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研院院士為何缺了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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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6月20日,在美國養病的傅斯年給胡適寫信,“話說天下大亂,還要選舉院士,去年我就說,這事問題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臺。大家不聽,今天只有竭力辦得他公正、像樣,不太集中,以免為禍好了。” 此前3月27日,中研院評議會已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選出了八十一位院士,因政見而為國民黨當局所不悅的郭沫若、馬寅初也在其中。后世對此頗有好評,也可見這次院士評選之公正、像樣。

  為此在評議會討論候選人名單時,曾有過較為激烈的爭議。1947年10月27日,代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列席評議會的夏鼐在日記中詳細記著,關于郭沫若的提名,朱家驊認為他“參加內亂,于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 薩本棟說“恐刺激政府,對于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說“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言論”。列席會議的巫寶三起立反對,認為“不應以政黨關系,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說“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也認為應以學術立場為主。雙方各表示意見,最后無記名投票。夏鼐因列席者無表決權,不能參加投票,起立說:“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Acade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并論。……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14票對7票通過郭沫若仍列入名單中。

  胡適、傅斯年與郭沫若政治立場不同,但在最初提出的考古方面候選人名單中均有郭沫若。在這次選出的院士中,史學方面有陳寅恪、陳垣、顧頡剛、傅斯年諸人,沒有錢穆。對此,相隔十八年錢穆仍心有不平。1966年春天,“中研院”將舉行第七次院士會議前,有人擬提名他為院士候選人,托其弟子嚴耕望征詢他的同意,但他拒絕提名,相當憤慨地說:“民國三十七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嚴耕望認為他之所以被擯于八十一之外,是因學派門戶之見:“蓋自抗戰之前,中國史學界以史語所為代表之新考證學派聲勢最盛,無疑為史學主流;唯物論一派亦有相當吸引力。先生雖以考證文章嶄露頭角,為學林所重,由小學、中學教員十余年中躋身大學教授之林。但先生文化意識特強,在意境與方法論上,日漸強調通識,認為考證問題亦當以通識為依歸,故與考證派分道揚鑣,隱然自成為獨樹一幟、孤軍奮斗的新學派。而先生性剛,從不考慮周遭環境,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勇決氣概,故與考證派主流巨子之間關系并不和諧。”

  1947年5月22日胡適提名的候選人是陳寅恪、陳垣、傅斯年、張元濟,傅斯年私下擬的名單上有二陳、顧頡剛、蔣廷黻、他本人等,確實都無錢穆在內。傅斯年給胡適信中提及因他和陳寅恪都是史語所的職員,史語所不愿提名,希望由北大提出。為何他們可以容得下政見不同的郭沫若,卻排斥學術見地不同的錢穆?嚴耕望提供了一種解釋視角。但從夏鼐發表在《觀察》周刊1948年11月27日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來看,很可能還有另外的因素使當時主辦院士選舉的學界中人排斥錢穆,那就是他的學歷背景。

  在當選的八十一人中留學美國的有四十九人,占60.5%,其他留學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的有二十八人,無留學經歷的僅六人,四人有進士、舉人等科舉功名,兩人是國立大學本科或研究所畢業。雖然主事者極盡所能,試圖保持公正、像樣,乃至為郭沫若的入選而發生爭論,但就他們的提名來看還是講究出身來歷的。像錢穆這樣兩頭不靠,既沒有張元濟那樣的舊科舉功名,也未曾到歐美留學,甚至沒有進過本國的大學,與胡適、傅斯年他們素無淵源,這才是他被排除的更深層的原因。錢穆《師友雜憶》中提及,當《國史大綱》出版之后,張其昀告訴他在重慶遇到傅斯年,問及對此書的意見。傅斯年回答:“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并指出錢穆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方雜志》得來”。 張其昀說:“君既不讀彼書文一字,又從何知此之詳?”傅斯年無語。此事可見傅斯年對錢穆的看法,尤輕看他沒有歐美留學背景。夏鼐當時的文章開篇就說:“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錢穆無疑就屬于這樣的“遺珠”,當然,他的學術貢獻并不因此而減少一毫的光芒。時間是最好的證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

2014年10月29日


傅國涌 追尋失去的傳統 2015-09-01 16: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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