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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長得多，我今年已經74歲了。我這個人談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齡比你們大，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事比如抗日戰爭你們沒有經歷過，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來，我只跟大家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過有一個戲叫《抓壯丁》嗎？這是40年代編的。后來政權改變以后也還演過。但最近這十多年這個戲突然一下就紅起來，根據《抓壯丁》這個戲還衍生出來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長》等。對這一批以《抓壯丁》為首、根據《抓壯丁》這個戲衍生出來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經提出過一個意見。當時他們那些人在《華西都市報》樓上開一個會，商議他們的版面怎樣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當時我就說本人堅決要求，無論你們說《抓壯丁》這個戲、《王保長》這個戲如何了不起，要求你們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期間屏幕上我看不到。為什么呢，本人認為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我發表了一個說法：這個戲叫“誹謗舊社會”！當時大家聽了就笑咯。為什么這么說呢？舊社會自然不好，不好是因為它的社會結構不合理，而不是說當時的人都像《抓壯丁》及其系列作品里邊塑造的那個形象。那個時候的社會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個樣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為這一切我都曾經親身見到過。

我的家鄉在今天的青白江區城鄉鎮，在那時金堂縣的縣城里邊，一條好深的巷子叫槐樹街，出去有一個廟子叫“川祖廟”（音）。從我當小學生起，這個川祖廟就有一撥一撥的壯丁進來集訓，兩三個月后就開赴前線去了。這都是我這個小學生親眼見到的。這些壯丁苦得很，他們穿得稀爛，我沒有看見任何強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這些壯丁是怎樣來的呢？當時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須要出一個去打仗，有五個要出兩個。出了以后由國民政府（縣政府）給“安家費”（用“黃谷”就是沒有碾出來的米發放），所有壯丁的家屬都領了的。這里面我所見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壯丁”的事有沒有？有，我親自看見過一次，而且這一次的情況是：有個保長，他完成了任務又亂打主意，想再拉一個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從房子上下來，保長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樣子做不合法。由于當時負担壯丁的人除了保長以外還有很多鄉長，別人都是按照規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亂來，怎么行呢？所以后來就放了。這是我見到的唯一一次。我見過川祖廟里一批批來一批批走不下數千人，這些壯丁怎么可能都是強迫拉來的呢？拉來他不跑嗎？很容易他就跑了，那個廟子幾面都是空的。這些壯丁非常苦、非常慘，我們四川的三百萬壯丁幾乎都是農民。全部是這些最窮苦的老百姓。而且這中間我沒有看見過逃兵。逃兵有沒有？有。連正規的兵營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這跟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來比呢？

但是我要承認，40年代共產黨編的《抓壯丁》那個戲絕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因為“革命現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個定義叫“典型”，那時我們的“蘇聯老大哥”馬林科夫就說過：“典型不是平均數，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質的東西”。由于我們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先就認定了“舊社會是反動的”，這是“本質”。哪怕只有一個 “抓壯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鮮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實的；反之如果你不寫這個，寫了其他的壯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實。何況我們本身從 “革命意識”出發，是“本質先于存在”的，一個東西是什么都還沒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這些“革命文藝工作者”按照這種思想指導寫出《抓壯丁》這樣的戲來，確實是“革命文學”的樣品，而且符合他們的綱領。但是本質上這是極不真實的，這是把萬分之一拿來丑化人家那個九百九十九。這是荒謬的。你怎么能想象這些壯丁上了前線會那樣的英勇戰斗？

而且還跟你們不同，本人有幸接觸過一大批這樣的人。那是文革中我這個“右派” 屬“五類分子”被弄回家鄉集中改造，“五類分子”中還有一種叫“歷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軍人。這些老軍人有的在前線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聾了——其中有一個年齡比我大得多的人，當時還要叫他拉架子車。所有這些老兵，包括到過滇緬戰場的，不管有文化還是沒有文化的，我要告訴你們：他們都是君子，沒有一個當賊的——即便在做體力勞動、那么艱難那么苦的日子里，沒有聽說有一個人犯了法的，他們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死了他們還都幫到哭，全是善良之輩。比較起來我是頭號“壞蛋”，因為我心頭還隱藏有東西，他們沒有。他們都那么老實，居然把他們搞成“反革命”，一個一個的累死。直到80年代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經快要死完了。

這些就是我親自看見過的抗日戰爭到前線打過仗的人。無論你們從“理論”出發、還是從你們的“主義”出發你們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難以抹殺四川三百萬“壯丁”的善良勇敢，和他們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作出的貢獻和犧牲——四川的壯丁犧牲在戰場上有幾十萬。他們用的武器根本沒法跟人比，但是他們去赴死了。這是我終身難以改變的印象。這就是我要講給大家聽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也是我親身看見的。

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后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掛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后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里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改制后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后跟美國交惡后每年的這個錢就沒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命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后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伙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么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后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后這個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么話。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么辦，怎么辦？最后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分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于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后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盡管中共奪取政權后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制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而不久前我讀一個清朝派到美國去的人寫的筆記，當時的美國總統接見這名外交官時曾表示：有兩個國家想要侵略你們，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貴國受列強欺負，我們美利堅合眾國是同情你們的；我們希望你們要強大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八國聯軍走后，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么多現銀。是通過什么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后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美軍的軍用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卜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著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國民政府也好、老師也好，要我們愛國從來沒有說過“愛國主義”這幾個字。你要知道，“愛國”成了“主義”，就是一種“學說”，一種學說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們的老師說“要愛國”，余光中對我說“愛國是一種感情，不是一種主義”。我從小就是被這種感情所制約的。

——后來這個機場修起了，我當學生親自看見這些美國飛行員從我家院子上空飛過，去轟炸東京，轟炸日本的鋼鐵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馬式”戰斗機）、還有一種叫“黑寡婦”的戰斗機。往往是早上看見一架架B-29編隊飛走，下午回來時都已經是打散的了。我親自見過有些回來的轟炸機，四個螺旋槳有三個都不轉了，就靠一個螺旋槳飛回來；還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過洞看得見藍天。小時候看見這些飛行員只覺得他們很英勇，卻不知道他們中還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魚腹之中了。這些就是我們的朋友啊，死在這里啦！這些死讓我無法釋懷。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么多中國人，去偷機場里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后地下擺的攤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連花生米罐頭都偷，最后就是美軍衛生用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里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搞到什么程度，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許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于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允許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墻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了美國人還是就算了，說沒關系他又去領。偷美國人皮靴的情況是，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鬧鞋子沒有了，于是再去領一雙。

后來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里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屬于“無產階級”，黨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擺起過去的事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 “嗨呀，我們凈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許多雞，委托他們去熬雞湯。“我們只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只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嗬喲，吃的人還多得很！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嗎？”

另外還有我親自見到的一件事。在廣漢機場那里有一個小娃兒——那個機場雖然是軍用的，但小孩進去美國人根本不管，我就進去很近的看過飛機——有一個小娃兒突然就丟失了，于是那些農民就鬧，說美國人把娃兒偷了。結果過了一個月那個美軍休假回來把娃兒帶了回來，給他換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還塞滿了美圓，送他回家。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后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50年代初我們國家編了一套連環畫，是中國那些最有名的畫家集體創作的，叫《美帝百年侵華史》，拿來在全國宣傳，連每個村莊都貼得有。那美國人簡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國人壞得不得了。后來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鳳凰山機場挖地，因為那里過去是美軍機場，有個“左派同志”就說：“不曉得他們在這里強奸了我們多少中國婦女！”我當時忍不住冒了一句“——還要調查了才曉得。”嗬，這下報告上去，說我是“堅持反 動立場”。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人的記憶無法抹殺。人們信仰的“主義”可以改變，記憶、事實卻無法抹殺。

到了80年代我年紀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國了，這種記憶依然在起作用。我兩次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一次作為團員、一次是團長。作為團長那次是到菲律賓。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賓馬尼拉南郊有個美軍墓園，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犧牲的七萬人，有二萬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這里。因為當年本人研究臺灣詩，有四位臺灣著名詩人都到過這個墓園并寫過詩，其中寫得最好的是羅門（大意）,看了很難過。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賓就一定要去那里。結果到菲律賓后——我是團長，下面還有幾位團員——那邊一安排，參觀的節目里沒有這個，沒有這個叫“麥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戰美軍墓園。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個什么辦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從大使館，而到菲律賓的作家代表團我們已經是第三個了，以前兩個都沒有去美軍墓園的安排。因為菲律賓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國大使館商量，80年代中國大使館絕對不會允許去參觀。到后來第二天我們就要走了，每個人包包里都還揣得有幾百個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說“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們要采購什么的趕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個人找到當地一個寫詩的華僑叫李云鶴（音），請他帶我去。他說“可以，可以，但是你們中國作家從來沒有哪個去的啊。”我說“臺灣呢？”他說“臺灣是每個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們這邊是槍桿子造反打出來的江山，當然就把美國當成敵人；而臺灣那邊他們記得到，是他們曾經的戰友。在我們這邊的人里，我是第一個去的。

那個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大的墓園，更讓我驚奇的是下面的情況。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項內容：一、姓名；二、籍貫；三、部隊番號；四、犧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納悶：這里埋葬的軍人中既有將軍，又有其下不同軍銜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點沒有反映？后來一想才恍然大悟——別人認為將軍也好、元帥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時候的一個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個普通人了，就沒有這些區別了。不像我們，死了很多年還叫“主席”。這是鄙人受的第一個教育。其次是不分軍階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樣，占的面積就那么一點——他們那個不能叫“墳”，中國式的墳是要鼓起來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個十字架墓碑。別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錢？絕對是我們這些腦筋想象不出來的。80年代我的全部財產加起來還抵不上這個小小的十字架！為什么呢？那是從意大利西西里島產的“雪花大理石” 專門采下來，刻制好了再繞半個地球運到這里來——我連運費都出不起，而且每個都是一樣的。我們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分14個等級，好多老干部臨到要死的時候，千方百計都要爭取到“八寶山”；有些家屬還要去鬧“我們該享受哪一級待遇”，包括我們這里寫訃告——人都死了它下面還要加個括弧“相當于副廳級待遇”！真是見鬼了——他都變了鬼了還有啥子待遇！只有一個丑陋的民族才去搞這些事情，自己還不知道丑陋。這是我看見的：別人沒有分任何等級。別人墳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順序區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區；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來很方便。別人不僅活著的時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這樣的事情是在中國我看不見的。

還有在墓園前面刻了很多標語，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譯出來就是：“主啊，在我們和強大敵人搏斗最艱難的時候，是你鼓舞我們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黨”、“共和黨”——“上帝啊，你從太平洋海底把他們的靈魂帶回去吧”，“主啊，原諒我們的軟弱，多虧禰的支持我們才堅持到最后英勇犧牲”等等——里面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國總統羅斯福，雖然羅斯福那么偉大；沒有一個字提到“民主黨”、“共和黨”。這是不是就是說他們迷信呢？不是的。因為在這里“主”是一個符號，意味著平等——“我們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樣的”。因此無論你對“主”，對GOD怎樣崇拜，都不會造成個人崇拜、領袖崇拜。這就是別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個墓園的中心區，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沒有任何文字。這浮雕也令當時的我十分驚詫。因為按照我們的想法，它的內容應該是歌頌這些犧牲了的美國將士，如果要我來為我們的革命墓園設計的話，那就是一幅戰士端槍沖鋒、領袖在后面揮手之類的圖景；但我一看卻完全不是這樣，很讓我感到驚奇。它刻的是一個半裸的小伙子雙手持劍，這樣握著，邊上有一些樹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是圣喬治。所有歐洲人都知道的民間傳說里斬惡龍、救愛人的圣喬治。這是用圣喬治這個形象代表全體犧牲的美國將士。而且圣喬治臉上沒有一點勝利的喜悅，完全是面臨大搏斗的緊張，兩手緊握寶劍、雙目凝視著遠方正在撲來的惡龍。這形象一下打動了我。再一看，還有：圣喬治上面兩邊各有一個少女，穿著古希臘長裙——是自由女神，意思是說他這樣英勇戰斗是為了自由。還沒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還有一個婦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權杖，這個女子是Virgin，正義女神。哦，戰斗是為了自由，自由又是為了什么呢？為了正義。她這個正義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著權杖 ——要有民權、人權。正義女神上面還有沒有？還有。還有就不是神啦，是一個普通美國婦女懷抱一個嬰兒：那個美國婦女是“祖國”，那個嬰兒就是“祖國的未來”。一個婦女護著嬰兒就是整個立意，沒有任何文字說明，但我卻是深受教益：這就是別人社會、立國的基本價值取向，都在這里面了。

后來我又看見有個墓碑，上面既無姓名籍貫又無部隊番號，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譯出來就是：“這里躺著一個武裝的同志……Oh 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誰”——這是一個無名戰士的墓。按照我們這邊，任何革命墓園，都要審查歷史。如果你連姓名都沒有，就沒有資格進革命陵園，因為萬一你是叛徒呢？而別人就是沒有姓名的也一樣給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見一個墓使我心頭非常快活。這個墓是一個華裔的，因為他姓名的寫法是：N一個省略點；M一個省略點；后面K、I、N——他姓“金”。我在這個墓碑前照了一張相，為此感到些許欣慰。

我的菲律賓華僑朋友對我說：“有幾個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們搞不懂是什么東西，是不是你去給我們認一下？”于是我們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個六邊形的墓碑，上面還是刻著姓名、籍貫、部隊番號、犧牲年月日。我說：“他是猶太人。”凡是讀過《舊約》“出埃及記”的都知道，摩西帶著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走了幾十年都沒能回到故鄉，摩西死后由大衛王繼續，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顆星指引方向，這就是“大衛星”。我說這表明別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說“還有個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見有個東西在夕陽的余輝里閃著金光，到了那塊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驚：“這里躺著我們十八個戰友，由于他們身體的部位已難以互相區別，因此讓他們在這里一起長眠”——這是那些身體被炸成碎塊、難以區別這塊是張三的、那塊是李四的，只曉得是這十八個人。如果喊我來管，干脆刨 18個坑，每個坑里弄一點進去不就了事了？結果別人不。就是說人死了都不要欺騙他，不能欺騙死者，要讓他死后都能夠真實。這些都使我感動。離開時偌大一個墓園只有我和我的菲律賓朋友，在黃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個紀念窗、紀念圖，比這個墻還高。其中有一張圖，地圖上畫的是從中國內陸、從四川畫了一個紅色箭頭，越過整個中國、越過黃海直插東京——這就是畫的我修過的廣漢機場，從那里500架B-29去轟炸日本東京的示意圖！看到這張圖我一下子淚灑衣襟，因為我修過它的跑道，這跟我有關！

所以在10年前，二戰勝利50周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二戰我修飛機場》。這篇文章是臺灣《中央日報》的約稿，后來占了一個整版。《中央日報》還加了個“編者按”，說是這篇文章讓我們又回復到當時中國的艱難情景中，連小小13歲一個學童都要去修飛機場，可見國家、民族的危機之嚴重。文章發表后就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個名叫“林達”的美國女士，到成都后通過各種關系找我，最后由一個考古隊的朋友帶到我家里。她問我：“你是不是寫過一篇文章《二戰我修飛機場》？”

我說：“是的。”

她說：“你這篇文章是不是發表在臺灣《中央日報》某年某月？”

我說：“是。”

然后她出示一張照片，一言不發盯著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 ——“超級空中堡壘”B-29。我就告訴她“這是B-29，但是你們已經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還有一個炮塔，像鍋一樣凸出來的也沒有了。”

她說：“是的，是我們拆掉的。”

我說：“還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線一直拉到頭部，你們這架飛機沒有了。”

她說：“對，你說得完全正確！”

于是她才告訴我，說“我來找你是因為，我的父親曾經從廣漢機場駕駛B-29去轟炸東京，他讀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訪你。”我連說那時我還是一個13歲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個星期的機場。她說你把當時關于美國飛行員的各種所見所聞都講講吧。我說好，我來講講。

于是我就把當時所見美國飛行員是什么樣子給她描述了一下，還有他們指著幾個在河邊洗衣服的中國婦女說的一句話，雖然我學過一點英語，但他們的口語還是聽不懂：There are “微敏”，There are“微敏”，這“微敏”是什么？結果原來是我讀英語讀成的那個“窩門”，W、O、M、E、N“窩門”，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訴她有美國地勤人員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國人炸死的。因為美軍把炸彈堆放成金字塔樣，有一面靠墻，沒有任何防備,什么人都可以進去。那些賊就要去偷炸彈——炸彈是沒有用的，但炸彈里面有一樣東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針卸下來有一圈用最好的錫制作的保護圈，這些中國賊看中的正是它。他們把撞針卸下撬走保護圈，然后再一切恢復原樣，那炸彈一樣可以炸。在這些中國人的觀念里覺得沒有什么關系。這就跟契訶夫小說里的農民是一樣的，把鐵軌的螺栓撬下來拿走了，法官問他“你知不知道這樣做會造成火車出軌？”那個農民說“俺沒有那么傻！俺曉得隔好遠才取一根螺栓，怎么會出軌！”結果有一次美軍用吉普車運炸彈，有一顆炸彈爆炸就炸死四名美軍。就是這樣都沒有說要把中國賊抓出來槍斃。后來都沒有追查，美國人算了。這些事情她都一一記錄下來。我又告訴她修機場是怎樣鋪石子，我們小孩怎樣做、怎樣補，美國軍人又是怎樣對我們豎大拇指“頂好，頂好”……所有這些她都記了下來。

林達回去一年后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美國有一個“B-29 協會”，美國全國還有400多個B-29飛行員在，他們要建立一個B-29紀念館，美國政府給了他們一架飛機，相片上那架就是。這個紀念館中心砌了一個臺子安放這架B-29，周圍砌墻用的每一塊磚上都刻著一個名字，凡是跟B-29有關的人員——飛行員、地勤人員等等全都有份。她父親說“那個13歲的年輕人為B-29修過跑道，我出錢！”她父親出錢訂了一塊磚，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國人的認真。比較起來，有位志愿軍戰士對我說他們重新到朝鮮去，他戰友的墓已經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鮮人挖了。這就是“親兄弟”，“鮮血凝成的友誼”；而那個是“帝國主義”，別人還記得起太平洋這邊一個13歲的娃娃，修過7天飛機場！

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兩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壯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國人是我們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訴在座各位的只有這兩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講不清。我講得拖沓占了大家時間，對不起。

網載 2015-10-29 11: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