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讀《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漸漸清晰的古人生活

簡體傳統

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幾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時間的長河沖刷人們的記憶，傳統的斷裂更加大了古今的距離。從農業工具到膳食，從服裝到建筑家具，從交通工具到玉器瓷器……這些物質所潛藏的歷史信息，沉沒在古老的典籍里，悄無聲息。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孫機先生，集數十年學術積淀，歷數這些物質身上所蘊含的歷史和文化變遷。他的解說，讓古人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現場逐漸清晰，在古代歷史的宏大敘事中被淡忘和忽視的部分，也因此得到了填補。孫機的埋首著述，為讀者搭建了一座通往古代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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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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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周直到明代前期，糧食作物的品種大體穩定。但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新大陸的發現，美洲作物傳入我國，才使糧食作物中增加了新的成員，進而改變了我國糧食生產的結構。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玉米和白薯。

我國關于玉米的記載，最早見于明正德《潁州志》（1511年）。潁州在今安徽北部；玉米傳到潁州之前，肯定在沿海地區已有栽培，而且記進《潁州志》時，也不會是傳入的第一年，所以很可能在公元1500年前后就傳到中國。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在1492年，玉米的傳入距此只不過十年左右，快得驚人。

白薯的傳入則要曲折些。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到呂宋（今菲律賓）經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帶回祖國。但呂宋不準薯種出口，他于是“取藷（薯）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農政全書·甘藷條》）。萬歷二十二年福建遇到大荒年，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推薦白薯的許多好處，于是命各縣如法栽種，大有成效，渡過了荒災。后來陳經綸的兒子陳世元傳入山東膠州。

膠州比較冷，不容易種活，還每年從福建補運薯種，并傳授藏種方法。陳世元又叫他的長子陳云、次子陳燮傳種到河南朱仙鎮和黃河以北的一些縣；三子陳樹傳種到北京朝陽門外、通州一帶、陳世元并著有《金薯傳習錄》（金薯之名系用以紀念金學曾）一書，介紹白薯的栽培方法。陳氏一門六代，對白薯的推廣作了不懈的努力，后來有人在福建建立“先薯祠”，表彰他們的勞績。歷史是不應該忘記陳振龍的名字的。

白薯是高產作物，畝產量為谷子的十余倍。明末福建已經成為著名的薯產區，正如清·周亮工《閩小記》所說：“泉（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白薯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的糧食問題。

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時已達六千萬，然而直到明末還只有一億人。可是到乾隆時就猛增到兩億，清末就是四萬萬同胞了；其中新大陸傳入的玉米、白薯及其他高產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張政烺老師常強調這一點；愛開玩笑的人還給這種看法送了個“唯薯史觀”的雅號。

再說蔬菜。古人早就知道蔬菜的重要性，饑饉的“饉”，就是指蔬菜歉收而言。但上古時代物質生活水平低，蔬菜的種類很少，《詩經》里提到了一百三十二種植物，其中只有二十余種用作蔬菜。而且像荇、荼、苕、荍、萊、芑之類，均早已退出蔬菜領域。《左傳·隱公三年》稱：“蘋、蘩、蕰、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今天看起來，這里說的不過是些浮萍、水草及白蒿之類，而當時卻拿來充祭品、辦宴會；蔬菜之貧乏可以想見。

戰國、秦、漢時，情況稍有改觀，但仍無法與后世相比。這時最重要的蔬菜即《素問》中說的“五菜”：葵、藿、薤、蔥、韭、這五種菜和《急就篇》舉出的十三種菜都以葵為首，有的文獻中甚至將葵尊為“百菜之主”。漢代的詩歌里描寫菜園，有的劈頭就是“青青園中葵”；魏晉時人提起蔬菜，不是說“霜蒿露葵”（曹植），就是說“綠葵含露”（潘岳）；《齊民要術》中還辟出專章講葵的栽培技術；其重要性可以想見。

唐以后，蔬菜中增加了一些新品種，動搖了葵的地位。從植物分類學上說，葵屬于錦葵科錦葵屬，現代稱為冬葵。它“性太滑利，不益人”，“動風氣，發宿疾”（王象晉《群芳譜》）；播種面積因而逐漸減少。明代植物學家王世懋甚至說，“古人食菜必曰葵，乃今竟無稱葵，不知何菜當之”（《蔬疏》，16世紀中葉）？李時珍也以“今人不復食之”（《本草綱目》，1578年）為理由，把它列入草部，不再作為蔬菜看待。《素問》“五菜”中排在第二位的藿，也是先秦時重要的蔬菜。《戰國策·韓策》說：“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可是它只不過是大豆苗的嫩葉，今天也很少拿它當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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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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