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老人水竹邨人總統徐世昌

簡體傳統

徐世昌出生于公元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３日(清咸豐五年九月十三日)天津東門里二道街路南一處平房內，病歿于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天津英租界(今和平區泰安道２０號)私宅，享年８５歲，歸葬于北倉，墓碑題名：“水竹邨人之墓”。

　　徐氏家族上可追述到十代均為達官要人，其本人１８８６年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早與袁世凱結為異族兄弟，在清末民初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外交上頗有影響。一般是袁世凱在前臺“沖鋒陷陣”，徐世昌在幕后指揮裕如，但徐給人的印象是“和事佬”、“與世無爭”。１８９５年，袁氏在津門小站創練“北洋新建陸軍”，第二年袁特“奏調”徐以翰林身價兼營小站軍事營務處。徐世昌時年４３歲，人到中年，刻苦攻讀英語，大量翻譯東、西方的兵學新書，小站練兵全盤“仿德國營制”，又結合中國實際，對北洋新建陸軍的領導體制、組織建設、招募格式、將士標準、訓練方法、教育制度等進行改革。

　　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徐世昌得隨慈禧西行，有機會接近西太后，以編修、練兵處提調、內閣學士候補影響朝廷實行君主立憲。１９０１年袁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繼李鴻章后漢族封疆大吏中能左右國家軍國大事人物。袁身兼八大臣；而徐任商部左丞、兵部左丞、軍機大臣、督辦政務大臣、巡警部尚書等，形成“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問諸北洋(天津袁、徐)”的政治新格局。天津由此實成為北京的外府、陪都，關于“新政”改革，“京、津使者往來絡繹不絕”，在當時中國的地位無與倫比。

　　１９０６年，徐世昌奉命偕同載振赴東北考察日、俄兩強環視形勢，上《密陳通兼東三省全局折》，并得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權勢在全國所有督撫之上。徐在東三省實施大規模近代化建設，演練“新政”使三省“舊貌換新顏”。解放后三省人民重印徐氏《東三省政略》以為研究與懷念。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小皇帝宣統繼位，攝政王載灃當權。次年徐內調郵傳部尚書兼津浦鐵路大臣，主管中國路、電、郵、航四大要政。“實業興而大利自開，交通便而政權益敏。”徐上任伊始，即返家鄉，坐鎮天津，整飭弊混。徐氏破天荒地對“即無出身又無官職”的詹天佑“給予五品頂戴”，做到“獎勵勤能，升賞有度”。

　　他任用的專門人才有留英、美之胡貽谷、項驤、王世征、李方、熊崇志；留德之施愚、馬德潤、鄭誠、水鈞韶、周啟廉；留日之黃為基、尊彝進等。同時創辦《交通官報》，宣傳和普及交通、信息知識和籌辦郵傳憲政。凡此種種，為中國實業、信息產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辛亥革命成功，徐助袁出山。但自己“力辭太保”，避處青島，暫時退出政治漩渦。

　　１９１４年５月，徐被袁聘為國務卿，人稱“相國”。但次年袁公開推行帝制，開歷史倒車。徐多次提出辭職，進行堅持抵制，“連日書牘往復，總統(袁)又屢請左右丞慰留，辭志仍決”，終“交卸印、鑰等件，即回五條胡同宅”。當袁稱帝前夕，徐勸袁說：“稱帝一事，暫不論其是非，就其利害而言，觀察時局，確難料定會成功，如若半途而廢，將何以回旋?”他謝而不受袁所謂“嵩山四友”優寵，在家中自書“談風月館”一匾懸于書齋(此匾現仍在)，表示不聞政治之意，并在日記中寫道：“人各有志，志為仙佛之人多則國弱，志為圣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世人操治化教育之權者盍審諸?”

　　１９１７年７月，張勛復辟，以“上諭”方式敦請徐世昌入京，徐氏聞“張勛擁清帝復辟，憤嘆，曾兩次電張勛，勸其離軍引退。倉促發難，遽更國體，假托名義，號召全國，斷無幸成之理”；實“魯莽滅裂行動，為國家之禍首”。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直系馮國璋與皖系段祺瑞矛盾激化。馮任代總統期滿下臺，而段又一時難上臺，于是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為中華民國第二屆正式大總統。此時一戰結束，國際社會“勸告”中國南北“停戰議和”，方可出席巴黎和會。徐抓住機遇，極力提倡“偃武修文”，“文治天下”，于是南北上海“議和會議”于１９１９年２月召開。他宣誓：“愿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果使鬩墻知悟，體養可期，民國前途，庶幾有豸。”但因當時中國北方皖系、安福系處處作梗；南方政學系、桂系、滇系與國民黨、北洋政府重權，使“議和會議”一無所成。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開幕。徐世昌組成以陸征祥、顧維鈞等一批外交政要以及成立專門外交委員會如梁啟超等大批精英參加巴黎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嚴正提出四項要求：①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此種利益不得由日人繼承；②取消１９１５年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③取消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一切特殊利益；④結束德奧等國在華之政治與經濟利益。這就是徐世昌大總統的外交方針。巴黎和會因美、英、法的背信棄義，中國交涉宣告失敗。不能保全國家主權，必然引起中國人民反對。因此，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五四”愛國運動爆發。１４日，徐世昌邀集段祺瑞、兩院議長及全體閣員開聯席會議，討論學潮與外交問題。段主張鎮壓學潮；眾議院議長王揖唐聲稱：“首先罷免蔡元培”；而徐世昌則下令挽留蔡元培校長，“所謂解職，著毋庸議”；徐對莘莘學子，曉以大義，予以愛護，釋放學生。外交問題，徐不承認巴黎和會關于中國青島主權之方案以外的問題，拒絕補簽和約及中日直接交涉山東問題。

　　與此同時，徐大總統批準嚴修、張伯苓以私人之力創辦私立南開大學，并帶頭慷慨解囊捐資最巨———１６７４４．７１京鈔。徐與嚴是同年考進士之摯友。１９０４年，袁、徐特聘嚴為直隸省學務公所督辦(次年遷至天津)，首建南開中學堂發展為系列(包括重慶南開中學)私人學校。百年樹人，桃李廣布，培養了兩位共和國總理和百名院士，成就了天津私人辦學的豐功偉業，這在全國絕無僅有，在世界實屬罕見。張校長承諾：凡徐家后人入南開勿庸考試，而徐家從未享此殊榮。

　　不僅如此，徐世昌特派舊交通系葉恭綽往法國協助中國代表團進行外交交涉事宜，接觸了巴黎大學校長班樂衛及學者伯希和等名人，從而得知外國學者頗重視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葉將此信息報告徐總統。而徐氏早萌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之想，并趁機在國務會議上提出一項建議，決定以每年出資兩萬法郎在巴黎大學內創立中國學院。巴黎大學中國學院由于總統的高度重視、熱心、奔波聯絡之功，政府投資于１９２０年３月正式開學。這一盛舉，引起轟動，不單是在世界各國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極大地推動了中法文化的交流與合作；而且在上世紀２０年代初，中國一大批青年和革命者———周恩來(經張伯苓校長推薦)、鄧小平、李富春等能夠赴法國留學或從事革命活動。徐還計劃在所有發達國家之首都均創辦中國學院。但終因中國時局動蕩，本人亦于１９２２年被直系逼宮下臺而未能如愿，但徐氏獲得了法國文學暨法學博士，論文為《歐戰后之中國》。

　　１９２２—１９３９年，徐世昌退耕做天津寓公，息影政壇，著書立說，詩、書、畫一體三面，自號東海老人、水竹邨人。書房匾額“退耕堂”，輯《退耕堂政書》，明志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信佛)。他除纂輯典籍，吟詩作畫與書法外，還在英租界宅前開辟一片田園，手執鋤頭，親自耕田種菜。徐氏編書、刻書３０多種，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徐世昌聲明：“中國只有抗戰，才能救亡”；“大敵當前，國內應團結協作，一致抗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西安事變，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國民黨政府必然會與東北軍、西北軍大動干戈，從而使內戰擴大，為日本提供可乘之機，后果不堪設想”。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坂垣師團長和大特務土肥原賢二大佐屢約徐世昌定期會見。不但遭徐痛斥，而且憤怒指責漢奸敗類金梁、章梫“貪一時名利，出賣整個國家民族，違背天理良心，晚節不忠”。徐世昌拒絕“出山”當日本傀儡，保持了人生最寶貴的愛國愛民大忠大義、晚節可風! 郭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