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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錢天鶴先生是中國現代農學先驅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抗戰時期曾任國民政府農林部次長。一九四九年以后任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農業組組長。因開發金門島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門島人民在島上為先父建立銅像，以志紀念。

這一兩年，竟不斷地寫起追悼文章來--每一篇都償還一筆精神的債務：給老師，給亡友，給…… 最應該償還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該寫什么，該怎樣去寫--我幾乎無“話”可說，卻又有太多太多的“話”要說……

因為你留給我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

因為我永遠擺脫不了你，我的命運與你緊緊相連。

哦，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說不出具體的時間--是你的誕辰百周年祭日。在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著遙遠的南國的海的那一邊，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卻無法想象，更不能具體地說出：你的容顏，你的聲音，你的思想…………你對于我，永遠是一個陌生的存在，一個償還不清的精神的債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從記憶的墳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獲永遠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東路一家小吃店里，一個穿著長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帶著長著圓圓的大腦袋的小男孩，在吃著什么--仿佛是湯圓，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著仍在慢吞細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個個地夾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長嘆了一聲……

這惟一留下的瞬間記憶，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親，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連同你的一聲嘆息，是怎樣地讓你的兒子千百遍地咀嚼，溫暖著，又咬嚙著他那顆破碎的失落的心！…

還有掛在墻上的你的巨幅畫像，留在我的記憶里的，仍然是你的嚴肅的微笑。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在你親自購置的南京武夷路22號小樓母親的臥室里，你日夜陪伴著母親，也時時從墻上望著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峽那一邊，卻不怎么想念你--我們已經習慣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當年我們全家住在南京江蘇路、中山東路的時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來往不絕的客人談論公事，少有和家人閑談的時候。但偶然瞥見墻上的你在對我微笑時，不知怎么的，我總有一種安寧感。“那是我的父親，父親。”我對自己說，同時有一股溫馨襲上心頭。但母親卻時時念著你，每逢過年過節，總要多擺幾副碗筷--為你，也為遠在異國的大哥和三哥。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種生命的沉重與悲涼，但也只是剎那間的感覺，很快就忘了：那時候我還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畫像從墻上取下，并且永遠在房中消失時，我才開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與我（以及全家）的命運息息相通。起初還是中學生的我只覺得奇怪，想去問母親，看到她一臉愁容，卻不敢開口。還是“新奶奶”--長住我們家的女傭，你一定記得的--悄悄告訴我，四哥（他是共產黨員，在南京團市委工作）因為家里掛著你的像，與你“劃不清界限”，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我已經說不清當時的反應；仿佛覺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種精神的威壓，而此后母親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從此，不祥的預感便籠罩著這個溫馨的家庭。

考驗終于臨到我的頭上。1953年，剛滿十四歲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改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申請，這在我們那一代是天經地義的歸宿，仿佛到了14歲，就應該（也必然）成為青年團員。但我的申請，卻遭到了拒絕，盡管當時我是全校老師、學生公認的“學習、品德兼優”的模范學生。面對這晴天霹靂般的打擊，一陣天旋地轉以后，我頓時產生了“低人一頭”的屈辱感，仿佛剎那間我從“天之驕子”變成“二等公民”。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團介紹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臉嚴肅地告訴我：必須從思想、政治與行動上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反革命？！”我差點大叫起來；我怎能把已經滲入記憶深處的嚴肅、沉靜、微笑著的你，與在我的觀念中早已是十惡不赦的“反革命”聯在一起？！在我這樣的 14歲的中學生的心目中，“父親”與“革命”，都同樣神圣，現在卻硬要在這兩者中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這未免過分殘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個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來“說服”我；我知道，那是組織交給他的任?，他自己也懷著極大的真誠與熱情，希望幫助我闖過這一“關”。他總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該說的幾句話說完，然后突然沉默下來，用急切的眼光望著我。我知道他想讓我說什么，我也真想說出他想讓我說的話，那樣，我們倆都可以松一口氣，卸下那對于我們來說是過于沉重的精神的負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們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當時正在狂熱地學習作曲，我也正熱心于作詞，我們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卻怎么也說不出來，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著他；他也呆望著我，似乎也懷著某種歉意。時間到了，他默默地站起來，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門?，空氣沉重得令人窒息。

我真想懇求他不要再來，但第二天他仍然來了，在同一個時刻，一分也不差。呵，父親，你這時正在海峽的那邊為臺灣農業的振興奔波，你當然不會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兒子承受了這樣的精神折磨！但我卻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著那曾經掛過你的畫像的白墻，我默默地想：要是父親的形象也能像畫像一樣永遠消失，要是我根本沒有這樣的父親，那該多好。呵，我竟敢否認自己父親的存在，我這罪孽深重的兒子！我為自己的念頭嚇壞了……

從此，“與反動父親劃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遠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終于從北京流放到了貴州安順，正是傳說中的“夜郎國”的所在。在我簡單的行囊中，有一張父親的照片，這是我從母親那里要來的。但我從不敢翻出來，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種犯罪；但又始終保留著，我知道那是我們父子間最后的精神聯系，不管看與不看，“他”存在著，這就足以給我的越來越孤寂的心以某種慰藉了。但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點“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化大革命”中，當紅衛兵從我的箱底里翻出這張照片時，我再也逃脫不了“反革命孝子賢孫”的“罪名”。面對著紅衛兵的質問，我無言以對，當時正盛行著“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革命”邏輯，我也為自己的“大膽”（解放后幾十年，還保留著父親的照片）嚇蒙了。我惟有低頭，認罪，懺悔，說不上真誠還是不真誠，只恨不得割斷一切社會聯系（因為每一個聯系都是一種罪惡），還一個一無牽涉的“自己”。因此，當后來學校“革命師生”給我“平反”，將父親的照片還給我時，我幾乎是毫不遲疑地將它付之一炬--事情過去很久以后，我才驚訝自己當時的平靜。記得有一位學生提出了異議，他問我：“兒子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親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覺得他的問題提得奇怪：我已經心如死灰，以為人世間早已無感情可言，更不說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懲罚：當我得知父親1972年在臺北悄然去世時，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親手燒毀了對我有著養育之恩的父親的形象！呵，我這大逆不道的、罪惡深重的兒子。

盡管70年代末，旅居美國的三哥歸國，又帶來了父親的照片，我卻再也不敢正視。我的眼前，永遠晃動著那地獄般的圖景：我親手點燃的火，一點一點地吞噬了我的父親--他的沉思，微笑，連同他對我的全部愛和期待！

我仿佛又聽見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記憶里的父親的那一聲嘆息……

哦，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

附：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錢天鶴事略

錢天鶴（1893—1972年），字安濤，生于浙江省杭縣（今杭州市）。農學家、現代農業科學的先驅者，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主要創始人。1913年畢業于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1913—1918年就讀于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并獲農學碩士學位。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教授兼蠶桑系主任，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校長，1927—1929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社會教育組（司）第一股（科）股（科）長，1929—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常務委員、博物館主任、顧問。抗日戰爭時期從事農業行政工作，先后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常務）兼全國稻麥改進所副所長，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林司司長，農林部常務次長。對發展大后方農業生產，特別是糧棉生產有重要貢獻。臺灣光復后，置身臺灣，參與農業政策和實施綱要的制定，對恢復和發展臺灣農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門、馬祖兩島的農業建設，成績卓著，甚受兩島人民的愛戴。《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錢天鶴》作者評價：錢天鶴一生清廉，對人仁厚友善，肝膽相照，對于后進和部屬，常予扶助提攜，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練，思考周詳，審慎從事，用人唯才，實事求是。其品德行為，令人敬佩。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1928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為院長。時設天文、氣象、社會科學、物理、化學、工程、地質、歷史語言等8個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長聘李四光、秉志、錢崇澍、顏復禮、李濟、過探先、錢天鶴7人為博物館籌備處籌備委員會委員，以錢天鶴為常務委員，籌備處設立于南京成賢街46號。當月30日，籌備委員會開會，決定博物館定名為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由于籌備委員中有出國者，有病故者，當年7月，由院長改聘李四光、秉志、錢崇澍、李濟、王家楫及錢天鶴6人為籌備委員，仍以錢天鶴為常務委員。籌備過程中，通過職員名單、籌擬計劃，裝置標本，修建房屋，布置園場等項工作相繼完成。至1930年1月籌備大致就緒，于是取消籌備處，由院長聘錢天鶴為主任，李四光、秉志、錢崇澍、李濟、王家楫為顧問，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正式成立。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本館以主任綜理全館事務。

《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全館之事，則由館主任錢天鶴綜理一切。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本館組織，可分三項述之：（甲）研究：動物組、植物組；（乙）事務：主任錢天鶴；（丙）顧問：李四光、秉志、錢崇澍、李濟、王家楫。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所載組織如二十年度。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總報告·自然歷史博物館報告》載：仍分研究、事務、顧問三項。（甲）研究：動物組主任伍獻文，植物組主任鄧叔群；（乙）事務：主任徐韋曼；（丙）顧問：錢天鶴、秉志、錢崇澍、王家楫。并列出一表，伍獻文、鄧叔群、徐韋曼三位主任與四位顧問列在同一層次。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總報告·動植物研究所報告》載：“本所原名國立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為符合本院組織法中所規定之名稱起見，乃改為動植物研究所，仍暫分動物植物兩組，王家楫任所長，七月到所視事。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錢天鶴、徐韋曼相繼辭職。顧問七人：錢天鶴、徐韋曼、秉志、錢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濟。

《國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總報告·動植物研究所報告》載：通信研究員四人：秉志、錢崇澍、錢天鶴、胡先骕。

筆者依據現有史料試作如下分析：

1929年1月－1930年1月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籌備時期。錢天鶴既有學者之望、又負官員之責，故受蔡元培院長之聘，以常務委員負責籌備工作。

1930年1月－1934年7月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發展時期。初期百事待舉，錢天鶴以主任綜理全館之事。

中期全館研究、事務、顧問三項并重，加之錢天鶴兼任浙江省建設廳農林局局長（1930－1931）、担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1931年），錢天鶴主任之責稍減。

后期錢天鶴担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常務）、兼全國稻麥改進所副所長（1933－1937年），故辭去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一職，改任顧問。此時期研究工作逐漸加強，動物組主任伍獻文，植物組主任鄧叔群與負責事務之主任徐韋曼并列。

1934年7月起自然歷史博物館改名動植物研究所。錢天鶴任通信研究員，類似于今日之客座研究員或名譽教授，又恢復了他原本的學者身份。1944年動植物研究所分建為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錢天鶴長期兼任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2005年10月一稿，2008年9月補充。）

參考文獻：

1、《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

2、沈志牛，《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農學編·農業綜合卷·卷1·錢天鶴》

燕南園愛思想 錢理群 2015-08-23 08: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