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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韓寒的革命、民主、自由三文

　　韓寒在最近三篇關于革命、民主與自由的答問中，對人性、國民性、以及文化人作用有限的認識是相當清楚透徹的，雖然對有些問題的判斷和說法還可商量和批評。討論政治問題也不像討論有些其他學術問題那樣一定要學富五車，在此，健全的常識與推理、對現實的敏銳感常常比文化人的“掉書袋”更為重要和有益。而且我還非常欣賞韓寒的獨立性：不僅獨立于權力與大眾，也獨立于知識分子中這個或那個“小眾”。他以他的影響力和有力的表達，在2012這樣一個世界的諸多變數之年的前夕，提出了這樣一些敏感而又亟須討論的重要問題，也可謂適得其時。這并不是說以前就沒有中國學者對這些問題更系統和縝密的思考和討論，只是形不成這么大的公共討論的話題效應。

　　韓寒以下的話，除了一句之外我都同意：“但如果你問我中國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說一定是的。”“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我不認為在分歧和割裂這么大的國家里能有一場美好的革命。”“改良是現在最好的出路。”

　　我存有疑義的一句是：“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如果說，這是指“天鵝絨式的革命”，這我有點相信；但如果是指白蓮教、太平天國式的“革命”，這我相當懷疑。本文所討論的改革與“革命”，也都是指后一種“革命”。

　　如果說“革命”意味著我們所經歷過的暴力動蕩和流血造反，經歷過這種“革命”者很少想再要“革命”。但這種“革命”還是可能會在大家都沒有預料到的地方和時候突然爆發，且一旦爆發，是能夠立刻鼓動或卷入很多人、即本身就有一種強大動員力的。而且，“革命”就像戰爭一樣，一旦啟動，就有它自身發展的邏輯，這是連“革命”的發動者或啟發者也難以掌握的。

　　而且，如韓寒所說，這種“革命”中涌現出來的領袖和“收獲者”絕不會是文化人或文化人所心儀的。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補充說，這種“革命”也不會是由文化人發動的。秦末舉事的陳勝吳廣并不是有多高文化和地位的人，而當時有文化地位的六國舊族和士人并沒有想要公開舉事發動“革命”，因為他們的理性告訴他們所面對的東西是太強大了。然而，陳勝吳廣也是有其無奈，他們不反抗也將要因延期而被處斬，既然一樣是死，引頸就戮或不如揭竿而起。而誰也沒有料到，他們一旦舉事卻群起響應，此前在不到十年間就摧枯拉朽滅掉六國的強秦，卻一下變得不堪一擊。后來的領袖和“收功者”自然也不是文化人：“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如果發生這樣的“革命”，以中國現在的情況看，第一波的口號也許還會是比較溫和與籠統的“反腐敗”、“公正”和“民主”。而第二波的口號和實踐可能很快就要過渡到比較激烈和暴力的“殺富濟貧！”“造反有理！”“剝奪剝奪者！”“殺盡不平方太平！”我不是說一定會變成這樣，但很有這樣的可能。因為這樣的口號是何等的直接、快速和鼓舞人心！而且，這些口號及其所反映的心態有些是自古就有的，有些則是上世紀以來反復宣傳的，早已廣泛普及、深入人心。

　　中國今天已經具有了這樣的“流血革命”的形勢嗎？的確可以慶幸還不像是全面具備。但也已經出現了一些危機的征兆：例如社會對權力腐敗的憤怒、乃至對官員和富人的仇視；政府的公信力出現危機；利益分配的結構已經相當固化，社會兩極分化，垂直流動的正常渠道越來越被阻塞；新媒體帶來的廣泛信息使人們對政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甚至包括統治者自己也覺得不能完全照原樣一樣統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又政治改革幾乎趨于停擺，政治理性在有些地方有所倒退；社會和知識界在政治改革的方向和主導價值觀上也陷入分裂，社會上出現一種戾氣，人們越來越不耐煩和不安，一部分人的生活還相當艱難，還有一部分人遇到不公卻無處申訴和處理等等。如果這些危機因素不斷累積起來而不能以改革來緩解，再加上那一天突然經濟發展也開始停滯、甚至爆發全面的金融危機、或者還加上出現天災和外患，就有可能猝不及防地產生如上所述的“革命”。最初的發動者往往是絕望者。也往往是悲劇性的犧牲者。即便不贊成“革命”的人們，也會對他們的命運感到悲憫。而到那時候，不管是激烈還是溫和的革命，前鑒不遠，韓寒所說的黨員數量和所謂的“人民體制”其實不會起多少作用。

　　能最好地預防那種暴力激蕩的“革命”的其實是改革。而且必須是盡快的、有力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我想大致是經由法治的民主。如韓寒也認為的：“民主不是適合不適合的事情，它遲早會到來。”而經由法治通道達到的民主將會是比較穩健的民主、是不流血或少流血的民主，是最能保全生命與文明成果的民主。為此首先要健全法治，要以法治的精神行法治的實踐，逐步建立國民對法治的信仰。

　　但改革也不僅是政府的事情，而公民要做的事情也不僅是對政府施加壓力，還有自身成熟的公民意識和健全政治意識與行為的培養。政治的能力的確需要訓練，公民素質的確需要提高，但需要在各種各樣、各個層次的民主和公民活動的實踐中訓練和提高。這就需要法治下的自由空間。關于言論和出版自由，韓寒已經說得很好，我這里想再說說結社自由。言論出版自由或許還更多地是對文化人有益，結社自由則是對社會的所有階層有益。問題還在于，言論自由由于有互聯網、微博等新媒體畢竟還是有所擴展，而結社自由則多年來還幾乎沒有多少進步。但如果只有新鮮活躍的思想和觀念，而其實踐的嘗試都受到壓制、就可能導致一味激烈的批判。僅有新觀念而無組織與規矩的訓練，這對社會其實是危險的。所以，應當加強各種組織、規則、紀律的公民訓練，可以考慮從放開公益團體、慈善組織、行業協會開始，制定有關團體的法規，且一旦制定就嚴格按照法規行事。

　　“革命”可能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改革卻可以是有序的，其啟動和發展與執政者的自我自覺意識密切相關。且不說應當明白“天下為公”的道理，執政集團也應該清楚這一點事實：無論古今中外，都還從來沒有存在過任何一個千年萬歲的王朝，而在今天的世界上，這一變化的速率只會加快。而變化有溫和的也有激烈的，有包容的也有不包容的。今天的執政黨其實是從“革命”過來的，這的確使它為難，它不能否定自己的歷史，但往前走又受到意識形態的拖累，這樣就導致了一種嚴重的名實分離。從上到下，從念稿的高級領導，到宣誓的少先隊員，常常都不是生活在完全真實的狀態中，無怪乎公信力容易破產，由此也影響到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缺乏誠信，而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發展卻是要以這種公信和誠信為生命線的。今天的執政者肯定不愿遇到再以它為對象的“革命”，而“革命”思想的大本營其實又還包含在它當前名義上奉行的意識形態之中，或者說對這種意識形態的一種原教旨主義的理解之中。如果不想再次“革命”、反復“革命”，這是最需要清理的一個場所。執政黨理應慢慢淡化其意識形態，尤其剔除其中崇尚暴力和斗爭的那一部分，直到完全不提為止。

　　諸種社會的改善和政治的改革最終都是為了人的。而我們的改革可能特別需要優先關注這樣一部分人：即要幫助社會上的處境最差者，最弱勢者，或者說“窮民而無告者”。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給予處于貧困線的人們以實質的援手，對尚有能力者給予他們開創自己生計的幫助，對失去能力者給予他們物質的救濟，讓所有人都過上符合人的身份的體面生活；二是確保司法的公正，讓所有有冤申訴和遇到法律訴訟的人們都能夠得到法律的公正援助和判決。在此我可能要特別強調一下后者，這不僅因為物質救濟的情況有些改善，而司法公正的問題卻日益突出；還因為司法不公涉及到所有人，如果沒有法律正義的保障，任何人都可能一下轉變成最弱勢者。而且，司法不公最影響人們對政府的公信力，最傷害法治，最容易造成絕望和鋌而走險的行為。所以，今天的法治建設或許應從司法公正開始。當然，從高端來說，我們也有必要打破固化甚至世襲的利益結構，讓各種有才華者能以各種正當和正常的渠道上升，從而有力地促進社會的垂直流動性，增加社會的活力、提升經濟的效率和文化的水準。

　　人或許可以說如此改革有望削弱和化解爆發“革命”的一些條件，但我想說這其實根本上是為了正義：即給窮困無告者以實質平等，給有才華者以機會平等，給所有人以自由生命的尊嚴。而一個穩步走向正義的政治社會，自然也是不需要上述那種“革命”的社會。

網載 2015-08-25 16: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