。“但20年，你得做多少選擇啊？”回到現實，她依舊定期參加北大同學的聚會，聽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誰誰誰又跳槽到哪兒了”“誰誰誰又升職了”。在這樣的聚會中，她獲得了某種“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別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學聚會是另一番景象。

他畢業快10年了，大學里結識的一幫哥們兒，現在大多已結婚生子，過上了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有兩個朋友在滇池附近的高級公寓里購置了物業。而司占杰繼續在昆明租著房子，騎一輛破舊的永久牌自行車。

剛畢業那會兒，差異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時每月工資800元，他生日約同學聚餐，大家都不讓他付錢。“你那個什么國際組織，不就是國際乞丐嗎？”兄弟常常開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大學室友牛正勇記得，司占杰那時是他們的“精神領袖”。大伙常常跑去司占杰租的房子里，打地鋪夜話一場，眾人傾訴職場煩惱，司占杰則說他在農村碰見的各種底層故事。

很快，聚會的形式有了變化。牛正勇讀研后當了公務員。另一室友在銀行系統里平步青云，如今已成為支行副行長。同學碰面的地方，漸漸轉移到高級飯店與KTV。吃飯之余，大家習慣性地一輪一輪碰杯敬酒。

“同學之間越來越有客氣的一套，他們已經練就了，覺得是自然的，我就越來越不自然了。”司占杰更懷念從前一群小伙子擠在宿舍里，煮碗面條，圍著電視看央視科教頻道的日子。

“別人過日子，一步領先，就步步領先了。”司占杰有些自嘲地笑道，“我就落后再落后了。”聚會檔次越來越高，他“付不起錢”，也不習慣總讓別人付錢，一度常常缺席同學聚會。

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際能力非常強，掙錢肯定沒問題”。2007年，他獲得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學位。畢業回國，抵達昆明的那一天，一群哥們兒開著車，齊刷刷地在火車站接他，然后“慫恿”他馬上到聯合國機構工作。

這樣的期望不僅在朋友間。“人家那河南大學畢業的，才5年，現在已經是縣法院副院長了。更別說我那學生……”在老家，四叔總重復類似的故事，以此“激勵”司占杰。他推斷，這個侄子如果當年進了市中級人民法院，“現在該當處長了”。

四叔甚至為他擬定了補救方案：“你去考個河南省公務員，正正合適。”如果不從政，那么和司占杰相配的工作，月工資按照四叔的估算，“美國名牌大學回來，應該在兩萬左右。”

但司占杰最終還是選擇回到原來的慈善組織，繼續服務麻風病康復者，一個月拿兩千多元的工資。

“人年輕的時候，應該在基層鍛煉，隨著年齡增長，你不可避免往上走，就很難接觸基層了。”這是他的信條。

在美國學習時，一位教授的忠告讓司占杰印象深刻：“你們畢業后，一定不要馬上跑去聯合國、蓋茨基金會這些地方！”在教授眼里，這些“高級”組織難以讓從業者真正接觸弱勢群體，獲得鍛煉。

今年年初，為了做更專業的服務，司占杰與一些同事離開了原先的機構，創辦了一個新的公益組織。“我在金錢上的理想比較低，社會方面的理想比較高。”他這樣評價自己。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

“現在，愛情是第一位的！”自從認識了田星，司占杰嘴邊就總掛著這句話。為了給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今年夏天，他特意申請到北京大學參與一項為期5個月的研究。

飛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親打來電話，問女兒怎樣慶祝。“今天司占杰來陪我了！”聽著女兒語氣甜蜜，母親突然表示，為他倆“開心”。常常與孩子相隔異地，母親總担心女兒的生日太冷清。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記得，從那一天起，父母的態度慢慢轉變。上個月，她休假回貴陽，母親隨口說了一句：“要是你們覺得合適的話，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終于松了一口氣。

與此同時，她越發明白，現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當年她剛進入北大時，系主任就對全班同學“教誨”道：“其實會計我也不喜歡，但已經上了賊船，你就要學會怎么跟賊好好相處。”

可田星學不會。她無法忍受整天面對表格、重復性記賬的工作。每個星期日的晚上，她都感到郁悶。公司給每個員工送了一本講敬業信念的書，《愛上星期一》。“我還是愛不上星期一。”她苦笑著說。

對星期一的焦慮，田星從小就有。小學時的周日晚上，游玩一天后，她跟著父母坐公交回家。“我就數著路邊的梧桐樹，一棵，兩棵……就到下一個路口了，再轉個彎，就到家了。唉，美好的一天就過完了，第二天，又要上學了。”

她急切地希望逃脫這個怪圈，過上一種“內心真正快樂”的生活。“可是，現在的生活，畢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對未來要做出改變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滿恐懼。有時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著被子哭。

“你什么都沒有，什么都沒有！”一次爭吵中，田星忍不住責怪司占杰對未來的日子“不太負責”。在心底某處，這個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著與父母同樣的担憂。

“我還是不想過需要太斤斤計較的生活。”平靜下來，她語調緩慢地解釋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過上那種日子，我會以一種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只有在這個時候，司占杰會感到“很受打擊”。他理解女朋友的糾結與猶豫。參加她與同事的聚會時，他在一旁默默觀察，心里想著如果田星繼續努力，幾年之后也能成為像模像樣的“外企高管”，過上體面而安穩的日子。

“我們都被一種強大的外力一直推著，這力量不知道哪里來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話，或者周圍人的選擇……相當大一部分人就這樣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還會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占杰說。

他承認，自己也不確定在所選擇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勵田星——他所愛的人，嘗試著聽從內心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