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淬厲電光開——葉曙明《重返五四現場》序

簡體傳統

一

五四運動似乎已經蓋棺定論。這個由蔡陳胡魯們引導、由傅羅段等人發動的朝野博弈的政治運動，經由國共雙方以及胡適、羅家倫、毛澤東等一大批現代中國巨人們的評估，已經被定性為現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格局的奠基者。即使反對五四運動的論斷，也承認五四運動所起的重大作用：五四運動撕裂了文明或說我們民族的文化。
但五四運動仍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它的當時究竟是什么狀態，至今人言言殊。當時參與的各方是否有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五四運動時的中國是否如同當下的網絡中國，有著混亂的自由？當時人以及當下人是否都善用了這種自由？當時人和當下人是否有著足夠的思想資源、道義支撐？不僅如此，關于五四運動的全部言說仍歸屬兩大陣營：贊成，反對。即使“胡適，還是魯迅？”這樣的偽命題滋養當代知識界十年之久，贊成者仍難在復述舊言外有新說辭；而反對者或囁嚅其言或冷嘲熱諷，甚至從“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中將百年中國的罪苦歸結到五四運動。
近百年前的一場運動至今仍給我們情感的波動、認知的分野。這說明我們確實在心智、視野、群己權界、歷史觀念、先人尊崇等方面仍未走出五四運動的陰影；我們在革命、改良、文化、運動等方面仍未有歷史的共識或倫理共識。據說西人生活中有二三十年以上者即為古物、即屬歷史，即可成為公共財產供全民保護、認知、懷古。我在大眾游玩的地方，也確實見過墨索里尼的遺跡，獨裁者當年演講的陽臺；我見過對壘犧牲的兩軍將士的墓園，那樣分明又統一地成為今人的歷史風景，一種意味深長的厚重之美。但我們的五四，無論贊美或反對者其實都塵封了它，其中的人物至今因陣營歸屬而未能展現其全部的真實，未能成為人民當下生活的真正背景。

二

康梁孫黃的革命，缺乏西人革命那之前可長達百年的啟蒙、理論準備。顧、王、黃等人的担當，曹雪芹、龔自珍們的天才創作，仍只是挽歌而已。徐繼畬、魏源等人的思考，也不足以給華夏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提供有效的思想資源。故曾左李摸著石頭辦洋務，康梁黑貓白貓地借孔改制變法，孫黃自備學說或建國大綱，政道合一，釀成“不徹底的”辛亥革命。
蔡陳胡魯們的新文化運動，本是補辛亥革命的思想道義之缺失，在政統崩解重構之際，別立可審判、監督、分權的道統。但運動的領袖們雖然重估一切價值，雖然尊奉德賽二先生，他們并未能像啟蒙運動中的西人那樣獲得人的自覺而溝通人心，也未能像百科全書派那樣為華夏或人類的一切領域立言立法。
這樣的歷史比較當然對新文化運動的諸多圣賢有失公允。何況當時的中國確實內憂外患，亡國亡種之說夸張，但在文明的他者眼中，中國實為木乃伊般的國度。以胡適之溫和，到抗日戰爭，才說中國終于從一個中世紀的國家演變成現代國家。因此，我們必須同情地理解新文化運動對辛亥革命的背書。它支持了政治革命、全民革命；但它還沒有承認階級革命、暴力革命。它失望于政統的混亂，但它未能夯實并強調道統，它未能如周作人說的努力經營“自己的園地”，反而介入并為政統的變革所裹挾。
如果沒有了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將如何演變？孫文學說肯定不是和諧社會理論，但他有建立道統的用心，袁世凱復辟也是敏感到意識形態的重要而欲尋求道統的支撐，因此，南北軍閥的割據和兼并不會比五代十國更糟，反而會在思想資源上爭勝。顯然，中國仍會在世界的帶動下進入革命的世紀。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們少有從道統的角度梳理革命，多將現成的革命介紹給政統以充任思想爭勝的奴仆、苦力。陳獨秀、李大釗、羅家倫、張國燾、毛澤東們知行合一，成為小平頭知識分子的先驅者，加快了這一革命進程。“不徹底的”辛亥革命被更徹底的革命拋開。革命發生了變異，階級革命、暴力革命登場，到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革命世紀天翻地覆的序幕。

三

但五四運動并非一個組織嚴密、線索清楚的歷史現象，相反，它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想過百科全書般的立言立法，如陳獨秀說，文化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方面的運動；但新文化運動中，運動居多，創作居少；口號多，作品少；領袖多，群眾少。缺乏作品和社會基礎的運動只能是復調而眾聲喧嘩的。因此，新文化運動中涌現的只是明星式人物，運動難以深入，多只是各色人等的秀場。表態，或者自說自話，自我表演。
如葉曙明先生觀察到的，這個秀場如此熱鬧：“《新青年》、《新潮》、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諸人，固然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然吳稚暉、張一麐、袁希濤、黎錦熙、馬裕藻等致力于國語統一運動的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提倡德先生、賽先生的，搞新村運動的，搞工讀互助的，主張安那其主義的，主張社會主義的，主張實驗主義的，主張馬克思主義的，主張根本解決的，主張一點一滴改良的，要打倒孔家店的，要整理國故的，還有《國民》、《國故》、《學衡》、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林紓們，大大小小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們，所有南腔北調，精彩紛呈的聲音，共同構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
這個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在參與者之間沒能形成對話的規則、共識；更不用說，參與者們跟政界、商界形成可能的溝通。英國哲學家羅素當年曾說中國處于“混亂的自由”中，這種混亂的自由不過是歷史老人的“一放就亂”，但新文化運動的各界人士卻沒有意識到這珍貴的歷史機會，從而有所回饋歷史和命運。他們多大出風頭，他們中的保守派和激進派都異口同聲地哀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國將不國。他們中的少數天才直到后來才充任了思想資源的提供者，才“畫出這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他們中的少數領袖直到后來才意識到倫理底線的重要，才感嘆社會革命中有無“人味兒”的重要性。
因此，五四運動必然上場，這個新文化運動的變體或孝子，注定要以弒父的姿態收場。這個弒戮行為，不僅跟知識前輩分道揚鑣，而且要跟政權攤牌。火燒趙家樓，“大規模的群眾暴動騷亂事件”，不同于王朝時期的民亂，一個當時的記者在“五四”第二天寫道：“吾人驟聞是種消息，幾疑法蘭西革命史所記載恐怖時代一般亂民之暴動，及路透電所報告布爾札維克黨人在俄國各地之騷擾，又發見于吾華首都。”

四

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青年、學生。如果一個家庭的父權衰敗，我們沒有理由譴責孩子們的逆反、弒父、出走，我們可以痛心孩子們對父權的復制和可笑的摹仿。如果一個社會除主旋律外沒有像樣的精神食糧，父輩們沒有多少責任感，更沒有有效解決問題的制度機制，那么青年人就當然以青春的本能抗爭。胡適說：“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深知其中厲害的毛澤東甚至天然地站在學生一邊，他的名言就是：“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而鎮壓，謬托歷史知己者的鎮壓，不過是“一收就死”，將自己和中國置于一種奴隸奴才般的生存狀態。中國革命，百年變亂不斷，卻難以在學生和政府之間、在官產學社會各界之間形成有效的對話機制。法蘭西革命，歷經百年，左右搖擺四五次，才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中國革命，歷經百年，左右劫亂不斷，仍離現代遙遠。
五四運動撕裂了老大中國的面紗。它提出的問題：中國的家庭之惡、中國的政治參與機制、中國的代際和社會溝通渠道、以及從生老病死到婚喪嫁娶等中國人的生活模式，等等，至今沒有解決（毛澤東的革命方式，將婚喪嫁娶等等的簡化革命化，至今已經雨打風吹去）。五四運動的撕裂、學生們的舉動并沒有錯，換言之，青年學生不過是到“最后的關頭”發出的聲音。錯的是當時事后的當政者、社會領袖們，如嚴復、林紓、辜鴻銘、蔡元培、梁啟超、章太炎、胡適、孫中山、陳炯明等人。中國只有走全民革命的道路，否則，“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還會將人的生存數據化、指標化，將人的生活窒息；中國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否則，再怎么好的“好地獄也將失去”。
亞洲第一共和的“國父”認識到了“南北軍閥如一丘之貉”，他稱馬克思為社會病理學家的認識也足夠深刻，但他沒有因此反思革命，反而仍停留在對自己學說的自負上，仍停留在自己的歷史使命或影響在于“五百條槍”的暴動上。如果孫文能夠介入、參與新文化運動，或者新文化運動的成果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如果他能夠關注五四運動，或者這些社會道義資源、這些在野政治家和民間意見領袖們，能夠接續當年他和黃興、宋教仁的事業。孫文和小平頭知識分子們不會那么輕易地接受俄國“那根稻草”，中國的革命世紀就不會是俄國的復制品，將會呈現出不同的格局。

五

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蔡元培當年一句“我倦矣”已經不是校長心態、父輩心態，而是書生意氣。
這樣的教訓在五四時期還可以舉出很多。胡適也好、梁啟超也好，都有過這種意氣用事的時候。當然，亂極亂久思靜思治，自己讓權，威權從中產生。不徹底的革命帶來的亂局，帶來的“混亂自由”考驗了大家的心智。比起政黨政治來，他們更寄望于政府政治；比起議會黨來，他們更寄望于革命黨；比起革命黨來，他們更寄望于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自由主義、實用主義者看重問題，胡適說：“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夸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但自由主義、實用主義者卻是不應回避政治的，胡適的問題主義在當時也不切實際。用現在的話說，他沒有看到，當時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都急切地要求一個“說法兒”，要求碰撞出一種政治權利機制；他沒有看到，當時的社會問題如此之多之嚴重，根子在于政治體制有問題。他后來投身政治，應該是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不僅如此，當時問題主義的雙方都沒有從文明的轉變、社會實際出發，即如何從難得的混亂自由里重建倫理底線、社會共識、政治生態，重建政道關系。一句話，傳統士大夫們的清議行為如何轉化為現代公民責任，落實為生命權（信仰自由）、說話權（言論、出版自由）；孩子們的游行示威如何擺脫“東漢末年太學生、兩宋太學生、明末東林和復社、幾社的傳統”，而能落實為交友權（結社、集會自由）。

六

梁啟超、胡適的改良自由主義或實用主義思路，在當時后來都不乏實踐。張謇在南通的承包實踐，陳炯明在福建、廣東的治道實驗，盧作孚的北碚建設，以及晏陽初、梁漱溟們的鄉村教育運動，都說明中國改良思潮的生命力。這種改良思路，從積極的角度看，它說明移風易俗的可能性和時效性，跟傳統文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社會治理一樣，那些把未來黃金世界允諾給現在的人們的謊言，那些動輒推托要一代人兩代人世世代代努力的改革濫調，都在這種改良成果面前不攻自破。
但是，這種改良主義，卻又像中國傳說中的“息壤”一樣，無能抵御現實中的洪水，更無能應對要求嚴苛的上帝和命運。無論革命的洪水，還是大環境的專制命運，都會使得這種改良曇花一現。山東的臨沂、貴州的石門坎、山西的平遙，都曾一度成為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但不到百年，都成為貧困落后地區了。即使今天，二十年前的改革明星地區，仍有大量的返貧現象。
可以說，中國文明的轉型乃是一場空前的革命，中國注定跟革命相遇，如果我們的先人、我們的五四圣賢們沒能解決革命問題，我們就得接受這種革命遺產。如果“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共產黨人，偉大的革命者與啟蒙者一代”沒能解決革命問題，如果我們的父輩不能解決革命問題，我們就沒有告別革命世紀。
曾經呼吁“回到五四”的舒蕪先生晚年反省，從改良者的對立面，一個五四之子、一個革命者的角度說明革命變異的洪水，舒蕪痛切地說：“‘理力論’公式雖簡，然乃自近百年歷史概括而來，實乃至理。此理與力，又非自古以來帝王圣哲之理之力，而是劃分人類‘史前時代’與‘真正人類自覺時代’之理之力，以‘科學’與‘階級’之名，起大信，成大業，前史無可例比。千百萬志士仁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不可簡單地斷為‘盲從’。其以力運理之機，至微至隱。當時信眾，無不自以為所信者科學，所循者規律，故艱難險阻而不辭，摩頂放踵而不悔。今日事后追論，輕易名之曰‘主流’，曰‘權力意志’，其實當時居主流地位有權力后盾者，是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周孔之道等等，而科學社會主義之歸宿則在雨花臺、渣滓洞，乃千萬人共見共知之事實。或亦正似此故，其以理運力之機，遂難覺察。竊謂解放前白區信眾，最是純粹。蘇聯與中國蘇區的大量血的事實，在白區毫無所聞。間有傳聞，則以出于國民黨之口，由逆反心理而拒不肯信。魯迅之睿智，亦有《我們不再受騙了》之作，有《答中國托洛茨基派》之信。非君子可欺，其實都因為真相的揭破出自太黑暗太卑鄙者之口，從反面作了有力的宣傳也。自顧以此純粹之心，迎接解放，堅信一切皆是‘理’的勝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誤從真，而不自知已舍理從力。”
但中國知識界在最近二十年來輕易地認同了另外一理或力，告別革命的聲音至今不絕，或謾罵或痛心疾首，革命成了當代漢語世界里罪惡的同義詞，成為人人必須堵塞的洪水猛獸。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已經由主張和平進化，反對激進變革，發展到重評歷史。從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國模式，發展到認為沒有五四運動更好，沒有辛亥革命更好。當紐約一家雜志的記者遠道來訪，問高爾泰，這個同樣的五四之子，終生實踐并篤信“自由”的中國圣賢，對這些問題有什么看法，高爾泰說：“我沒有那樣想過。”

七

五四因此仍屬于當代，仍屬于我們。五四是我們的。在百年中國數代年輕人的運動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動亂、亂動、造反的社會狀態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暢淋漓的，是激蕩的，是純潔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國的一次少年張狂，是衰敗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贖；只有五四空前絕后地打量著傳統文明，打量著身后百年折騰作孽、一代不如一代的現當代中國。青春五四跟我們數代年輕人的血脈相通，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們愧對五四。
紀念五四的活動已近90年，今天我們回顧五四，除了重溫革命世紀和政治問題的教訓以外，還需要重新梳理民族社會的思想資源問題。陳丹青曾說，“在我們的上下周圍，魯迅那樣的物種滅絕了——豈止是他，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共產黨人，偉大的革命者與啟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與人格類型中，消失凈盡——而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不論為敵為友、為官為匪，但他們的倫理道德血脈教養，個個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時，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世界主義者，第一代現代民族主義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我們當代的歷史熱很大程度上是在發掘五四的遺產。
但實際上，以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圣賢們并沒有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尤其是他們作為現代民族主義者有著非常嚴重的欠缺，他們的盲區其實也應該是我們的遺產，我們的思想資源。我在《中國劫》中以嚴復等人為例說過，我們的知識人總是“圍繞體制、國家和社會穩定做文章，‘中國崛起’成為他們立身處世的前提。先發國家的思想家們很少為國家招魂，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劫’的擺動使得我們的知識人發生變異，實在是可令人扼嘆之事。一百多年前，斯賓塞就立意要把‘自己全部的綜合哲學作為一座堂殿獻給他的個人自由之神’；但嚴復曲解了斯氏思想，以為在斯氏的自由制度中，釋放出的個人力量終將為國家富強服務。當斯賓塞對大英帝國國勢日盛、向外擴張感到驚愕乃至沮喪之時，嚴復卻對之敬慕不已。研究嚴復的美國思想大家史華慈寫道：‘毫無疑問，嚴復在這里扭曲了斯賓塞最心愛的價值。’”
我還說過，史華慈面對中國知識人的變異發出的感嘆仍適用于今日中國：“我們很難對中國知識分子如此關切國力的問題下什么判語。中國確實一直深受羞辱，而且當今世界，沒有國力就無法生存。不過，事實卻是，一旦價值是按照作為獲取力量的手段來評估，這些價值就非常可能變得脆弱難保，扭曲變形。”可以說，電影《英雄》內外的戲子們有足夠的理由嘲笑責難他們的中國知識界，因為中國正是知識人在最近三十年念茲在茲的中心，因為中國知識人不僅沒有為中國人正名，沒有重建道統，反而在為中國正名后，懷抱英雄情結爭先恐后地“學而優入仕”，成為政統的有機或投機分子。

八

回到五四！
葉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現場》一書讓我們跟著他重溫了五四，如葉先生所說，“自從發生五四運動以來，它就不斷被述說，幾乎所有史料，甚至每個細節，都被羅掘俱窮了。”但五四仍需要“被述說”，因為“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五四還需要更多人尤其當代人的眼光、思想來解讀。
葉先生以流暢的文字敘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廣東人梁啟超、陳炯明當作五四運動的開端和結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我在閱讀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感想，向讀者匯報如上。這是一本值得細讀的書。我在向葉先生表示祝賀的同時，也樂意向讀者朋友們推薦！
是為序。

2009年2月于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