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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探討了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政績合法性。作者認為，這一概念不僅決定了中國歷史的模式，還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形態。政績合法性有著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它承載著具體的承諾，而一旦做出的承諾沒有兌現，政治危機將接踵而至。當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權主要基于其政績時，這一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因為現代政體往往并非以穩定為目標，而是注重發展，并且會做出過多的承諾。因此，盡管當前的中國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績，增強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選舉為基礎的合法性，否則當中國經濟放緩時，它仍將可能面臨一系列的挑戰。
關鍵詞：“天命觀”;政績合法性;和諧社會;政體

一、引言

本文將探討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政績合法性。這一概念是政權合法性的一個方面，也是馬克斯·韋伯在其“支配理論”提出初期所忽略的一個方面。這一概念不僅決定了中國歷史的模式，還影響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形態。
當面臨來自國家的高壓強制時，人民通常會選擇服從。然而，這種服從往往意味著要付出因監視、抵抗以及效率低下所帶來的高昂成本。為了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進行真正的合作，政權的合法性應該同時被兩者所認同。學者們已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對政權合法性進行了研究。首先是從人民的角度來分析政權的合法性。李普賽特指出，合法性“包括一套制度[國家]有能力激發和保持民眾的信任，使民眾相信現行的政治制度是最適合當前社會的”（Lipset,1981）。林茲將合法性定義為“盡管現行的政治體制存在一些缺點和失敗之處，但它仍然優于可能建立的其他制度，因此應當得到民眾的服從”（Linz，1988：65）。弗雷德里希則認為，合法性是“共識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涉及統治的權利或者統治的名義”（Friedrich，1963：233）。從這一角度研究的政權合法性顯示出一個國家建立共識信念的能力。然而，從一個更具批判性的角度來看，這些信念本身也僅僅是一些虛假意識的產物。相應地，批判理論家從兩個方面來研究政權合法性：一個政治體系所存在的問題以及他們對于一個更美好未來的愿景（Habermas，1975，1984；Offe，1973）。批評理論家對于政權合法性的分析非常精辟，但同時，此類分析也往往帶有精英主義的色彩并且傲慢自大，所得出的結論也往往難以被證實，在某些情況下更是犯了幼稚的錯誤。本文關于政權合法性的探究將會從第一方面，即人民的角度而展開。
拉丁語legitimus一詞意為合法的、以法為依據。這一概念與中國律法大相徑庭。在古代中國，律法僅僅是“執行朝廷旨意的工具，并不是政權存在的合法依據”（Schram，1987）。斯圖爾特·R.施拉姆強烈建議，在討論古代中國政府權力的本質時，應該使用“基礎”一詞而不是“合法性”。盡管施拉姆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仍將采用“合法性”而不是“基礎”一詞，理由有三。首先，由韋伯及其后繼者所提出的“合法性”一詞，其現代用法有了更廣泛的外延，超出了“統治者的合法權利”這一最初內涵。其次，施拉姆同樣也提出，盡管法律不是古代中國政府的基礎，但諸如君權神授（真命天子），合法的王位繼承者（正統），以及統治者正當的行為等構成了古代中國政治理論的內核，同時這些原則屬于現代意義上政權合法性的范疇。第三，在近期的學術研究中，當源自歐洲的觀念被用來分析其他文化環境中的社會現象時，幾乎都會被指責為“歐洲中心論”。因此，一些新的本土化的觀念和新穎的闡述方式得到了認可。盡管上述批評和做法有時會導致某些不同的見解，但在很多情況下，其他的方式可能更不可取。就合法性這一概念而言，我認為，我們應該采用它，而不是將其舍棄。
在韋伯提出這一概念之后，合法性成了社會學和政治分析中的一個核心概念（Blau，1963；Connolly，1984；Eckstein&Gurr，1975；Huntington，1991；Linz，1988；Schaar，1981）。韋伯認為，習慣、熱愛與理性選擇是人類服從的三個基礎。相應地，他提出國家政權基礎的合法性有三個理想型方面：當人民認為一個政權的權利是繼承性的或者永恒存在的，該政權便擁有了傳統的合法性。當人民認為一個國家的元首因某種神秘經歷或人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特質，該政權便擁有了克里斯瑪（魅力型）合法性。最后，當一個政權的權利來源于一套對社會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則時，該政權便擁有了法理合理性（Bendix，1962；Weber，1978）。針對這一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分類，本文嘗試性地提出一些修正以便于實證分析。首先，我用意識形態合法性代替傳統合法性，以此來涵蓋任何基于價值觀之上的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其次，將克里斯瑪合法性從政權合法性的理想類型中略去。〖JP2〗雖然克里斯瑪合法性非常重要，但它只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一種極端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將政績合法性列為政權合法性的一個主要方面。總的來說，法治選舉、意識形態和政績是經我修改后的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
當一個政權將法律作為全體社會群體，包括國家精英的約束原則，以及高層領導是通過定期選舉而產生時，這個政權則是構建在法治選舉合法性的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指的是一個政權統治權利的合法性來自于某種價值體系，諸如傳統、宗教、政治理念。政績合法性是指一個政權統治權利的合法性來自于該政權經濟績效和/或者道德功績以及捍衛領土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并不是純粹的分類，而是不純粹的理論構建。一個政權絕不可能憑借單一的合法性來確保其生存。不過，在某個特定時期，一個國家往往存在一種主導性的合法性，來決定該政權的性質。
韋伯在其最初的理論中沒有包括政權合法性的政績方面。在韋伯主義者中，李普賽特獨樹一幟地強調了政績對于一個政體穩定的重要性。然而，他同樣認為，不應該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待政績，因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合法性則是評價性的”。但是我認為，評價是政績合法性的基本部分，因為人們自然而然地通過不同方式對政績做出評價，如同人們評價基于其它標準之上的政權合法性一樣。惟一的區別在于進行這樣的評價的基礎不同。簡而言之，一個政權的法治選舉合法性可以成為與理論化工具理性相關的評估程序。意識形態合法性會把人們的關注點引向基于價值觀的評估與理性。最后，一個政權的政績合法性會促進實用理性（例如，由常識而非形式/理論思考所輔助的工具理性）的發展。政績合法性是政權合法性三個方面中不可或缺的一個。

二、天命觀與政績合法性的誕生

在西周（約公元前1045~771年）之前的古代中國，政績合法性并不是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方面。雖然政績合法性的重要性在20世紀才逐漸被接受，但它的誕生標志著中國歷史脈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西周之前的商朝，政權合法性中的政績合法性對于國家權利而言，遠不如西周及其之后朝代那般重要。商朝的人們崇拜大量的自然神祇、先人、天以及帝（至高的神）。他們將統治者視為擁有偉大神力的帝。他們幾乎所有的決定都需要通過占卜與神力交流（陳星燦，1994；張光直，1980）。因此，克里斯瑪和傳統合法性是商朝的合法性的主導形式。公元前11世紀，商朝被周朝所滅。在征服商朝之前，西周只是一個擁有6萬至7萬人口的小國（Li，1962）。周朝的軍事成功看似多因為商朝內部的爭端，而非周朝自身的軍事實力（Shaughnessy，1999）。周朝的統治者同樣面臨著嚴峻的威脅，一方面來自野心勃勃的家族成員，另一方面來自商朝遺貴（楊寬，1999；Shaughnessy，1999）。為了應對這些威脅，新的周朝統治者采取了一些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權宜之舉，盡管如此，這些舉措依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本文最密切相關的是作為周朝統治正當性的天命觀念的提出。西周的建國者認為，商朝的統治者曾經擁有上天授予的神圣權利，但是因為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的暴政以及周朝統治者的德政，現在上天將這個神圣權利從商朝收回并賜予了周朝。
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政治概念在其提出伊始作為政權合法性工具的重要性。在《逸周書》（1996）的一個章節中，多次明確地提出周朝作為一個小國能征服比它強大的商朝是因為周朝的統治者得到了上天的授命。在同一章節中還有一段文字指出，商朝的貴族被告知只要他們順從周朝的統治，他們將得到優待，但是如果他們不順從，則會被嚴厲懲處。“天命”這個詞也在《詩經》和《尚書》中頻繁出現，這兩本書是現存的關于那段歷史最重要的文字史料。其次，當這個概念出現在這些材料中時，主要是為了增強新的周朝統治者的合法性，例如：“殷革夏命”以及“周革商命”。雖然天命觀的觀念在其提出之時有著明確的宣傳目的，但是面對著比其更強大的商朝的滅亡教訓，周朝的統治者也利用天命觀教育他的子民做一個好的統治者的重要性（晁福林，1996）。例如，在周初發布的一道禁酒告諭中，周朝統治者宣稱過度飲酒導致了商朝的道德敗壞及其最終的衰敗，公告中寫道：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尚書·酒誥》，1980）
在另一份西周初的文獻中，周公有言：
“弗吊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尚書·君奭》，1980）
于此可見，周朝統治者視天命無常，認為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
天命可以說是周初統治者所創建的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理念。通過構建天命觀，周朝統治者“從人世、歷史先例得到教訓，而不是通過神學或者哲學論述”（許倬云、林嘉琳，1988：109）。雖然他們宣傳了天命的重要性，但實際強調的是端正的操行。這種思想在之后的春秋戰國時期被孔子及其弟子的學說所吸收，并隨后成為了中華帝國政權合法性的基石（Creel，1970；Shaughnessy，1999）。天命觀向中國提供了一種人文主義與歷史理性主義的傳統，這與其他傳統社會是非常不同的（王暉，2000）。這是在現代化興起之前，中國與其他世界文明差異的開端。
天命觀的一個關鍵要素是雖然統治者不能完全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他可以通過德行影響天的意愿，當上天對一個統治者不滿時，它會通過自然災害的形式對其發出警告。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干旱、洪水、地震、瘟疫等都被統治者及起義者視為上天的神啟。這些災害在鞭策統治者勤理朝政的同時也激發被壓迫者的起義反抗。在現代化興起之前，其他文明的傳統政體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傳統的和神圣的途徑來獲取其合法性，但是在中國，從西周以來，政績就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內容。

三、政績合法性和中國歷史的模式

以政績為主導的政權合法性影響了人民對統治者權力的認識以及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政權。在中國，從西漢初開始，對政權中統治者的角色以及國家社會關系的主導性觀點都是由儒家學者的學說所決定的，尤其是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荀子和孟子。他們對于統治者的角色以及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在以下兩句摘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卡爾·賓格爾非常有見解地指出，依照這種觀點，“中國的皇帝沒有統治的‘權力’，僅有‘天命’，即，一種必須履行的職責。皇帝有職責治理好國家”。如果統治者沒有很好地履行其職責，將會失去統治國家的“天命”。
上述提到的統治者、國家以及社會之間的關系對中國皇帝的角色產生了一定的約束作用。各朝皇帝需要履行的職責有一定的差異，但總體而言，一位好的皇帝應該按照儒家的道德標準來約束自己的行為，治國安邦、抵御外敵、關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發展灌溉、修筑道路、賑濟災民。古代中國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職責是大多數其他古代社會所不具備的。
為了成為一個好的統治者，中國的皇帝需要接受數年嚴苛的教育，在年幼時就師從最優秀的士大夫，學習儒家經典、歷史典籍、書法以及治國大略。黃仁宇對明末萬歷皇帝（1563~1629年在位）童年生活的經典重現可以使讀者一窺明朝皇帝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應承担的職責。因為民有望于君，所以凡朝廷有錯，甚至天降災禍，都要由皇帝承担責任。在古代中國，有許多皇帝下罪己詔，責備自己的各種過失：治國不當、社會動亂甚至洪水、干旱、地震、瘟疫、蟲害。雖然一些罪己詔在當代人讀起來像是一種宣傳，但是罪己詔也清楚地體現了皇帝所應承担的職責以及政績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在古代中國的重要性。
政績在政權合法性中的突出作用，使得古代的中國百姓可以從政績的角度來評判他們的統治者。在古代中國，百姓將天災饑荒視為治國不當，甚至是改朝換代的預兆。這種思想意識在中國歷史中激發了多次農民起義。雖然大多數起義被無情鎮壓了，但是起義反抗暴政的行為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有著合理性。這也是為什么只要起義能夠成功，中國的百姓總是能夠接受起義的首領成為新的統治者。同樣，這也正是為什么在中國，起義者在一些經典名著中會被賦予傳奇英雄的色彩，例如《水滸傳》。這種思維方式如此盛行，以致于游牧族的入侵者可以通過宣稱被推翻的中國王朝因治國不當失去了天命，從而使其征服變得合理。古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將這種思想表露無疑。

四、政績合法性的艱難回歸

政績合法性在當代中國的復出并非一帆風順。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以及通過大量新翻譯的書籍、海外的親朋好友、或者去西方旅游者的親述，中國人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至80年代中期，德政和經濟績效重新成為評判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標準（趙鼎新，2001）。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政府已逐漸將其政策關注點從民族問題上轉移開來。1992年之后，新一輪的市場經濟改革獲得了持續的成功。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此后，年輕一代的中國高層領導人，意識形態觀念淡化，他們為把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從意識形態轉向道德和經濟績效做出了許多努力，如大力推進市場經濟改革，采取種種措施以防止經濟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同時也將反腐敗的措施納入到國家合法性的范疇之內，提倡“以德治國”（德治）政治理念，建立起諸多規章制度并深化監督機制以打擊腐敗行為。
在發動持久的反腐敗運動的同時，現階段的政權實施了一種更為系統的、以政績為基礎的治國方略。兩個最重要的進展是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以及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的理念。傳統的列寧主義思想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然而在當今中國，大多數的國有企業已經破產，大量工人下崗。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理應代表的階層，其社會地位已顯著下降。相反，外資企業、合資企業以及私營企業在中國卻蓬勃發展起來。如今，外資、合資企業中拿高薪的年輕白領，連同私營業主，管理人員和新崛起的私營公司中的藍領一道，成為中國新興的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對于執政黨而言，將這些新的精英納入政治體制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面對這一挑戰，中國共產黨允許私營業主加入共產黨，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三個代表”思想是江澤民于200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的會議上正式提出的。江澤民指出，為了被廣大人民所接受，“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發表關于“三個代表”的講話后，媒體便將“三個代表”思想譽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并認為“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市場經濟改革，加劇了中國的貧富差距，這也成為引發不斷上升的騷亂和抗議活動的主要根源。因此，在2004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與這一理念相配套的是提出一系列新的扶助貧困人口的國策。在農村，中國政府全面取消農業稅，提供農業補貼，并阻止地方政府出賣農民土地，同時也在農村實施獨生子女優惠政策。為了使人民通過制度化的信訪方式來反映民意，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以及全國人大加強了對國家信訪局的管理。近年來，中國政府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旨在舒緩日益擴大的地區差距。該戰略的支持者試圖將“和諧社會”的理念和傳統儒家文化中基于政績的觀點相聯系，以此證明這一戰略的合理性。

五、政績合法性與中國政治的發展

政績合法性推動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更加勤政為民，像社會的道德模范那樣行事，并為人民帶來切實的利益。一個較普遍的看法是：獨裁政權下的官員往往不會為他們所統治的人民辛勤地工作，因為在這種政治制度中缺乏分權與制衡。但是當今的中國似乎是個例外。盡管不少的中國官員與隱秘的腐敗總有或多或少的牽連，但大部分的官員工作非常辛苦，遠甚于他們的美國同僚。每當筆者與中國官員會晤時，總會被要求提供某些商業機會或新的思想和“先進的”（他們實際上指的就是西方的）管理模式。他們意欲提高政績的急切心情，無論是表面的還是實質的，都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諸多中國的經濟奇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短短15年間，中國已由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轉變成世界經濟增長中心。自198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脫貧量的75%是由中國貢獻的。中國大多數的城市居民，尤其是沿海地區，如今所過的生活是20世紀80年代的人做夢都想像不到的。
盡管政績合法性鼓勵官員為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努力工作，但它同時也是潛在政治危機的一個主要根源。政績合法性之所以在中華帝國時代行之有效，是因為有儒家思想的支持（趙鼎新，2006）。而今天，在中國，政府的績效是合法性的惟一來源。如果政府不能夠滿足大眾的期望，那么政府和政權都將陷入危機之中。
政績合法性在中華帝國時期很管用是因為國家在社會中的作用很有限。在中華帝國時代，政府更傾向于維持統治而不是促進經濟的發展。但今天，中國政府不可能僅僅通過政績來維持其統治，原因很簡單，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必須向太多的人承諾提供足夠多的福利。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沒有哪一個經濟體能夠承受得了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持續幾十年，也無法為政權的穩定提供保障。比方說，在新的“和諧社會”的政策下，許多弱勢群體的確已從相關的政策和計劃中獲益。由于這些成果并不是通過政治斗爭所獲得的，因此很難使受益者清楚地感受到自身的影響力，更不用說讓他們認識到中國社會其他群體的力量和利益。最后，類似的惠民政策會被人民當成理所當然，這樣會為新的更加難以滿足的需求埋下伏筆。
可以這么說，在任何一種政權下，只要社會問題變得嚴重時，人們就會怪罪于政府。然而，如果一個政權具有法治選舉合法性（例如多黨制的民主政權），那么它就在更換政府的過程中平息公民的不滿情緒。由于這類體制總是提供了一個可替代的政府，這便阻止了人們對現有政權的反對。但當前的中國政府并沒有類似的選擇。此外，如果政府過度地依賴其政績，任何對于高層領導人的道德和經濟行為，或者是對特定的國家政策的挑戰，都將直接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公民與政府之間幾乎沒有妥協的余地。
目前，中國政府依然享有高度的政績合法性，因為大多數的中國人很珍惜眼前更為規范的政治體制和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個20年，當直接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過世，當中國人民將享有物質上的富足與政治上的穩定視為理所當然時，如果中國政府不將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依據轉移到一個更為持久的基礎上的話，它將面臨一系列的挑戰。來源: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趙鼎新 2012-02-26 21:3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