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越南戰場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79年2月17日晨，我軍從廣西、云南兩個方向對越南發起進攻。攻入越南境內后，中國軍隊開倉放糧，秋毫無犯，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通過報紙電臺連篇累牘的報道，一個正義之師、仁義之師的形象赫然而出。善良的中國人怎么也不會想到，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打進敵國，而敵國人民不僅不報敵意，竟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解放軍居然也成了越南人民的子弟兵!
其實這只是一種假象，而這種假象也著實把9億中國人民大大地迷惑了一陣子。隨著戰爭的進程，無情的現實很快就把中國人夢幻般的、飄飄然的感覺擊得粉碎。
當我們的軍隊把越南老百姓當成是一家人，并試圖去親近和愛護他們時，敵視解放軍的越南百姓、以及潛藏其中的越南軍人卻在伺機向中國軍人痛下毒手。越南人利用我軍荒唐的戰場紀律，不時實施偷襲、暗算，給我軍造成很大傷亡，許多指戰員就死于越南平民甚至婦女、兒童的槍口下，而犧牲在他們手上的中國軍人居然多得“難以計數”!雖然戰爭后期我軍指揮機構對有關政策予以糾正，但部隊卻為執行這條鐵的紀律付出了慘重代價。
同樣都是進入外國作戰，當年的志愿軍在朝鮮、與解放軍此次在越南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國內的戰爭中可，因為我軍是魚，老百姓是水;在朝鮮也可，因為我軍是被“請求”去幫助他們抗擊侵略者的，朝鮮人民是我們依靠的對象，我們是朝鮮人民的親人。
人民軍隊愛人民沒有錯，但不能敵友不分。越南是敵國，我軍被越南人民視為“侵略者”，而“侵略者”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豈非自取其辱?
2、自衛還擊與自衛反擊
戰爭以“自衛反擊”的名義打響，然而幾乎是一夜之間，“自衛反擊”變成了“自衛還擊”，“反”、“還”雖僅一字之差，但卻奧妙無窮。從字面上理解，因為敵人侵略，我們不僅抗擊而且還打進敵國境內，稱為“反擊”比較恰當——如1962年的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敵人挑釁，我們還手，使用“還擊”的措辭比較符合實際。“反擊”理直氣壯，“還擊”是被逼無奈，改“反”為“還”顯然是為隱去鋒芒。
然中越戰爭并未局限在還手上，解放軍攻克高平、諒山，直逼越南首都河內的戰略態勢顯然不是一個“還擊”可以遮掩了的。把戰爭定義為“還擊”，想以此來博取國際、國內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實際上并無多大必要，其實有“自衛”二字就足夠了。
中印邊界打出國境是反擊，珍寶島沒有打出國境也是反擊，而中越邊界的“還擊”之說卻無異于畫蛇添足。
3、殺雞用牛刀雞沒殺死
越南戰場與當年的朝鮮戰場不僅環境、氣候迥異，而且地域更為狹窄，我以9個軍20余萬的大兵團進行熱帶雨林作戰并非明智。越南多數正規軍在柬埔寨，部分大部南撤，我軍對付的主要還是其邊防部隊和民兵，盡管如此，我軍的傷亡還是超出預料，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越軍除占盡天時地利外，又深諳游擊戰爭的奧秘，且全民皆兵。而我軍斗志消退，信仰缺失，紀律松弛，疏于訓練，單兵作戰能力與經受多年戰爭磨練的越軍無法相提并論，更加上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因之付出大的犧牲在所難免。開戰僅10多天的時間，具有優勢兵力的中國軍隊就損兵二萬，前兩日的日死傷達兩千以上，如果用現代戰爭的標準來衡量，這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大國打小國，強國打弱國，付出的代價實在高昂。既然已經牛刀相向，就應一招制“雞”死命以絕后患。
4、中國空軍坐山觀虎斗
自1955年遼東半島抗登陸實兵演習后，中國軍隊再未進行過較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自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后，中國軍隊沒再打過大仗。按理，此役正是我陸海空三軍一展身手的絕好時機，然而一紙中央軍委的“規定”，卻把我人民空軍變成了戰爭中的看客。
這幕場景，與1937年“淞滬抗戰”，國民黨軍張治中率部奮死抵抗，瀕臨絕境，而友軍左右顧盼，隔岸觀火又是何其相似!當我地面部隊在前方浴血奮戰，望眼欲穿地期盼空中支援和對敵陣地實施火力打擊的時候，空軍恪守不戰之規;當越南空軍因耐不住寂寞而起飛參戰之時，我空軍除壓制其不再升空外，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只是“不間斷地在國境線我方一側上空巡邏警戒”，以“顯示力量，威懾敵人”，美其名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以至于雙方達成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的所謂“默契”，堪稱中外戰爭史上最滑稽、也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仗。
在數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在朝鮮戰場上，我們的人民軍隊因為沒有自己的空軍，曾吃盡了國民黨、日寇和美帝國主義飛機的苦頭，然而當我們有了空軍卻又不使用，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這場戰爭離奇得令人拍案叫絕!交戰雙方都有陸海空三軍，中國甚至還有二炮，然而雙方都只動用陸軍，似乎中越軍隊對此次大打出手早有預案，簡直就像協商好了一樣。我英勇的人民空軍說，不參戰的目的是“不希望戰爭升級”，按照這個說法，不動用二炮、海軍自然也是“不希望戰爭升級”。看來，升級是有標準的，而這個標準只掌握在雙方主帥手里，或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罷。
5、宣布撤軍曉諭天下
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們，對戰略性撤退均持相當謹慎之態度，如依次而行，交替掩護等務求環環相扣，不能有半點差池。若部署不周，撤退的危險性甚至大于進攻。
在《三國演義》的空城計中，有“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后軍作前軍，前軍作后軍，望北三路而退”的情節。諸葛亮北出祁山，接后主劉禪“金牌”不得不退兵。姜維問，如果退兵，司馬懿乘機掩殺怎么辦?諸葛亮說：“吾今退兵，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一千兵，卻掘兩千灶，明日掘三千灶，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兵，添灶而行。”以此造成增兵假象。面對他人疑問，諸葛亮開導道：“司馬懿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舊營內數灶，見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趕。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后果然如諸葛亮所料，司馬懿數灶疑有伏兵，故退兵而去。
兵法云，“兵者，詭道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撤退既要從容更須疾速，不可拖泥帶水，所謂鬼神莫測為最佳境界。不過，首先要保證的還是對撤退意圖和時機的高度保密，一旦泄露，輕則損兵折將，重則全軍覆沒。在朝鮮戰場上，我志愿軍180師因退路截斷，撤之不及，除部分突圍外，3000余人或戰死，或被美軍俘虜，誠為前車之鑒。
然而，當時之中國統帥不屑于軍事謀略，更遑論“示形動敵”，諒山攻克，旋即向世界宣布撤軍。此時3月5日，戰爭已進行了16天，而中國的撤軍自3月5日一直持續到3月16日，始得結束。撤軍令曉諭天下，一為告訴蘇聯：你沒必要干預了;二為告訴美國：我僅僅是打不聽話的“小孩子”的“屁股”，打幾下就罷手，我沒有食言;三為告訴越南——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也不管是主觀上的還是客觀上的：大軍撤退無心戀戰，我給你11天的時間，歡迎你調兵遣將，歡迎你圍追堵截，歡迎你窮追猛打，歡迎你分割圍殲，總之你盡可一路掩殺，我都毫不在乎。因為不管怎么樣仗我已經打了，并且打了16天蘇聯也沒干預，我已經勝利了。
于是乎，人們的面前出現了一道絢麗得有些詭異的戰爭奇觀：前鋒正攻城，后軍已開撤。戰士沖鋒陷陣之時，又恐退路被敵截斷，一時間軍心搖動，免不了風聲鶴唳。
大張旗鼓撤軍，大搖大擺退兵，明明是撤退，卻營造出“班師得勝人歡樂，三軍踴躍”凱旋歸的氣氛。公路上大車小輛，浩浩蕩蕩，運回中國的既有工業設備，也有民用物資，既有槍炮、被服，也有大米、食品。繳獲的戰利品還不乏電視機、自行車、縫紉機，甚至還有柜子、木柴和牲畜。盡管這些物資基本上都是中國所援助，但如此的行為，怎么看都不像是一支人民軍隊所為。如果我們“將顏洞賓活捉拿，把韓延壽首級剽”，所有的損失都可得到賠償和補償，也就無須再搞這么個不倫不類的大搬家而遭世人恥笑了。
撤軍令一下，苦了深入越南境內和剛剛結束戰斗的我軍指戰員，樂壞了被打得丟盔卸甲、狼狽不堪的越南軍隊。越南發布全國總動員令，調集軍隊重整旗鼓，“發瘋似的”圍堵、埋伏、襲擊、追殺我軍小部隊。許多指戰員就犧牲在后撤之路上，有當年的參戰者披露，我軍在撤軍11天的傷亡甚至比開戰之初的傷亡還要大。
此次撤軍不入兵法，因之談不上是犯了什么兵家之忌的問題，實際上它既非軍事，亦非戰略，簡言之是常識問題。
6、中美倉促建交
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美國尼克松、福特兩屆政府遵循《中美上海公報》的原則，積極、全面地履行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承諾后，中國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放臺灣統一祖國的神圣事業，已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
1978年12月底，中國的對越戰爭一如箭在弦上。按照中國的策略，對越動武必須獲得美國的支持方能牽制蘇聯，然而此時中美尚未建交，不建交中國領導人就無法訪美，不訪美就無法進行秘密磋商。然而我大軍集結業已完成，作戰命令早已下達，已經騎在虎背上的中國軍事統帥除了妥協、妥協、再妥協外，根本無路可走。美國利用中國的急迫趁火打劫，以無限期推遲建交談判相要挾，最終迫使中國默認了其對臺軍售的合法性，使已經不成其為問題的“臺灣問題”，重新成為了問題。也使“臺灣問題”一步退回到《中美上海公報》之前。1979年1月1日，中國以損失巨大的經濟利益為代價，換取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解放臺灣被束之高閣。
不言而喻，中美建交是為實際上的中國軍事統帥的正式訪美架橋鋪路，從日程上來看，頗有些臨時抱佛腳的感覺。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此時，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僅9天;建交后27天，即1月28日訪美，歷時8天，接訪日本，行程2日;回國第八天，對越自衛還擊戰打響。一切都在緊鑼密鼓中進行，中國領導人在同時間賽跑!“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爭朝夕的目的就是為爭取美國“東風”的到來。可有一比的是，當年東吳大都督周瑜求之不得的東風，是諸葛亮為他借的，而中國的東風卻是中國的統帥自己“借”來的。
或許是某種巧合，中國統帥出行訪美恰逢中國農歷的大年初一，而東方人行為所蘊藏的含義往往為西方人所忽略，這次的美國總統倒是沒有忽略。作為實際上的中國統帥的某副總理到訪美國的次日，卡特總統在白宮前南草坪為其舉行了歡迎儀式。歡迎儀式后，卡特作了熱情而平淡的祝詞：“副總理先生，昨天是舊歷的春節，是你們的新年的開始，是中國人民開始新的歷程的傳統的日子。”
不過，美國總統恐怕至今也不可能真正體味到，中國副總理此行擇日的良苦用心。不妨揣測一下其中透露出的特殊信息：按照中國人的習俗，大年初一不出遠門，而剛過除夕之夜即匆忙出訪，起碼說明事關緊急;大年初一是拜年的日子，而首先要拜訪的必定是最尊敬的長輩;從中國出行時是初一，按照時差，到達美國的時間也是初一。中國副總理的訪美受到隆重接待，禮遇“超規格”，有美國記者大發感慨說，“一個國家的總統舉行正式儀式，隆重歡迎另一個國家的副總理，并陪同其檢閱三軍儀仗隊，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見的”。
中國領導人在兩國建交后首次訪美，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因之準備了一份見面禮，這份禮物分量相當重。副總理密晤美總統，開門見山說：“我們打算武力教訓越南。”總統作一愣狀。眾所周知，越南是美國的死敵，美國侵略越南并曾深陷戰爭泥沼達10年之久，從1975年狼狽撤軍至今也不過三四年。想不到，竟然有人主動找上門來要教訓、懲罚越南，而且這個人還是越南的“家長”，當年就是因為有這個“家長”充當后盾，才把自己打敗的。總統按捺住心中的狂喜，說：“和為貴……”副總理說：“中國決心已定。”總統說：“那好吧，希望速戰速決。”后來，美總統說中國很給面子，打了兩周就撤回了。
由于中國已默認美國的對臺軍售，美投桃報李，默許了中國即將實施的對越南的懲罚行動。戰爭期間，美國也算講義氣，嘴上一套，實際上又是另一套，不僅為中國提供過蘇聯在我北部邊界的軍事部署的情報，而且還調動第七艦隊，用以牽制蘇聯海軍力量進入南中國海的行動。
1月29日，美國總統卡特在白宮舉行歡迎晚宴，時間一到，卡特挽著中國副總理夫人出場，中國副總理則挽著卡特夫人，一前一后緩步走入宴會廳，“迎來全場來賓的起立鼓掌歡迎”。這時的中國副總理或許五味雜陳!
7、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正式宣告對越“自衛反擊”、“保衛邊疆”的戰斗開始，并把戰事劃定在“有限的時間、空間、規模”上。其實，早在1978年10月中國副總理訪問日本，11月出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三國，就已經把中國對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憤懣表露無遺，并留下了“教訓一下”越南的潛臺詞。由于和者寥寥，各國大都顧左右而言他，以至此番造勢無果而終。但戰車既然發動，就斷無停下來的道理。
1978年12月8日，中央軍委下達作戰命令。所謂“教訓”，即非真打，因此也就有了命令中的戰役目標：無論戰果如何，“攻克高平和諒山后”“即行撤回”。中國的意圖和關于此戰的強度、力度以及深度，通過官方與非官方之口，通過已下達的作戰命令，在正式發起攻擊前的兩個多月里，經由各種渠道廣為散布。中國的目的僅僅是打打越南的“屁股”，作為越南后臺老板的蘇聯對此心領神會，所以，除了表示“嚴重關注”外，并不調動其部署在中國北部邊境的數十萬大軍的一兵一卒。然而，中國軍事統帥仍然放心不下，隨著夜以繼日的中美談判，急如星火的赴美行程，馬不停蹄的外交“旋風”過后，終于求來美國“東風”。于是，主帥心中巨石落地，20萬在廣西、云南完成戰術準備、只待進攻令下的解放軍也說：“這下好了!”
中國軍事統帥對北方鄰國的恐懼溢于言表，在戰前、戰后的內部講話中，左一個“怕”蘇聯如何，右一個“怕”蘇聯如何。既然這樣前怕狼后怕虎，就實在沒有必要冒蘇聯全面入侵中國的危險，去打一場幾乎看不出有什么明確目的的對越“還擊戰”了。
1979年的中國，核力量已具備相當規模，與1969年不可同日而語，與1962年更是天壤之別。珍寶島中國反擊蘇聯，不僅不需要拉任何人來壯膽，而且還要“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中國打印度，雖然我們頭上高懸著蘇美兩國的原子彈，但我們無須什么人批準，更無須什么人默許;1965年，面對帝修反的重重封鎖和圍攻，陳毅外長氣勢磅礴地向全世界發出豪言，歡迎美帝、蘇修、日本軍國主義、印度和各國的反動派一起打進來，說中國人民最終還是會勝利的。“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1979，蘇聯就真的那么可怕?
8、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支持
中國進行對越自衛還擊戰，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支持，這個國家是柬埔寨。因為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國打越南的理由之一就是為了幫助柬埔寨抗擊侵略。柬埔寨并非中國鄰邦，況且，波爾布特政權統治殘暴，臭名昭著，已經垮臺，此理由講不通。這對已經下令停止輸出革命，后來又提出中國“決不出頭”、“韜光養晦”等理論的中國軍事統帥而言，此戰的動機大可質疑。波爾布特進山打游擊，中國非但沒有重新評估形勢，堅決拋棄波爾布特政權，與世界站在一起，反而讓中國大使館跟隨轉戰，這更是一個笑話。
“民心向背是革命是否成功的基礎”。對于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國民眾并不理解，大多漠然視之，戰前鋪天蓋地的輿論造勢也未真正調動起人們的熱情。越南是該教訓，但他們不相信戰爭迫在眉睫，不認為打進越南是最佳之選。戰爭的手段多種多樣，可供選擇的戰法也不在少數，其實中國完全可以找到和使用另外一種最能發揮我軍優勢的、最能減少傷亡的，可以最大程度地殲滅敵人的戰爭樣式，遺憾的是中國沒有去做選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誰都不支持，這仗就打得毫無底氣。不能順天應人，戰爭的正義性何在?
9、巧妙的賭博
中國軍隊攻打諒山之時，越南正規軍正從其南方和柬埔寨源源北上，準備撿已宣布撤退的我軍的便宜。有人認為，如果戰事膠著，我軍很可能難以脫身。3月5日，諒山被夷為平地，中國馬上宣布撤軍。法新社記者比昂尼克【北京三月五日電】，以《巧妙的賭博》為題評論道：“中國的參謀長鄧小平在他的一次巧妙的賭博中已經獲勝;中國對越南‘教訓’了整整16天而沒有引起蘇聯的干預……”
10、教訓越南與給解放軍以教訓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軍隊打了一場充其量只具二戰水平的戰爭，實際上，我軍對進行一場現代戰爭毫無準備，也從未真正建立起進攻的理論。倉促下令、倉促建交、倉促訪美、倉促上陣、倉促撤軍;不計傷亡、不計損失、不計戰果、不計影響、丟了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動權。戰爭的目的冠冕堂皇，洋洋灑灑，概括起來有：教訓越南;取得安定的中越邊界線;支援柬埔寨;通過懲罚越南間接教訓蘇聯;擴大反對霸權國際統一戰線。另一個目的，是中國副總理對美國記者表白時所說，即：打破越南世界第三軍事大國的神話。還有一個目的，是中國實際上的軍事統帥在高級會議上所講，即：殺一下軍隊的傲氣，給軍隊一些教訓。
然而戰爭結束，既沒有達到教訓越南的目的;又沒有取得安定的中越邊界線;中國從越南撤軍，但越南卻沒有從柬埔寨撤軍;教訓越南白費勁，教訓蘇聯更是無從談起;反對霸權國際統一戰線至今也沒有建立，而包括越南在內的東盟倒是結成了“反霸”聯盟，不過他們圍攻的目標恰恰是中國。如今的越南反而愈加強大。
剩下的只有最后一個目的顯得比較靠譜：“給軍隊一些教訓”。“教訓”的動因直截了當，即解放軍的傲氣。解放軍或許曾有過一點優越感，這是因為“全國學人民解放軍”，但站在人民群眾面前，解放軍從來都把自己當成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眾也看不出有什么傲氣。后來毛澤東的一句話，就將解放軍那一點所謂的優越感吹到太平洋里去了——“解放軍學全國人民”。所以，說解放軍有傲氣，而且好像還十分之大，有些言過其實。而“殺”解放軍的傲氣，又似乎過于冷酷，總有那么點“秋后算賬”的味道。
因為軍隊傲氣大，所以必須施以顏色，欲“殺”掉這股傲氣，當然要通過某種方式，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戰爭——將一支缺乏訓練，作戰能力很差，甚至還包括剛剛入伍的新兵的軍隊直接投入戰場，用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以換取軍隊的改變。
機不可失，時不我待，進入80年代，中國將迎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期，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將是一幅以“改革開放”為主旋律的宏偉藍圖。正因為如此，這一仗一定要打，必須要打，無論怎樣都要打;越早打越好，越快打越好，打得越短越好。在不到30天的戰爭中，我軍傷亡慘重，得到了血的教訓，無怪乎有評論說，“對于中國軍隊遭受重大損失，當時高層決策者是明知如此而有意為之”。
進行對越自衛還擊戰，除最后一個目的外，所有的目的都未達到，看起來，未達到的都是虛的，似乎只有最后一個是實的。解放軍因戰而受慘痛之教訓，因教訓而被徹底打掉了傲氣。其實，原先的解放軍并非沒有傲氣，它不僅有而且還相當大——這就是在帝修反、在中國的敵人面前，他凜然而不可侵犯!
戰場硝煙散盡，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教訓后的軍隊自慚形穢，變成了經濟建設的仆從，它除了“服從”就是“服務于”，除了“服務于”只有“服從”。它以“軍隊經商”表達對“全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衷心擁護，它以“軍隊腐敗”來體現“不斷創新，與時俱進”，它以不折不扣的“韜光養晦”來表示對黨的絕對忠誠。頭頂“軍隊要忍耐”的呵斥聲，它在漫漫歲月中苦度。
35年都過去了，中國軍隊還要忍耐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