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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911，美國怎樣把災難變成教科書

文 | 楊恒均

在信息公開、表達渠道暢通的美國，公眾和媒體對災難挖掘真相，榨取精華，鍥而不舍，這種對災難的反思方式不但有助于避免類似災難重復發生，而且也比較成功地處理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關系

警鐘長鳴“9·11”

剛到8月下旬，就開始回顧和反思“9·11”，這已經成了美國媒體的例牌。每當此時，打開美國電視，翻開美國報紙，立即可以感覺到世貿大廈轟然倒下的沖擊波陣陣襲來。當然這和本·拉丹仍逍遙法外、美國至今在伊拉克泥足深陷以及民眾心頭的巨大創傷尚未愈合有關。可是，如果深度觀察，不難發現，美國人對“9·11”的反思每年都花樣翻新、高潮迭起，而反思的主題也不再僅僅圍繞反恐和國土安全。

記得2004年8月剛過的一天，我剛打開電視機，就看到一位眼圈紅紅的女士坐在演播室里，她是“9·11”遇難者家屬。她正對著電視鏡頭回憶兩年前，自己的那段慘痛經歷。“你當時有什么感受？”老練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打斷她的話頭，發現她沒有反應過來，又連珠炮似的追問：你當時想到什么？你恨恐怖主義嗎？你怪政府保護不力嗎？你支持白宮立即采取軍事行動嗎？總之一句話，你當時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位女士在臉上抹了一把，抬起頭，想了想，鎮靜地說：一個肩膀……

這就是那個女士的答案，和反恐與國土安全關系不大。可讓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第三天，以及接下來的好幾天，“一個肩膀”的話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開始發酵，先后上了好幾個電視臺的評論節目，報紙也有越來越多的專題報道和分析。“一個肩膀”成了那年反思“9·11”的眾多話題中的一個。

原來那個家屬的話被敏感的記者抓住了。是的，當那場空前的災難發生，有三千多人被掩埋在廢墟里，恐怖分子仍逍遙法外，有誰會去關注一個受難家屬當時最想要的“一個肩膀”？陸續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家屬超過萬人，在慌亂和匆忙中被安排在倉庫和工棚中。他們不知道親人是否還活著，也不知道死了的親人的尸骨是否可以找到，他們悲痛欲絕，面對的卻是荷槍實彈的軍警，以及和他們一樣悲傷的家屬們——也難怪，那位遺孀當時最想要的是一個可以訴說、可以分担她的悲傷，可以讓她輕輕靠一下的肩膀……

“一個肩膀”的話題就這樣引領了一批觀眾朝一個未知的領域挺進。先是有越來越多的“9·11”受難者家屬也站出來訴說當時無處訴說的孤獨和痛苦的感受；隨后就有民眾紛紛加入討論，表示理解和同情；接著是自愿者團體、非政府組織出來，檢討他們缺乏安慰這么多斷腸人的經歷和經驗；電視臺還請來了重量級的心理學家，據他們分析，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找不到一個可以依靠的肩膀，無疑會對受難者家屬造成無法彌補的心理傷害……最后自然也少不了政府有關部門，他們也不得不站出來承認在“9·11”善后工作中的這一疏忽和失職，承諾要更多地依賴非政府組織和各種自愿者團體，在類似這種大規模的災難發生時，要確保及時地讓每一個受難者家屬都得到適當的照顧和心理咨詢，讓每一個痛不欲生的親人都能夠有“一個肩膀”依靠。

2004年美國媒體對“9·11”的反思雖仍然集中在反恐和國土安全上，但像上面這種平民話題的熱點討論，出現了不下數十個。這些反思與“9·11”永遠的主題——反恐和國土安全——相去甚遠，卻讓人感覺離民眾很近。不排除今后美國還會發生類似“9·11”的災難，但我相信，到時一定會有“一個肩膀”在那里等著每一個受難者家屬。

媒體是追問災難的排頭兵

今年是“9·11”六周年，從8月底開始，美國媒體又把焦點慢慢轉移到“9·11”上來。反恐和國土安全依然是主流，只是今年和布什、本·拉丹以及伊拉克一起推到聚光燈下的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前任局長特內特。兩年前業已完成的那份對中央情報局的調查報告部分內容曝光，顯示中央情報局一早就獲得本·拉丹和恐怖分子將襲擊美國本土的相關情報，但卻遲遲沒有采取措施。中央情報局是否存在忽視重要情報最終造成“9·11”等嚴重失職行為，已成為今年媒體追逐的新的焦點。

我打開香港電視，看到CBS新聞節目正播放“9·11”專題。一場規模巨大的葬禮正在進行，這是為在“9·11”中遇難的救火隊員舉行的最后一個葬禮，場面凝重，讓人仿佛回到濃煙彌漫的“9·11”現場。葬禮場面在電視上出現的時間很短，接著就換上了播音員。播音員說，有兩位救火隊員的家屬已經對建筑商以及負責救火設備的單位提出控告，理由是，她們的丈夫是因為大樓的救火設備出現故障導致窒息而死的。

看來CBS對此事極為重視。播音員一副拉開架勢的樣子，又找專家咨詢，又找律師訪談，很顯然，殉職的救火隊員家屬控告有關單位，這事肯定也會成為今年反思“9·11”眾多議題中的一個大熱門。

“9·11”過去六年了，美國媒體還是不愿意放過“9·11”。各色人物和團體都要陸續亮相，你方唱罷我登場，每個人都成了受害者，每個人都要說話。而很多議題已經離開了反恐和國土安全，從“一個肩膀”到救火器材的質量，已經深入到了四面八方。

這也難怪，“9·11”這樣的災難畢竟百年難逢一次。如果這個時候，把長期存在卻難以消除的弊端或者隱患挖掘出來，呈現給國人，自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國媒體對“9·11”的持續反思就給我這樣一個印象。這么一來，“9·11”倒好像不是巨大的災難，反而成了金山銀山，每個美國公民、每個民間機構和組織，以及各大媒體都要趁機“撈”一把，不斷挖掘、開采，不把“9·11”的剩余價值榨干不肯罷休。

而在徹查災難和事故原因方面，排頭兵一直是媒體。普通民眾不可能有比較全面的資訊，更不能獨立完成調查和反思，但他們有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可以追問“為什么”。接下來把“為什么”傳下去的就是美國的媒體。有民意和輿論做后盾，反對黨推波助瀾，專業的民間獨立機構介入調查，政府自然也坐不住。

當然，美國媒體絕大多數是私人擁有的，是商業行為，說他們只是為了公眾利益而追查真相，并不都是事實。美國媒體之所以對災難窮追不舍，是有美國民眾的公民意識為基礎的。說到底，美國媒體對“9·11”的持續反思，只不過反映了美國民眾對“9·11”難以忘懷。

譬如，三年前美國媒體就曾一度不愿報道“9·11”周年紀念活動，理由是不揭受難者家屬的傷疤，幫助美國人民走出悲情。實際上卻另有隱情——廣告商不愿意自己的廣告出現在紀念活動中，媒體賺不到錢，就試圖淡化“9·11”。結果觀眾不樂意了。要知道觀眾才是媒體的大爺，畢竟決定媒體是否賺錢的是收視率，廣告商也是沖收視率而來的。在觀眾壓力下，美國媒體最終只能改弦易轍。

最大的災難是不許徹底追問災難

民眾對災難的質疑，成為追查真相的原始動力。受民意和輿論引導的民間獨立調查，雖然很多時候會偏離專家的指導，有時甚至由此及彼，四面出擊，但卻很少不理智的舉動，政府很少直接成為攻擊的目標。

整個過程看起來，政府都是被媒體牽著鼻子走，算不上一個積極的角色，他們的成功之處是抱著開放的心態，善待民意和輿論。如果政府強力壟斷對災難和事故的調查權和解釋權，媒體只是發布官方消息的工具，那么災難和事故調查中的公眾監督就無從談起，調查結果的客觀公正就難于保證。而正是因為美國政府任由媒體窮追猛打，任由民間獨立機構徹查到底，政府顯得自信而從容，反而比較容易化解災難和事故導致的政府公關危機。

這里不妨拿濟南水災和新奧爾良水災做一個比較。被颶風襲擊的新奧爾良差點毀于一旦，事件發生后，白宮和地方政府都遭到猛烈抨擊，布什總統聲望跌至新低。但美國政府對這場災難的態度仍一如既往，跟隨民意和輿論走，提供便利讓民間獨立機構接手調查。隨著調查結果的深入，該開除的開除，該辭職的辭職，當地政府和警察局承担了應負的責任，公眾無話可說，總統聲望開始回復。在這個事件中，政府一開始就沒有把自己放在民意和輿論的對立面，結果暢通的民意表達和不受干涉的媒體恰恰為白宮解了套。

相比較而言，濟南水災是一場規模要小得多的災難，雖說這場災難也有人為因素，但畢竟是歷史上罕見的大暴雨引發的。這場災難發生后，如果濟南當局善待民意和輿論，也不至于造成嚴重后果。但濟南當局恰恰做出了相反的選擇，以致發生拘留網友“紅鉆帝國”的極端事件，而引起公眾的普遍憤怒，造成了比濟南水災本身要嚴重得多的負面影響。直到今天，一度淹沒濟南市區的洪水雖然早就排走，但質疑和傷痛，卻仍然堵塞在民眾的胸口。

當然美國也不是所有災難和事故中，都只有民間的獨立調查，政府同樣要介入調查，所不同的只是政府不能壟斷調查權和災害信息發布權。正因為政府不能壟斷，災難和事故的調查及信息發布就存在競爭，政府只是競爭中的一員，稍有閃失，很容易被揭穿。這就迫使政府的災難和事故調查及相關的信息發布不能不特別謹慎，特別周密，力求無懈可擊。

這里不妨做個對比。中國佛山九江大橋垮掉后，政府及時派出專家組，據說幾個小時就把問題搞清楚了，而且發布了新聞。真是驚人的效率！有個美國朋友就這樣問我：如果垮橋的原因如此簡單，以至于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專家組就能立即得出結論，發布新聞，那么垮橋之前，安監部門、橋梁維修部門、交通部門和運輸部門為什么都沒有看出來而及時發布預警呢？

正好稍后美國也垮了橋，也立即成立了專家組，可是在說到事故原因時，專家組竟然說最快也得等好幾個月才能弄清楚。科學和技術比中國領先了二十年以上的美國，橋梁事故調查的進度卻比中國慢了好多倍，這簡直是沒有天理。調查一個垮橋事故，用得著那么久嗎？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找美國朋友聊天。一開始，他們竟聽不懂我的問題，細細打聽才知道，原來他們都習慣了，政府對任何災難和事故的調查，都有一個嚴格的程序擺在那里，當事人調查，目擊者調查，沙盤推演，經由科學實驗提取各種關鍵數據，每一步都省不掉，而且每一步都必須公之于眾。這就需要足夠的時間和耐心，想快都快不了。在美國人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政府的調查徹底而全面。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速戰速決，那么不但是草率的，不負責任的，而且肯定是要掩飾什么。民意和輿論的嚴密監督，最終成就了政府調查的客觀和公正，從而確保了政府的公信力。

哪個民族能夠獨善其身？哪個國家沒有天災人禍？所不同的，只是對待災難的態度。有些災難可以避免，有些災難卻沒有選擇，然而政府如何處理災難則是有選擇的。我們看到，在信息公開、表達渠道暢通的美國，公眾和媒體對災難挖掘真相，榨取精華，鍥而不舍，像變魔術一樣，把一次次災難變成一本本教科書，變成源源不斷的精神財富。這種對災難的反思方式不但有助于避免類似災難重復發生，而且也比較成功地處理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關系。這樣的政治智慧，值得我們認真汲取。

楊恒均 原載《南方周末》2007-9-7

楊恒均 2015-08-23 08: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