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評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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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文著作《交友論》,把西洋名賢的交友格言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人。他是在江西南昌,與明朝海王建安王談論交發之道后,寫飯此書的。他在引言中說:“因而赴見建安王。荷不郾,許之以長舞,莫字設隨歡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君子,呼臨吾地,未嘗不請而友且敬之。西邦為道義之邦,愿聞其論友道何如?”竇退而從迷載少所聞,輯成友道一帙。”@這一本著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如利瑪貴所說,這本書給他以及歐洲增加的威望,超過前此所做的一切,因為其他事情只是使傳教士們有了善于制造機械儀器工具的能工巧匠的名聲,而這篇論文卻為他贏得了文人儒士的美譽,因而許多人愿意閱讀接受,并熱烈贊嘆。他說:“這本書至今仍為人們閱讀和稱羨,并受到讀過它的人的推薦。因為是用歐洲和中國兩種文字寫成,所以它更加風行。就在它付印不久,贛州有一位知縣完全用中文把它加以重印,流傳于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這到處受到知識階層的贊許,并常常被權威作家在其他著述中引用。事實上,在一個短得驚人的時期之內,這部書被當作標準讀物為人們所接受。”

利瑪竇并非自我吹噓,《交友論》確實受到中國知識階層的贊許。萬歷二十七年(1599),利瑪竇最早結交的好友瞿汝夔,談到了《交友論》的由來:“萬歷己丑,不佞南游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于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于韶,予適過曹溪,又與公遇于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建安郡王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瞿氏為此書所作的序言,對利瑪竇贊揚備至:“遐方碩德如利公者,慕化來款,匪希聞達,愿列編氓,誦圣謨,遵王度,受冠帶,祠

① 〔意]利瑪竇:《交友論》,《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107 頁。② [意]利瑪竇、[比] 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2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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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朝守身之行,以踐真修。申敬事天之旨,以裨正學。即楚材、希亮。未得與利公同日語也。””對《交友論》也給予高度評價:“今利公其彌天之資,鹿徒來賓,服習圣化,以我華文,譯彼師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借有錄之以備陳風采謠之獻,其為國之瑞,不更在矢白雉百累之上!至其論義精粹,中自具足,無俟出矣。然于公特百分一耳,或有如房相阿歌等,為筆授其性命理數之說,勒成一家,藏之通國,副在名山,使萬世而下有知其解者,未必非昭事上天之準的也。"①

萬歷二十九年(1601),湖廣僉事馮應京所寫的《刻交友論序》,把他的讀后感概括為一句話:“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成為傳誦一時的名言。馮氏寫道:“西泰子(利瑪竇)間關入萬里,東游于中國,為交友也。其悟交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與也篤,而論交道獨詳。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烏可無交?夫交非泛泛然相歡洽、相施報而已。相比相益。相矯相成,根于其中之不容已,而極于其終之不可解,乃稱為交。世未有我以面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鳥有友聲,人有友生;鳥無偽也,而人容偽乎哉?京不敏,早溺鉛槧,未遑負笈求友,壯游東西南北,乃因王事敦友誼,視西泰子迢遙山海,以交友為務,殊有余愧,愛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交友論》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的“本土化”。正如鄒振環所說:“在介紹歐洲友誼觀的過程中大量借助中國本土的知識資源”;“把中國古代圣賢有所體悟但尚未詳細討論的主題,通過編譯西方哲人的話比較透徹的闞發,由此引起了中國士大夫的強烈共鳴”;“利瑪竇熟讀《論語》,《交友論》明顯模仿《論語》的體例,這一文學形式沒有給中國讀者

@(明)瞿汝夔:《大西域利公友論序),《利碼奧中文著譯集》,第 117-118 頁。② (明)馮應京;《刻交友論序》,《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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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任何不和諧的感覺”。中

3.《天主實義》:“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

在寫作《交友論》的同時,利瑪竇致力于寫作《天主實義》。據中國臺灣學者林東陽說:《天主實義》的寫作時間起于一五九五年(萬歷二十三年)十一月前后,一直延續到一六〇三年八月初旬……在一六〇三年八月二十二曰《天主實義》殺青以前,它曾經以手抄方式,流行各地。該書的出版可能遠在一六〇三年底或一六〇四年初,最大可能當在一六〇四年左右。” 該書上下卷各有四篇,用“中士”與“西士”對話的形式。深入淺出地宣揚天主教教義。上卷首篇為《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第二篇為《解釋世人錯認天主》,第三篇為《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第四篇為《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下卷第五篇為《辯排輪回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第六篇為《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后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為善惡》,第七篇為《論忍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第八篇為《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利瑪竇自己說:“這個新版本更加充分地闡述了基督教的教義,但在出版前它主要是供異教徒使用的。據認為,新信徒可以從他們作為教徒所參加的教義問答課程中,以及皈依后所經常聽到的勸誡中接受足夠的宗教教誨……這本書里還包含摘自古代中國作家的一些合用的引語,這些段落并非僅僅作為裝飾,而是用以促使讀別的中文書籍的好奇的讀者接受這部作品。”@這是利瑪竇“本土化”傳教的獨到之處,用

① 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第 89-90 頁。

② 參見林東陽《有關利瑪竇所著(天主實義)與《畸人十篇)的幾個問題》,載《大陸雜志》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③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禮記》,第 3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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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儒”、“補儒”、“趨儒”的方法,使得中國人樂于接受。試舉一例,在第二篇中談到天主即上帝,寫道:“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國》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分意仲尼明一之不可為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竟武王,無竟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期頌》云:"圣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為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

從寫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的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序》與汪汝淳《重刻天主實義跋》,可知此書一再重印,由此可見,利瑪竇比附儒家的傳教方式,是深受歡迎的。不妨看看當時知名人士的評論吧。

馮應京說:“《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圣圣賢賢日'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為空?”又說:“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為脫輪回也,乃輪回之誕明甚。”?

李之藻說:“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為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為《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為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

① [意]利瑪竇:《天主實義》,《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21 頁。② (明)馮應京:《天主實義序》,《利瑪安中文著譯集》,第 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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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為大正錢也。不事條不可為子,不識正說不可為臣,不事天主不可為人。””又說:“彼其梯航琛資,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為說,亦機不襲吾強、各、關,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信敬,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教厲俗,不為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諾

子百家同類而視矣”。

他們共同強調的是,“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并以敬天、事天來抨擊佛教輪回說的荒誕。利瑪竇的這種真諦,徐光啟把它概括為四個字“易佛補懦””。可謂一語中的。

其中的深意大可玩味。鄒振環說:“利瑪竇撰寫《天主實義》時面臨的最大難題,是求向追求理的中國人灌輸這些屬于異質的天主教教義教理的因素,又要盡可能地在保持基督教之宗教獨立性的前提下,與儒家的倫理觀念進行必要的妥協。我們從《天主實義》一書可見,面對這一難題,利瑪竇在兩者的張力之間顯示了自己最高的睿智……大量征引儒家典籍并加以發揮,努力以一種貌似儒家學者的態度,采用儒學術語來批駁佛老,是《天主實義》的一大特色。為了爭取上層士大夫的支持,利瑪竇努力尋找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切合點。”因此,他的援儒入耶的適應策路受到士大夫階層的歡迎。

①(明)李之藻:《天主實義重刻字》,《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99-100 頁。

②《利瑪安中國機記》第 343 頁:“當在大庭廣眾中同起保祿博士(按:指徐光白)他認為基督教律法的基礎是什么時,他所作的回答非常簡潔并易于理解。他只用了四個音節或者說四個字就概括了這個問題,他說:易佛補儒(Ciue Fo Pu Giu),意思就是它破除偶像并完善了士大夫的律法。”

③ 鄒振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第110-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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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登上了'月球'"

美國現代耶穌會士鄧恩(George H.Dunne)把利瑪竇通過不懈的努力,進人大明帝國首都北京,并且向皇帝進獻禮品,獲得皇帝恩準在北京設立教堂傳教,稱為“登上了'月球’”。在他看來,晚明時期耶穌會上在中國的成就,應該被列為天主教傳教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成就這一事業的這幾十個人,喚醒了天主教世界使命的真諦,將世紀初期天主教的傳統恢復到正確的位置。他們反對將具有普世意義的天主教歪曲為僅僅適合個別國家、個別地方的狹隘宗教。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僅在天主教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國際間文化交流的歷史上,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他把耶穌會士克服艱難險阻進入北京,比喻為“登上了'月球’”,雖然夸張,卻極為傳神。

這毫無疑問地印證了利瑪竇“本土化”傳教的成功。他的傳教活動獲得瞿汝夔、馮應京、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知名人士的熱烈響應,并且他們先后受洗皈依耶穌基督;也得到了諸如沈一貫、曹于汴、馮琦李戴等官僚的支持,使西方傳教士能夠破天荒地進入北京,并且在北京立足,順利地傳播天主教教義。

《利瑪竇中國札記》詳細描述了進入北京前前后后的情況,彌補了中國史料記載的缺失。

利瑪竇一行沿著運河北上,抵達運河上的重要商業城市、稅關臨清,得到臨清稅關太監馬堂的同意,他答應為利瑪竇進京朝見皇帝、呈獻禮品之事,報告朝廷。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1601年1月8日)明神宗批閱了馬堂的奏疏,以及所附的貢品清單,就說:“那座鐘在哪

59頁。

① {美]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② 【美] 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第 3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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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說,那座自鳴鐘在哪里?就是他們在上晚里所說的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個鐘。”隨身的太監答道:“陛下還沒有給太監馬堂回話,外國人怎么能夠未經陛下許可就進入皇城呢?"明神宗立即在馬堂的奏疏上批示:“方物解進,(利)瑪竇伴送人京。”

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瑪竇從天津進入北京。三天后,他向明神宗上疏并進獻貢品。這份奏疏是經過吏科給事中曹于汴潤飾的。曹于汴認為利瑪竇“是一位模范人物,傳播一種教導人們如何正當生活的教義”,對他很是敬重,在自己家中宴請他,兩人交談了三四個小時。 利瑪竇的奏疏寫道:

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獻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國極遠,從來貢獻不通,逖聞天朝之聲教文物,竊愿沾被余溉,終身為氓,始為不虛所生。因而,辭離本國,航海遠來,時歷三年,路經三萬余里,始達廣東。語言未通,有同喑啞,因僦居而習語文,淹留于肇慶、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圣人之學,于經籍略能記誦而通其詣。乃復越嶺,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努力,徑趨闕庭。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萬國圖志》一冊,雅琴一張,奉獻于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貢來,差足異耳……抑臣在本國忝與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制器觀象,考驗日暮,并與中國古法吻合。倘皇上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區區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臣不勝感激待

①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281面。《明實錄·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五十四,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

② 參見《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287-296 頁。按;曹于汴,字自梁,號貞予,山西安邑縣

人,萬歷二十年進士,以推官征授吏科給事中。 371

命之至。謹奏。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從奏疏末尾可見,利瑪竇希望在傳教的同時,傳播歐洲的科學技術,特別是地圖測繪、制作儀器、觀測天文,愿意貢獻自己的一技之長。這些,暫且按下不表(請看下節)。

明神宗看了奏疏與貢品的反應,明朝官方文獻似乎沒有留下記錄。而《利瑪竇中國禮記》說得很具體:“當皇帝看到耶穌受難十字架時,他驚奇地站在那里高聲說道:“這才是活神仙。”盡管這是中國人一句陳詞老調,他卻無意中說出了真相。這個名詞在中國至今仍用于耶穌受難十字架,而從那時起,神父們就被稱為給皇帝帶來活神仙的人……這些太監告訴神父們,皇帝親自向雕像表示致敬,并讓人在它們面前焚香和燃其他香料。神父們祈禱上帝會酬獎皇帝的禮敬,并以信仰之光來啟發他。皇帝自己保留了一個最小的耶穌受難十字架,把它放在他心愛的房間里。”@利瑪竇還說,皇帝還派親信太監田爾耕接待神父們。幾天以后,皇帝派人向神父們詢問有關歐洲的每一件事情,諸如風俗、土地建筑、服裝、寶石、婚喪,以及歐洲的帝王們。受皇帝派遣的太監,向神父們學習操作自鳴鐘還不到三天時間,皇帝就迫不及待地把鐘搬到他那里去。他非常喜歡自鳴鐘,立刻給這些太監晉級加俸。太監很高興地把此事報告給神父們,特別是從那天起,他們之中有兩個人被準許到皇帝面前給鐘上發條。皇帝一直把這個小鐘放在自己面前,喜歡看它、聽它鳴時。皇帝陛下對新奇的東西如此著迷,因此也想看看送禮來的異國人。但是他不肯破壞幾年前自己定下的規矩;除了太監和嬪妃,他決不在任何人之前露面;而且他不愿偏愛外國人有甚于他的官員,所以

中蕭若瑟:《天主徽傳行中國考》,獻縣勝世堂,1923 年,第 132-133 頁。裴化行《利瑪奧神父街》收錄了奏鏡全文,譯者根據蕭一山《清代通史》抄錄,文字有出人。沈定平《明清之

見和瑪蜜中文著譯集》,第 232-233 頁。

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根據黃伯祿(正教奉褒》《增訂徐文定公集》援引該疏,比較接近原文。又@ 【意]利碼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282-283 頁。372

他放棄了看看異國人的愿望。他不召見神父們,而是派畫師去畫神父的像,然后把畫像拿給他看。由于皇帝對耶穌會士的好感,利媽笑等人受到了一些身居高位的太監們的宴請和拜訪。逐漸地他們認識了喜廷里的全部侍從,并和其中一些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誼。

利瑪竇不僅和太監建立了友誼,還和高官有密切交往,上述曹于作即是一例,此外有更高級別的官員如沈一貫、馮琦、李戴等。沈一貫是當時的內閣大學士,權重一時,利瑪竇拜訪了這位顯貴,贈送一些西洋小禮物做見面禮,其中一件是烏木精制的凹形日晷儀,主人特別喜愛。《利瑪竇中國札記》寫道:“他受到款待和挽留,不僅要坐下來談話,而且還要出席宴會。席間,主人愉快地聽取神父們談論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特別是關于基督教風俗的講解……閣老轉向參加宴會的其他大臣說:"在一個婚姻如此圣潔的國度里,別的事情看來就不用再問了。僅此就足以說明其他一切都是規范得多么得當。他向神父們回贈的禮物遠遠超過神父們送給他的禮品的價值,包括綢緞和皮貨,價值達40多金幣。然后神父們又回送他的公子一份禮物,后來這位公子和他們發展了非常親密的友誼,在他父親身居高位的整整八年中,他一直保持他父親這種仁慈的態度。”經過刑部尚書蕭大亨的介紹,利瑪竇結識了由禮部侍郎晉升為禮部尚書的馮琦。因為管理外國人是禮部的職責,馮琦批準了耶穌會士在京城的身份,并且免除了任何干擾之憂。吏部尚書李戴也是利瑪竇的好朋友,經常邀請他到家中敘談,討論對來世的畏懼和希望的事情。幾年之后,利瑪竇把他與李戴、馮琦等人的談話寫成一本書--《畸人十篇》。

日本學者葛谷登指出,禮部尚書馮琦一反從來的政策,支持利瑪竇

① 參見《利瑪竇中國札記》,第 283-286 頁。

②[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資中國機記》,第 296-2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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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北京,對新來的天主教表示了寬容的關心,稱他為“容教人士”。

清朝的四庫館臣對此書的評價較為公允,他們認為,同樣宣揚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支離荒誕”,而《畸人十篇》“立說較巧”:“其言宏肆博辯,頗足動聽,大抵掇拾釋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而不取其輪回、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于儒理,使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者,立說較巧。以佛書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此則猶其談禪也。”

因此之故,佛教徒虞淳熙對此書頗有好感:“利西泰,故歐羅巴人,傳記所不載,無考也。西泰始入中國,喜論交,遍交中國士,士以此附之。馮司成、何使君為余言,西泰蓋此方張平子之流云。已,翁太守來授所著書《畸人十篇》使讀,讀之再乙而遍,曰:此不乃西極化人耶!……其睿通明,其言巧辯,訚訚,殷殷偲偲,比物曲喻,復衍有格,宗我經,核我史,搜漁我百氏,而事我之事……將西泰子日澡月祓,齋戒沐浴,為我國先引,而置帝左右,羹墻姬文,輔翼三后矣,詎不媺哉?……讀而屢嘆之也,嘆其媺也。”@松江人曹藩對此書也很欣賞,出資為之刊刻。《五茸志逸》寫道:“曹介人(藩)在京遇利西泰,問利公尊庚幾何,答云:“已無五十。”時公正五十,云'無’者,為已往也。接其論,多奇致新趣,正如靦膏炙焦之后,而忽進水陸草藻,嘗者當自味也。介人為刻《畸人十篇》,是亦公之桓譚矣。”①

5,為傳教士們留下了敞開功德之門

利瑪竇在京期間活動非常繁忙,裴化行《利瑪竇年表》有簡要的記錄:

1 參見葛谷登(容教人士馮琦》,《一橋論叢》第98 卷第 4 號。

曲意一卷》提要。2《鐵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五《子部·雜家類·存目二》,《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

 (明)虞淳照:(畸人十篇序》,《虞德園先生集》卷六。④ (明)吳履震:(五茸志選》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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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8: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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