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20150828騰訊思享會演講

殷商的體制，照我們現在看來，涸澤而漁的性質是相當強的。像紂王，照史書上的記載，所謂的俘虜億兆東夷人【《左傳•昭公十一年》：「紂克東夷而隕其身。」】，這種事情就隱含著許多不妙的線索。因為照殷人對四夷的劃分方法，只有東夷是人，西方和北方的什麼戎狄之類了，從他們的造字法就可以看出，殷人是不把他們當人的。而「夷」呢，在甲骨文當中是人的別稱，就是說，殷人是一個泛渤海圈文明的一個突出成就者，它和泛渤海圈文明中東夷這一方是一家，而跟周人所在的西戎、南蠻之類的不是一家。而最後的結果是，紂王俘虜了億兆東夷人，而因為紂伐東夷而隕其身，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就說明殷商的人口開發結構，經過中後期的涸澤而漁以後，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了，已經不得不把原先的同盟軍和依附對象當作人口掠奪的目標了。

在這種情況下，它這個系統已經到了內循環無法維持下去的地步。這就像西班牙征服者來臨之前的阿茲特克人，他們通過東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征伐，不斷地掠奪周圍各部落的人口，他們用幾十萬人幾十萬人的規模進行活人人殉和獻祭，以至於在西班牙人來的時候，墨西哥這個擁有數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孤獨地處在其中，而周圍只有許多原始部落。原先曾經存在過的、文明程度比較高的瑪雅城邦已經徹底沒落，而周圍的原始部落，把西班牙人當成自己的解放者和救星。當殷商滅亡，周人來臨的時候，殷商周圍的族群似乎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對於他們來說，殷商的滅亡，等於是擺脫了極度殘酷的戰爭和人口損失，使他們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周人，被孔子所崇拜的周禮，儘管有很多是儒家學者後來的塗脂抹粉，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說，它確實很有效的收縮了戰鬥範圍。周禮把戰爭嚴格的限制在極少數精英分子中，在整個西周和春秋初期，再也沒有出現過像殷商時代經常出現過的那種女武士參加戰爭甚至在君王死後和男武士一起被殉葬的情況。甚至男性武士的人殉也變得很少見了，變成遭到譴責的對象，像《詩經•秦風•黃鳥》就是描繪秦穆公因為違反了周王朝的禮法和遊戲規則，在他身後按照野蠻的習俗把三良殉葬，遭到輿論的一致譴責【《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春秋時期的宋國，是殷人的直系後代，在他自己的公室被燒毀、需要做一個大動作的時候，他也頂多是祭了一匹馬，而為了獻祭這一匹馬，還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因為正常的祭祀，最高的級別就是獻祭一頭牛，比較次級的祭祀，也就是獻祭一頭羊。人殉這件事情，在周王朝的政治倫理中是遭到嚴厲譴責的，被儒家分子譴責為不人道的【《左傳•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災……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杜預注：「……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你從《詩經•豳風•七月》這些詩篇就可以看得到，周代的村落，與殷商時代不同，是高度和平的。他們只需要向領主交納一定的土特產之類的，就可以在領主的保護之下獲得和平的生活，基本上不承擔什麼軍事義務。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春秋末期，新的軍國主義國家崛起以後，才重新出現把全國領土投入戰場的局面。西周和春秋時期，休養生息了幾百年，很可能是東亞歷史的又一個小陽春時代。在這幾百年積累的資源，最後形成了非常燦爛的春秋文化，而春秋文化也就是殷商聯合移民團向各地的土族傳遞信息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混合體制。在混合的初期，雙方的隔離還是很明顯的；到混合的後期，也就是到了春秋中後期，他們和當地土著文化相結合，逐步形成了地方色彩很明顯的各種文明，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齊楚秦晉各個文明群體。所謂的諸子百家時代，最輝煌的時代，就是在這樣的長期積累和建設的基礎上才可以產生的。

但是戰國末期的軍國主義戰爭和全民動員體制，又以預支的方法，破壞了這些文明群體的延續性。從戰國末年到西漢初期，可以說是物質生活和文化多元性的又一次大毀滅時期。從政治上來講，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官僚制度的發育和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在地方經濟和文化上的特點就是，春秋末期繁盛起來的這些地方文化共同體逐漸變得越來越單調，最後變得越來越統一。征服者所在的秦晉這些地方，在文化上遭到被征服。遭到破壞較少的東方 — — 齊楚這些地方的殘餘文化和他們的巫術方術體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後征服了秦漢中心地帶 — — 關中。但是他們的征服也是曇花一現的，他們的力量很快就衰竭了。在西漢末期，中原地區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亞和北印度引進的體系漸漸地替代。到東漢末年，可以說，甚至公卿和皇室也都沈迷於對北印度文化的引用之中。北印度文化闌入，有一個側面的效果，就是中國古代的詩歌，由詩經時代的四言詩逐步變成了漢魏時代的五言詩，而且增添了很多韻腳的內容。如果沒有這次蠻族文化的闌入，這些東西都是不會出現的。

漢魏時代等於是一個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趨於僵化和簡單化的時代。僵化和簡單化的結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樂趣都極度簡化了。東漢末年普遍出現田荒、人荒這樣的局面，以至於朝廷用了極大的努力來維持人口，但是賦稅人口仍然不斷減少。像楊震【楊震，東漢名儒，官至太尉。他曾上疏漢安帝說：「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這些儒家學者在東漢末年已經公開談論田荒、人荒的問題。過去只是涼州【今甘肅一帶】或者幽州【今河北北部一帶】這樣的邊區地帶人口減少，而現在冀州這樣的靠近京師的人口最繁盛的地區也開始日益荒涼。邊界的蠻族不斷闌入，以至於西部地區找出一個能讀孝經和儒家經典的人都變得非常困難。東漢晚期的士大夫開始擔心，關西還能不能夠算是儒家文明的組成部分。但這個趨勢是無法逆轉的，從東漢晚期到三國魏晉，儘管朝廷上層表面上看仍然是東漢的殘餘體系，但是整個過程一直是狄、羌、鮮卑人口不斷向核心地帶蔓延，最後通過永嘉之亂基本上替代了北方的人口。永嘉之亂以後的初期，北方人口損失的情況是難以做精確統計的。但是等到北魏重新整頓北方的人口的時候，原有的漢魏人口，照他們當時的統計，就是說，重新建立宗主督護制，統計華北地區的人口的時候，他們認為是，遷移來的人口是佔了八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只佔兩成。而原有的居住人口甚至也不能認為是漢魏時期原來的殘餘，因為已經包括了石虎、苻堅經過多次遷移以後，多次摻雜過的後裔。

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唐代初期。唐代初期，關中地區的墓葬群仍然充滿了四個字、五個字的鮮卑姓名。只有像唐太宗或者長孫無忌這樣的上層 — — 儘管出身其實也是鮮卑人 — — 才把自己的姓名改成為漢字。再從唐太宗到唐玄宗的近百年太平盛世當中，關中地區的胡族人口才緩慢地把他們的名字改變成漢名。這樣給後來的人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是漢唐之間具有一定的連續性，隋唐又重新恢復了秦漢時期的古典文明。但從人口結構來說，顯然不是這樣。至少北方的人口已經經歷了一次大換血。這個換血甚至充分體現在他們的骨骼結構上面。上古時代，從周到漢的人口是有延續性的，但是經過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關中華北地區的人口已經是被重新洗過一遍了。這個洗過一遍的徹底程度，大概至少相當於倫巴第【在意大利北部】這些地區，儘管他們仍然自稱為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馬略和蘇拉時代的羅馬建設者，但是實際上，他們更有可能是北方日耳曼人消滅當地土著居民的結果。隋唐時期，東亞的人口結構大致上也就是這個樣子。

隋唐時期的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個模型，它代表了以後經常出現、一再出現、時間越來越快、週期越來越短的蠻族替代模式。這個替代模式，第一步是邊界之外的、組織力較強的胡人部落，闖入組織力較弱、瀕臨崩潰的中原社會；第二步是，他們在由遊牧轉為定居的過程中，將他們原有的部落結構自動變為封建結構。這一步其實是很好走的。因為真正的封建，無論是西周的封建和日耳曼的封建，其實也是部落組織在進入定居文明以後的轉換過程中的一個變形期現象。部落的長老和武士自動地就會變成封建體制下的領主，唯一的區別就是在於他們由遊牧轉為定居了。在轉為定居的初期，他們仍然能夠部分地維持他們的部落組織和部落的軍事傳統，因此他們的戰鬥力，雖然遠不如部落時代，但仍然比高度腐化和軟弱的帝國順民要強得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部族傳統作為社區核心也在不斷地削弱。最後一步是，朝廷將會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的衣鉢，掩蓋自己的蠻族出身，重新用官吏來統治順民。在這個過程中間，原先的武士，能夠加入官僚體制的，就會變成官僚系統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統的，就會被削弱，變得跟其他順民沒有什麼區別。

在北魏，這個過程就激起了嚴重的六鎮叛亂【524年】。六鎮叛亂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魏孝文帝所謂的改革。他的改革的實質就是，把鮮卑人和常見的部族組織改變成為漢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這個過程中，原先的鮮卑貴族只要跟著皇帝一起走、跟著皇帝做官的，都變成新的官僚體制的組成部分；原先鎮守邊塞和沒有跟著皇帝做官的人，也就喪失了原有的騎士身份，變得跟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區別。後者當然非常不滿，憑著他們的武力優勢掀起了叛亂。這就是所謂的六鎮之亂，導致了北周和北齊的建立和洛陽朝廷的瓦解。可以說北魏的失敗，就是在官僚化、建立吏治國家、拋棄封建傳統的過程中，因為步驟沒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毀滅的一個典範。但是它的毀滅並不能改變整個程序，實際上後來的北周和隋唐兩朝，走的也是同樣的路徑。

唐代初年的戰鬥力靠的什麼？靠府兵。府兵是從何而來的？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繼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是從哪兒來的？答案是，來自於武川鎮【位於今內蒙古武川縣西，北朝時防衛柔然的六個軍鎮之一，宇文泰、楊堅之父楊忠、李淵祖父李虎都出自武川鎮】的鮮卑雜胡士兵。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領之下，進入殘破的關中，然後宇文泰沒有能力徵收貨幣稅收，沒有能力給他們支付官僚系統的常備軍常見的固定薪餉，只能用土地來代替薪餉，把他們分封到各地，他們在那裡就自動構成了劫後農村的一個秩序中心。因為他們有最強的武力，其他武力不夠強的、沒有能力自己備馬上陣的殘餘居民就會依附他們、團結在他們周圍。因為在府兵制形成的初期，能夠參加府兵是一個階級特權的表示：第一說明你原先是從龍入關的那些部族武士的後代，就相當於是清朝跟著順治多爾袞一起入京的八旗後代，所以身份比較高；第二，你能夠參加軍隊，能夠立戰功，而戰功就是任官資格的一個主要考績，沒有這個資格，你很難擔任高級職位的。所以在這兩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府兵在最初，地位是高於普通農戶的。

但是隨著官僚化的日益強化，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了：府兵必須自費跟隨皇帝出兵打仗；而普通的農戶則可以逍遙地自己在家裡面種田。而打仗的開支原來越大。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關中一隅的情況下 — — 這種格局跟春秋封建的格局相差不遠，每一個封國的騎士只需要自備武裝到離自己家不遠的地方去打仗；但是一旦帝國統一了以後，他們就必須裹糧做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遠徵，到邊境地區去打仗，很可能就不會活著回來了。這樣的遠徵，在經濟上是極大的負擔，很容易使人傾家蕩產。結果就造成了一種矛盾的現象：原先作為一種特權階級的府兵，在唐太宗一朝徵高麗、徵突厥以後，卻變成了一種倒霉的象徵，因為你需要自己帶著糧食去，一直到遼東那麼遠的地方去，多半就沒有辦法活著回來了，那還不如不當府兵呢。朝廷給你的那些可能的利益，還趕不上你自己因為傾家蕩產當兵受到的損失。因此唐太宗就痛感過去的府兵制正在崩潰中，原先踴躍當兵的人不存在了。儘管朝廷給了很多優惠政策，願意當兵的人還是越來越少。

他沒有辦法扭轉這個局勢，最後結果是導致了武後玄宗朝用朝廷金帛招募的雇傭兵完全取代了府兵。雇傭兵和官僚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它都表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潰。封建制度的特點是什麼呢？它的開支是極小的。無論文武官制，文武官其實是不分的，都由貴族免費擔任，擔任官職是一種特權，非貴族階級沒有資格做官，也無需承擔這樣的負擔。而官僚機構的特點是什麼呢？它是平等的，向所有順民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做官或者是當兵。但是做官和當兵只是為了待遇，做官可以得到俸祿，當兵可以得到餉銀。因此它的開支是極高的。這個巨大的開支必須由那些不當兵也不做官的順民來承擔。

從封建制度到官僚制度的演變，就意味著順民負擔的極大加重、財政的急劇膨脹和官僚機構與常備軍的迅速擴大。同時由於在封建主義下，因為出將入相，貴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軍隊叛亂的可能性；而依靠金帛招募的這些雇傭兵卻是很容易叛亂的。所以帝國官僚制度發展到後期的話，終歸會出現財政危機。一方面是朝廷無法支付軍餉，另一方面是雇傭來的軍隊早晚會發動叛亂。同時，順民因為是單方面支付財政壓力，負擔越來越重，逐步也會變成流民和難民。所以這個過程像是一個系統自動崩潰，是無法改變的。這個系統，開始的時候是蠻族部落；接下來是很廉價的封建騎士；在它的最高峰時期，是由官僚組織和常備軍建立的朝廷；最後這個朝廷因為負擔不斷增加，會把自己壓垮，在壓垮的過程中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亂和屠殺，導致至少王朝的核心地帶、以首都為中心的這個地區十室九空，發生大規模的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結果很可能又使邊塞地區仍然有強有力部落組織和戰鬥力的蠻族再度闌入，重演這個故事。

唐代末期所謂的藩鎮之亂，骨子裡面就是唐朝政府從中亞招募蠻族武士補充它原先已經喪失戰鬥力的舊軍隊，這些蠻族武士形成了朝廷難以控制的藩鎮，但是也延長了朝廷的壽命。這些藩鎮在內地日久，逐步也喪失了它的戰鬥力，於是新一批蠻族又必須闌入。在安史之亂時期為朝廷平叛的朔方軍，後來在中原日久就漸漸地就失去戰鬥力，在黃巢之亂的時候就已經抵擋不住了。於是朝廷又必須進一步招募更加野蠻的沙陀人，把他們安置在太原一帶。而這個太原軍事集團，就是後來五代中四代的起源。而這個軍事集團在進入中原、承平日久以後，又漸漸地抵擋不住外來的契丹人、女真人和其他集團。於是這個蠻族闌入的過程中，一波一波地進入。中原地區的居民，首先變得馴化和安全，在安全的環境中間創造出極大的繁榮以後，最後在戰爭中被消滅，然後又被新的蠻族所替代。這個替代的最後一步就是遼、金、元的相繼入侵。

2023-11-25 12: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