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

簡體傳統

　　這篇短文算是對高行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祝賀，雖然是遲到的祝賀，因它已經遠遠地落在了許許多多祝賀的后面。

　　也許，我們的祝賀對高行健是無所于謂的，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自己有祝賀的理由。因為，我們既不因為僅僅是一個中國人，便過于單純地為高行健獲獎高興；也不因為同樣是一些文化人，而捎著些許可以理解的苦味。我們更不會因為中共鄙棄他得獎，我們就鄙棄他；中共若捧抬他，我們就更加高抬他。我們的祝賀，既帶著安慰我們自身悲情的一點滿足，又帶著“創作是自己的事，評獎是別人的事”這樣一種應有的超然情緒，所以，我們的祝賀是真誠的，更不會對內咬牙切齒地罵他，對外又要熱情洋溢地捧他。所以，當高氏獲獎在全球華人中幾乎引發了某種狂歡的情景時，我們沒有擠在歡樂的中國人里面，去湊這份熱鬧。何況我們生活在中國大陸，本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而當國內官方文壇對高氏的得獎大加韃伐的時候，我們只能“冷眼、冷心”，不肖一顧。而當海外的某些朋友對高氏得獎“利劍揮灑”之時，那是因為他們有言論的自由。因為，在自己的國土上，我們至今還沒有這種進行文藝論爭的權力。因為這不是在三十年代的“反動文壇”或左翼文壇上，也就是說，不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之下。

　　我們的話已經說遠了。

　　其實，我們真正想說的話，就是高行健和王蒙不一樣。說白了，就是他和中共大作家、中共文壇最希望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王蒙先生不一樣，所以，我們對高氏的得獎，才會多少感到些安慰。因為，這畢竟算不得是諾獎評委會在“造孽”了。

　　而我們說高行健與王蒙不一樣，就我們國內文化人所知，首先是他們在做人上不一樣。因為，高行健出身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沒有什么光榮的背景；而王蒙是中共的“紅小鬼”出身，并且是從中共“組織部里走出來的年輕人”。高行健不喜歡中共的專制文壇，而亡蒙曾是中共專制文壇的梁柱和高官。高興建在創作中寫的是中共不喜歡的東西，所以不是遭受冷遇，就是遭遇禁演；而王蒙寫的都是中共需要的東西，所以王蒙幾乎把中共的文學獎得飽了，并且從八十年代中后起，就開始代表中共對諾獎的深切期求了。高行健不會也沒有權力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召開作家會議，明確要求作家們表現時代的光明、歌頌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王蒙則在一九八四年新年伊始，就以中共作家協會黨組負責人的身份，在河北涿縣召開“農村題材座談會”，明確要求作家們要反映農村的大好形勢，歌頌中共一九八四年一號文件的精神。此后，王蒙先生便做了中共管理文化的最高長官——文化部長。高行健因為不愿忍受一九八七年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凌厲空氣，追求創作自由，所以遠走他國；王蒙作為中共文化部長，卻自然要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文化界運籌帷幄，跟著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行徑在一九八九年之際，敢于在外國說“中共專制政權一天不垮臺，我就一天不回國”；王蒙先生非但早在八十年代就數度率領中共作家代表團出國訪問，揮灑大陸人民的血汗錢；八九年后，則不是在國外大說假話，說中國的作家們從來沒有現在這樣的創作自由，就是在回國后聰明地攥寫出國游記，寫的都是寫山水和空氣……。

　　也許，有人會說，高行健和王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早在文學上搞現代派的。然而，此話大謬。為何？只因為高行健搞現代派，一是因為他是學法語的，學外語的人，有點崇洋媚外雖然可以理解。二是高行健搞現代派，雖然不能說沒有文藝形式上的探索，但根本之處，是逃避。逃避什么？逃避批判，逃避徹底和完全地失去發表作品權力的厄運。而且雖是逃避，卻是一種不合作的表現，這與那些既要逃避、又要合作、甚至連中共的任何一點“賞賜”，都絕對去要爭奪一番的“文學逃避者”們，自然也很不樣。然而，王蒙先生的搞現代派，恕我們說一句不敬的話，則是在有心“誤導”。因為，當八十年代上半期文學創作越來越對中共的統治大不利的時候，中共又屢禁難止，此時此刻，由中共作家協會的主要領導作家出來帶頭搞現代派，實際上就是在引導作家走形式主義的道路，以堵住對于現實生活的更深開掘。這是不自由時代文學發展的常有現象。但王蒙先生的大搞現代派，帶頭創作讀者看不懂的文學作品，其對于八十年代真文學的發展，實在是有罪無功。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文學創作的江河日下，實在與王蒙先生的引導大有關系。其實，中共在八十年代中期選擇王先生做了他們的文化部長，也是慧眼獨具，本來就不是不是鬧著玩兒的。在王蒙先生担任文化部長的一九八八年，全國第五次聞代會上就有一個會規，便是各省代表團不準串聯，以致許多抱著以文會友心情才來開會的作家和藝術家們，竟然置身于文代會一片肅殺的氛圍之中。如果說它與中共作家部長王蒙沒有關系，大約也就不能服人了。

　　當然，還有人會說，王蒙先生畢竟是在八九年之際，因為住在醫院不去探望戒嚴部隊，而丟了若大的一個官。此話可能屬實。但是，王蒙丟官的當時，北京文壇就曾傳出“流言”說：“王蒙太聰明！”因為整個動亂期間，王部長幾乎全在國外渡過，而且回國一看那動亂的景象，便又忙不迭地出了國，只是因為最后將時間算錯，早回來了幾天，所以才只好進了醫院。當然，進醫院的做法，不去探望戒嚴部隊的行為，也還是因為“太聰明”。只不過這等太聰明，后來卻弄出了一個“聰明誤”罷了。也算是應了紅樓夢上的兩句詩：“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兩句詩應在王部長的身上，便是丟了官。這與高行健能夠在巴黎公然說出“專制不垮兮絕不歸”還是差距大了一點。

　　也許有人會問，他們在文學才華上一樣不一樣？或是誰大誰小呢？這個問題，本不好比。但是，如果一個作家首先不能真正按照自己的心靈所想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為了官位而只好玩弄聰明來寫作，如果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講的真話和假話都分不清，如果一個作家缺少了作為一個作家靈魂的真實性，甚至是一個作家總是在為一個人皆欲棄之的專制統治“幫閑、幫忙、幫兇”，這樣的作家就是有才華，又怎么樣呢？晚明的馬士英、阮大鉞不可謂才華不高，可是他們豈但是在東林黨人的面前不算人，而且在文學史上，又有幾個人稱贊過他們的才華呢？這類例子，文學史上真是舉不勝舉。所以，也許中共作家王蒙的才華確乎高過高行健，但是，如果這樣的“高”，為王蒙這樣的作家所擁有，那就還不如沒有這樣的才華為好。因為，這樣的高，只能使得他們在“幫閑、幫忙、幫兇”上幫得更歡，因而只能使我們這些渴望自由寫作的中國作家們，日子更加不好過而已。

　　其實，本來高行健和王蒙是不能放在一起相比的。因為，按中共文壇的規矩，王先生是部長級的作家，高先生出國前充其量也就是一個處長級的作家了。但因高先生如今一朝得道，獲了諾獎，所以，官位雖沒有，在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卻大大地提高了，因而也才能與中共作家王蒙比上一比了。而也只有這樣公正地比上一比，我們才能不至于過于狂喜，也不至于過于茫然。至于王蒙，我們只能說，你不過是一個被用來作為中共作家代表的人物罷了。因為，在當今中共的文壇上，在近半個世紀的中國專制文壇上，只是因為你們這樣的作家太多，所以，才讓流亡海外的高作家得了諾獎。這是高先生的幸運，更是我們這些國內作家在得悉高氏得獎后，既為他高興，又為自己反添了許多安慰和悲涼感受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