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歷史真相：它并非中國動亂的禍根

簡體傳統

楚夢（文史學者）

2011年06月01日08:30
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2011年第5期，原標題為“驕傲疼痛：辛亥革命深思錄”

　　很快就到辛亥革命爆發一百周年了。這場革命曾帶給中華民族無限光榮和驕傲，將來還會繼續讓我們引以為榮，可在紀念這場革命的時候，除了驕傲與自豪，我還有著無法消解的疼痛。

　　這是一場由幾個小人物發動的大革命，卻完成了華夏民族千百年沒有完成的使命。可是，那些首義英雄，還有多少人記得他們的名字？

　　1911年10月10日晚9時許，駐守在武昌城內的新軍工程營正目（相當于班長）、共進會成員熊秉坤，向正要拘捕擦槍士兵金兆龍的工程營后隊二排排長陶啟勝開了一槍（一說開第一槍者為士兵程正瀛）。就是這一槍，開啟了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令統治中國268年的清王朝垮臺，也結束了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專制皇權歷史，為中國帶來了無限希望。

　　熊秉坤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被突如其來的變故推到了風口浪尖。其實，這場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大革命，從最初的多次策劃到最后成功實施，都是由幾個在當時名不見經傳，在這之后也沒多少人記得姓名的小人物操辦的，他們是當時活動在湖北的反清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的成員，一群視死如歸的熱血青年。共進會的負責人孫武、黃申薌、劉公、鄧玉麟，文學社的負責人蔣翊武、劉復基、楊洪勝、彭楚藩，他們都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沒有可靠的財力保證，但救國救民的熱情一點不遜于那些職業革命家。文學社與共進會成員并不是一群莽夫，他們為舉事進行了長期的準備，為了革命成功將觸角伸向了武漢軍營，秘密發展了大批軍人會員。據說，當時武漢三鎮的九千軍人中，有兩千余人成為以上兩會的會員，還有近三千軍人同情革命，這是武昌起義得以成功的基礎。（這是一個既大膽又有效的革命策略，比靠幫會組織和敢死隊從外圍進行自殺式襲擊要高明得多。）

　　文學社和共進會于1911年6月26日聯合成立了起義指揮部，蔣翊武任軍事總指揮，孫武任參謀長，劉公任副參謀長，數天后又秘密成立了軍事政府，部署了武裝起義的相關事宜。可他們無錢購買彈藥和印刷宣傳品，非但如此，連一日三餐也沒法保障。就在一籌莫展時，劉公的家里寄來了讓他用于買官的5000元大洋（劉應是這群人中少有的富家子弟），為革命解了燃眉之急。

　　10月9日，劉公之弟劉同來找正在住所自制炸彈的孫武，因劉同吸煙導致炸藥燃燒，引來俄巡捕搜查，文件、公告、名冊皆被搜走，起義計劃暴露。蔣翊武等遂決定于當晚起義，并以南湖炮兵營的炮聲為信號。就在蔣安排完起義事宜等候炮聲時，軍警破門而入，蔣翊武、劉復基等被捕，蔣僥幸逃脫。是夜，劉復基、楊洪勝、彭楚藩三位英雄被殺害。由于時間太晚，各部隊之間無法聯絡，該晚起義的計劃落空。與此同時，清軍卻在加緊搜捕革命黨人，50余人被捕。為求自保，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10月10日，熊秉坤與蔡濟民等人商量后，熊假借總機關名義召集各軍營革命黨代表開會，決定當晚以工程八營槍聲為號起義。可當時的八營革命黨人手中沒有一粒子彈，眼看起義計劃又要落空，排長呂功超從家中拿來了100余發子彈。因有了這100余發子彈，武昌起義爆發了。

　　在起義軍占有先機、勝利在望之時，起義軍卻因領導人不在而群龍無首，熊秉坤推舉藏匿于楚望臺南城墻下的原日知會成員，在士兵中威望頗高的工程八營左隊隊官（相當于連長）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起義英雄們僅用了一個晚上約10來個小時的時間，便占領了督署、藩署，控制了三鎮局面。

　　這是一場由小人物發動的大革命，是一場偶然條件下的必然勝利。這場大革命的勝利，除了革命黨人長期在武昌新軍中的組織發動這個先決條件外，還有幾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劉公家里寄來的五千大洋是這場革命的救命稻草和強心劑；當起義首領被迫逃生、革命軍人惶恐不安時，是一個小小的班長舉起了起義大旗，勇敢地打響了第一槍；當起義軍們拿起長弓卻無箭可發的危機關頭，又是一位小排長從家里拿來的百余發子彈，挽救了革命。正是他們，成就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偉大的革命。

　　遺憾的是，當武昌首義的硝煙散去之后，那些首義的實際組織者和指揮者們盡管名義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卻迅速被邊緣化，甚至被迫害、屠殺，后來的歷史書寫者則將他們的功績淡化甚至不予提及。如今，還有多少人知道武昌首義的直接發動者？知道當時的武昌曾經有兩個至關重要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知道蔣翊武、孫武、劉公、鄧玉麟、劉復基、楊洪勝、熊秉坤、吳兆麟的名字？這，不能不讓人心生悲涼。

　　　　辛亥革命為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們搭建了一個廣闊的舞臺，可是，當劇終人散之后，我們還記得那一幕幕精彩的劇情嗎？

　　辛亥革命的勝利，為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搭建起了一個廣闊的、充滿希望與懸念的舞臺，很多人因此從幕后走向前臺，其中既有胸懷鴻圖大志之士，亦不乏野心家與投機分子。他們的表演，豐富了這個古老國度的政治內容，有的成為王侯，有的淪為敗寇。然而，無論如何，他們都曾占據過中國寶貴的政治舞臺，都曾認真地表演過。

　　武昌起義爆發后的第二天上午，起義指揮者在湖北咨議局召集咨議局人員和士紳，商議成立軍政府事宜，并于下午推舉了各種職事人員，立憲派首領湯化龍被任命為總參議。其他如參謀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等也都紛紛成立，并于當晚開始辦公。軍政府即時作出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北都督府”、改稱“中國”為“中華民國”等決議。革命軍指揮部還及時制止了對旗人的殺戮行為。10月12日晨6時，武昌電訊恢復后，革命黨人用黎元洪的名義促居正、黃興、宋教仁等人來鄂，同時通電全國，告以武昌光復，請求同時響應。11月16日，軍政府頒布了宋教仁代為起草的《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其中規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許人民有各種民主、自由權利，如言論、出版、通訊、信教、居住、營業、保有財產、保有身體、保有家宅等；規定人民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對于政府組織、都督與議會的權限和職責也作了明確的規定。這是中國第一部具有憲法性質的法令。

　　《鄂州約法》奠定了中華民國的共和國體，為接下來的政治走向定下了一個基準，亦為以后的憲政民主之路打開了一扇大門。革命黨領袖、立憲派元老、知識精英、士紳商人乃至舊官僚紛紛加入革命陣營，擁護共和政體，民主憲政成為不可阻擋的政治潮流。

　　有政治就有派別，有派別就少不了斗爭。當革命取得初步勝利時，革命陣營發生了意見分歧或說權力相爭。一些革命軍領導包括宋教仁、居正等欲擁立黃興為湘鄂大都督，以取代舊官僚黎元洪。10日晚起義的總指揮吳兆麟據理力爭，力陳非常時期換帥造成軍心不穩、列強不認、清廷離間等多項弊端，讓提議者改變了初衷，為各種政治力量的繼續合作打下了基礎。隨著組織全國臨時政府步伐的加快，政治派別內部之間的權力斗爭日趨激烈。當黎元洪敦請各省都督代表來漢召開聯合會的電報因通訊受阻，沒能及時到達之時，同盟會在上海向獨立各省發出的在上海召開都督代表聯合會的邀請卻先行到達，以致出現了上海會議擁立黃興為大元帥、武漢會議擁立黎元洪為大元帥的混亂局面。經由各省代表慎重研究，加上黃興的謙讓，這一爭端得到了較好解決（選舉黎為大元帥、黃為副大元帥，但黃以孫中山即將回國不就任此職）。

　　為了盡快得到外國列強承認，鞏固革命成果，各方人士展開了組建臨時政府的工作。他們十分注重行事公正和程序民主，凡決定的人選，均經過“公推”；凡設定的文本決策均經過“決議”。都督代表聯合會為國家選擇了民主憲政制度，制定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形成了推翻滿清政府、主張共和政體、禮遇舊皇室、以人道主義待滿人等四項決議。同時承諾：如袁世凱能促使清帝退位，當推舉為大總統。黃興在給汪精衛的電報中也明確表態，如袁能積極迫使清帝退位，則民國統領非他莫屬。這些人之所以一致同意把“革命果實拱手相讓”，其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統一和民主共和制的實施。因為他們清楚，沒有讓步與妥協，一切都有可能不復存在：沒有一個合適的舞臺，他們也將無從表演。這是一群聰明的政治家和政客，他們雖熱衷政治甚至迷戀權力，但大多數尚能遵守游戲規則，不愿做“山大王”，也不愿手上沾滿無辜者的鮮血。即使是袁世凱，此時也不愿逆歷史潮流而行，他選擇了與革命黨合作。

　　為了解決上海（革命黨）與武漢（革命軍）的權力之爭，他們采取折中態度，選擇南京作為臨時首都，選舉正在回國途中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同時也是為了震懾袁世凱，達到讓清帝盡早退位的目的）。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后，南方革命黨人及各政治勢力很快兌現了自己的承諾，選舉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此，南北對抗宣告結束，民族矛盾得到遏制，清廷君臣得到了善待，中國政治走上了理性的道路。

　　當然，其間也發生了多起內訌：共進會領袖孫武居功自傲，與包括蔣翊武、劉公、張振武在內的多人發生矛盾，最終被共進會的老會員黃申薌等人趕出湖北。當一些人又要驅趕黎元洪之時，為大局計，蔣翊武發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個字通告全體社員，避免了事態的惡化。盡管如此，革命軍內部卻造成了嚴重的分裂，導致后來起義功臣張振武被黎元洪借袁世凱之手殺害，讓仇者快、親者痛。同盟會與光復會這兩個全國最大的革命組織，卻為權力動起了刀子，不能不讓人惋惜和心痛。

　　這期間最大的遺憾，莫過于對宋教仁的排斥和孤立。因為宋教仁力主黃興替代黎元洪，加之光復會領袖章太炎公開發表言論反對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極力推舉宋教仁担任內閣總理等原因，致使各省代表對宋產生誤會，以為宋是為謀一己私利，宋實行內閣制的主張被否決，也影響了之后的憲政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輿論界和剛剛成立的政黨，亦為共和政體的確立作出了貢獻。《民立報》發起的共和建設征文、擁護共和的社論，在各階層引起強烈反響，也普及了憲政知識。剛剛在上海成立的中國社會黨、商界共和團、共和統一會等政黨和民間團體，紛紛宣布擁護共和，并將維護共和政體寫入章程，起到了團結民眾、鼓舞土氣的作用。

　　總的來說，這些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士紳商賈包括舊官僚們在偶然獲得了機會之后，較好地把握了機會，為中國開辟了一條民主政治的道路。

回首那場革命，我們還能做些什么？

　　筆者認為，現在最需要做的是對這場革命作進一步思考、探索以及還原真相。

　　盡管經年累月的歲月風塵，吹走了武昌城內濃重的火藥味，掩蓋了流淌在大街小巷的血跡，但真相依然存在于殘磚碎瓦的縫隙。

　　辛亥年的4月，孫中山在廣州領導過一次規模不小的起義，但這次起義與他領導的前九次武裝暴動一樣以失敗而告終。同盟會受此打擊，幾近分裂：章太炎、陶成章脫離同盟會重組光復會；宋教仁、譚人鳳、陳盡美、居正包括黃興在上海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部，把北部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作為起義重點區域，與同盟會的東京總部已無多少關系了。同盟會中部總部的領導人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居正與湖北文學社和共進會有過直接和間接的聯系，黃興還托譚人鳳帶了800元大洋給武昌革命黨人，但同盟會中部總部及黃興認為武昌新軍在那個時候起義條件并不成熟，也沒有參與起義計劃的制訂。孫中山事前更是對武昌起義計劃一無所知，起義后是黃興發電報他才知道的。當然，武昌起義之后同盟會的確積極參與了革命，各省的獨立，同盟會成員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他組織如光復會、哥老會甚至立憲派人士亦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但小人物的發動和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才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然而，當辛亥革命的硝煙還沒有散盡的時候，書本上卻留下了經過無數道工序加工的“辛亥革命史”。面對首義英雄、面對積極參與了這場革命的民眾的亡靈，能不讓人痛心疾首嗎？

　　革命帶來的變化以及她曾經帶給中國人的興奮、希望和當家作主的全新感受，不能因為事過境遷而被淡忘。

　　辛亥革命之后，不僅皇帝被打倒了，拖在腦瓜后二百多年的辮子被剪掉了，權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而且，中國人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的解放——報禁沒有了，黨禁開放了，言論自由了，經濟發展了，短時間內（到1913年）全國報刊總數達到487種，政黨和社團271個，商號近20萬個，憲政民主得到各黨各派和大多數國人的認同，并且已經付諸實施。不僅如此，從1912年始的近10年時間，中國工業的年增長率都保持在13％以上。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民主政治并不如今日某些人所言，是制約經濟增長的罪魁禍首。

　　辛亥革命帶來了10多年的憲政實踐和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至少讓中國和全世界知道，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國人曾為建設平等、自由、富強、美好的國家而努力過。

　　就是再過一千年，我們也應該堅信：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

　　有人對辛亥革命不以為然，聲稱不會給她很高的評價；有人責怪辛亥革命妥協，還把中國的動亂歸結于辛亥革命……

　　但筆者要說，你可以否定中國歷史上所有的革命，唯獨不能否定辛亥革命。筆者并不崇尚革命，而且相當害怕暴力，但對辛亥革命則心生崇敬，因為我對這場革命有著自己的理解。這場革命的偉大，除了人人皆知的推翻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統治之外，還有一個被很多人忽視了的特點，那就是：成本很低。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成本最小的革命，也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成本最小的革命——起碼是之一。

　　對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數，筆者沒有作過全面統計，但武漢三鎮當晚和第二天死亡的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軍借機殺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漢保衛戰及奪回武漢三鎮的戰斗，死亡人數也不過千人左右。至于其他響應湖北倡議而宣布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數更少。袁世凱的北洋軍自1911年11月下旬攻占漢口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對南方各省的進攻，因而減少了人員犧牲和財產損失。辛亥革命初期，包括武昌城內的確發生過殺戮革命對象的行為，但很快被制止。清廷也被獲準有尊嚴地退出政治舞臺，并有優厚的善后安排。與法國大革命時革命者對王室的殘酷屠殺，和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對沙皇政權的斬草除根，辛亥革命可謂十分“文明”的革命。更了不起的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們沒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盡管他們中有些人在革命即將勝利時亦有過這方面的夢想，但因大多數人的深明大義，加上起義之初兩個關鍵人物的關鍵舉措，讓“坐江山”沒有實現的可能：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沒有貪功，在革命已經發動并占有主動權的情況下，將指揮權交給了當時并非革命黨的吳兆麟；而吳兆麟又將指揮權給了清軍軍官黎元洪。之后，他們又請出立憲派人士包括舊官僚組成了軍政府。誠然，他們的及時讓位，也有形勢所迫的因素，但當形勢穩定之后他們完全有能力奪回領導權。這樣的革命才真正配稱為“偉大的革命”。筆者甚至認為，是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現代歷史，我們的現代史應該從辛亥革命算起。

　　至于說辛亥革命是導致中國多年動亂的根源，那更是潑在辛亥革命身上的臟水。不管是革命者的初衷還是接下來的政治現實，都說明辛亥革命并沒有導致動亂，而正是為了避免動亂，武昌首義的革命軍領袖才實行妥協，把各方面的代表拉進革命隊伍，實際上這種妥協也達到了避免大規模動亂的目的。在長達17年的時間里，除了袁世凱實行獨裁的兩年半時間，其政府基本上是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運行，爭奪也好，賄選也罷，還是沒有人膽敢公開違背憲政、實行獨裁。政權的更迭固然頻繁，但始終沒有發生過流血事件。只是后來蔣介石在北伐勝利之后公然背棄憲政原則，實行所謂的軍政，才使中國的憲政民主走上一條不歸路，這與大多數革命黨人、立憲派人士、知識階層、首義英雄們乃至舊官僚的初衷相悖，但也不能歸因于是武昌革命的責任。

　　有人說，辛亥革命要用300年才能研究透徹，這不全是故弄玄虛。借此辛亥革命勝利一百周年之際，我們應給辛亥革命一個真實、完整、全面的闡釋，以告慰為中國前途和民眾福祉流血獻身的先賢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