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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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國總統者，唯袁世凱、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凱不知者少，徐世昌則鮮為人知。蓋袁為竊國大盜，禍國殃民，故而臭名昭著；而徐世昌一生則力主和平。正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也。

　　 徐世昌，１８５５年生于河南衛輝，字卜五，號菊存，晚年又號水竹都人、東海居士等。 徐世昌遠祖由浙江遷直隸，后移居河南。日后發達，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稱同鄉；徐之善于拉關系、交朋友，于此可見一斑。

　　 徐世昌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典當以延師教子，并自督課，且重德育。徐世昌回憶說：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寧可將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長，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賢才，則款以美食；否則立予斥絕之。人見其孤苦，勸其依一縣令親戚，徐母曰：“托人余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徐世昌１６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１７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縣衙文案及家庭塾師；１８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２４歲為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遇袁世凱，一見傾心。袁見徐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贊道：“菊人，真妙才也！” 

　　 當時徐世昌無錢赴應天府應多試，袁即贈銀兩百兩，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時中舉；四年之后，世昌又中進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 

　　 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勿州遷亡優勢。然而世昌在翰光一住９年，未辦過一次學差、試官之類有利之事；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

　　 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見寵于大學士李鴻藻，李認為徐“虛矯過人”，而不是發達。但徐世昌向李介紹袁世凱，通過李鴻藻，袁為李鴻章所常識，向朝延推薦他督練新軍，卻成為袁發展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徐仕途中走向發達的轉折點。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終于有了轉機，袁世凱向清延奏請徐翰林兼管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總辦（相當于秘書長兼參謀長），徐欣然就任。雖然編制、原職、級別均予保留，但總是以高就低；徐卻毅然離開翰林院，全力以赴，總攬全軍文案并參與機密，袁不在時且代理其職。從此成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凱即因克扣年餉、誅殺無辜被人告發，軍機大臣榮祿與陳奎龍負責查辦。徐與陳為同榜進士，私交甚篤，乃為袁說項，得以“乞恩姑從免議”，使一場彌天大禍消彌于無形，袁自是對徐感恩不盡。

　　 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雖只兩年多，但他一來受到袁的高度信任與尊重，言聽計從，稱之為兄；二來是翰林出身，受到將領的尊重，皆稱之為師；三來工作勤奮，自學軍事及英語，先后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說》十三冊，以新傳統籌全軍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聲望很高，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于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目的。

　　 小站練兵，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設。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化軍事理論，制訂了中西結合的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及戰略戰術原則。后來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是從小站新軍中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 6 2l+ 
　　 徐與袁一樣，即有政治野心、也有愛國熱情，（袁至少在青年時代不失為一個愛國者）徐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值戊戌變法，徐、袁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經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袁卻聽信了“軍師”徐大哥之言：

　　 徐履東之初，財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興辦實業為中心，與列強進行商戰，富省、強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張，推行新財政政策，概括為：設立銀行，多開商埠，聘用洋員，引進外資，但不設租界，確保主權。在農業方面，鼓勵利用“地勢廣衍、土脈膏腴、雨量充足”之優越自然條件，發展糧食畜牧業。

　　 徐氏赴東北之前，當地因氣候偏寒，農民尚不知種植小麥。經過考察，徐世昌積極倡導種麥，并向種植者提供國內及日、美良種，復“首弛糧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東北遍地皆麥，自給而外，兼資運營。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為麥之先農”。他還從澳洲引進良種羊和拖拉機，對促進東北農牧業近代化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徐世昌還積極發展工商業，重視科、教。為改造滿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專門設廠辦校以“化其氣質”，使“八旗人才不可勝用且不必再為籌出路也”。他還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墾，籌邊安氏，修鐵路，通電話……都是功德無量之舉。

　　 徐世昌督東北僅兩年，東北面貌煥然一新，清廷親貴載濤“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今沈陽）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世人稱東北三省新政為“徐世昌新政”，徐亦為此而自豪。

　　 在應對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與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設定的外交方針，一是“以保衛主權為第一急務”；二是“在具體交涉時，為了在主要問題上達到我們的目的，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也許會復得必要”。

　　 徐世昌對日本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衛護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土不讓。

　　 一次，日人在圖門至六道溝９０余里釘立木樁，暗將我國領土劃入韓界（韓界為日侵占）徐令吳祿貞帶人連夜拔去，并記上華名里數，釘立標識，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與日交涉“著為功勞”的吳祿貞為解決“界務問題”督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陰謀及“滿州政策”的推行。

　　 徐世昌在與沙俄侵略方針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斗爭中，同樣取得了“已無余憾，為之欣慰”的結果。

　　 徐世昌在東北實施近代化建設，使東北開改革之先河，在推進全國近代化進程方面，確實功莫大焉。

　　 徐世昌還與袁世凱共同推出了中國最早的巡警制度，對鞏固國本、防止外患、民安其業所起的積極作用，亦應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郵傳部尚書時，采取雷厲風行的手段，為中國鐵路、電力、郵政、航運等事業的發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徐世昌任郵傳部尚書一年余，即１９０９年８月，政任協辦大學士，補援軍機大臣；一月后又援體仁閣大學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榮典，也是漢人樞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徐世昌還在東北時，就已考慮到清廷失勢，便未雨綢繆，預謀轉中退路。他為人處事十分謹慎，絕不驕矜，以黨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辦新政；亦不疏遠舊派、權要，可謂兼收并蓄，廣結廣交，左右逢源，上下暢通，從而為今日重掌樞要鋪平道路。看來，“中庸之道”確是在官場上保身保位的靈丹妙藥，徐世昌因此而贏得“水晶狐貍”的雅號。

　　 徐世昌重掌中樞，欲行新政，卻孤掌難鳴，于是他極力大造輿論，“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并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義旗高舉，清廷欲調北洋新軍鎮壓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啟用袁世凱提上議事日程。因為北洋六鎮，從將到兵，一直聽命于袁；即使袁回河南閑居，仍在暗中聯絡，遙控指揮。

　　 滿人陸軍大臣蔭昌，指揮不靈，清廷親貴慌了手腳，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項“出山”條件，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各路軍以皆歸其節制，南下鎮壓革命。徐世昌終于完成了一項歷史性任務。

　　 徐、袁重新聯手，袁開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聯璧合，天衣無縫。先排擠掉唯一的絆腳石--攝政王兼陸海軍大元帥載濤--袁以總理大臣的名義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線便嚇得打了退休報告。清廷此時認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隨即加封徐太傅太保，無非要鞠躬盡瘁，效忠清廷。

         這時的徐世昌，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其指導思想與袁一樣，逐漸由君主專政--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對革命黨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撫，由撫和而。他們不愿與革命黨的對陣，主張采用和平方式，趕清帝下臺，這就避免了一場大內戰，最終達到了推翻滿清帝制、創建中華民國的目的，這個決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

　　 為何逼清帝退位，歸政于民國？據說還是世昌的妙計--讓段祺瑞領銜，以北洋將領６４人聯名、發電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體，否則以兵隨之”。電發次日，徐世昌為避嫌懇請辭職。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由張騫主稿的清廷詔書（這可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文件！）稿：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這好惡。是因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思治之心，遠協古圣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值此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這一詔書標志著大清王朝壽終正寢，但行文卻十分得體，給垮臺的清廷留足了面子。

　　 據說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進去的“私貨”，幾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凱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謀略之遠，令人咋舌。袁世凱出山、逼宮、掌權三部進、導演都是徐世昌。

　　 袁世凱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議和之舉，且挾北洋雄師之勢--南方只有把臨時大總統拱手相讓了。即便孫文不是謙謙君子，老袁的總統寶座也是坐定了。更何況，眾多革命黨人，也都認為：“收拾大局，建設中國，非袁莫屬！”

　　 孫中山是明讓暗斗，向袁提出“約法三章”企圖將這匹野馬給以約束。

　　 徐世昌把袁捧上寶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國務總理一職非徐莫屬。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時卻激流勇退了。

　　 徐世昌有他的獨到的思維邏輯。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現在還是“護帝太保”；而實則一力助袁，因而進退兩難，只能托言因“國變憂憤”，力辭太保，離京閑居，暫避“一時之謗”。如果馬上棄清報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說。還是先“過渡”一下，方顯明迎新辭舊，不露痕跡。而閑居不仕，還可算作不負皇恩的前清遺臣哩。再則目前局勢仍動蕩不安，袁的寶座還不平穩，不如作個“局外人”以靜觀變化。

　　 徐隱居于青島，行前與袁長談，袁許以二年為期，但忍不住又于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兩年內兩次敦請徐“出山”相助，徐皆婉拒，不為所動。但以他與袁的親密關系（似已非君臣或主仆關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績、“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眾，愈是不出，呼聲就越高。 

　　 后來發生了刺宋案，國務總理趙秉鈞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所請，仍進居幕后；直到１９１４年袁取得鎮壓“二月革命”勝利，剪除了政敵，便再次請徐出山，任國務卿之職。

　　 徐開始動心。在啟程赴京時，其弟世光向他遞經陳辭：

　　 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謂皇恩浩蕩？前年你還親口說過“不忘清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議和之際，你曲從袁謀，已為人所議；今再為袁效力，將有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

　　 義正而辭嚴，大哥無言以對。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遺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淪，終老林下；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務卿之顯赫，其誘惑力可謂大矣。何況自謂一旦任職，“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為國謀利，博取賢名，不也抵得過“不忠”之謗？

　　 徐世昌遂于１９１５年５月，任北洋政府國務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國”。

　　 袁世凱此時野心急劇膨脹，蓄謀恢復帝制，使袁氏子孫代代為帝。徐世昌卻認為帝制實不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過一天皇帝癮，死也無憾”的勁頭，只得緘口不言，作壁上觀；并為辭國務卿，以便將來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殘局，留下轉圜的余地。真正老謀深算。

         此前，徐世昌曾極力反對袁簽訂賣國之二十一條，并“罷工”十余日。徐、袁裂痕或許從此產生。

　　 徐世昌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后自號水竹村人，即出于此。

　　 袁稱帝后，封徐世昌、張謇等四人為“嵩山四友”，仿漢高祖時“嵩山四皓”，但徐并不買賬，因“嵩山四皓”均為隱居不仕之賢者，此封有永不敘用之意，未免欠妥。

　　 徐在日記中大發感慨：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鄉者多，則國弱；志為圣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

　　 這就標志著徐袁攜手時代的結束。

　　 徐世昌此時一定異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馬首是瞻，為之出謀畫策，肝腦涂地；竭力輔佐的結果，實非始料所及。看來這個主子當年的愛國之心早已蕩然無存，只知全力經營他的袁家天下。此時再不分道楊鏢，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載罵名。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好。

　　 徐世昌在袁稱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癮過不長，抽身先退，無疑是明智之舉。不然，身為老大哥還得去給兄弟皇上下跪，別提有多別扭和難受。

　　 后人曾提出疑問：以徐之才干與聲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統兵與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過信袁），絕對會讓徐總統北方兵馬；其二，徐在北洋諸將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與首是瞻；其三，不難與南方組成聯合政府。如此，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則非徐莫屬，以后也不政出現南北紛爭、復辟倒退之局。 

　　 然而，徐世昌畢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將千載良機拱手讓人，甘為人后，一定也經過深思熟慮。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如出此舉，由自己逼退清帝，是為不忠；撇開老袁，是為不義；知而為之，是為不智。再則徐生性穩重，當條件基本具備時，方能放手一博，為在東三省時；風險太大之高則寧可觀望，他絕不是那種“寧為雞口，不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條恰恰相袁相反。故而政見一致時，能剛柔相濟，優勢之補，相得蓋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臉皮，便只能自謀后路，明哲保身了。

　　 老袁一死，徐見國事難為，便又隱居水竹村。此后曾應黎、段之請，調解過“府院之爭”。

　　 張勛復辟時，保皇派康有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也曾一度動心，因他對北洋紛爭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復辟后掌握實權，干一番事業。后獲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難而退，力勸張勛解除武裝，恢復共和，并保證其身家安全。同時他還竭力為溥儀卸罪，繼續保全清室，或許為了還掉“人情債”吧，但卻受到時人譴責。

　　 １９１８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 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徐居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準”。徐此舉意圖前清遺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譏諷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適得其反；兩面討好，弄不好兩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夠累。

　　 徐世昌當總統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束內戰，為此使出渾身解救，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１９２２年終于暴發了直奉大戰。得勝的直系并不感謝徐“一邊倒”的支持，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舍地離開總統府，遷居英租界，既結束了他五年的總統生涯，也從此結束了他從政４０余年的歷程。

　　 徐到天津過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學多才，文章詩詞書畫皆精，傳統文化造諧很深。退隱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設立“徐東海編書處”，歷時年，編《清儒學案》２０８卷，并創作詩詞５０００余首，楹聯一萬余對，多為質量上乘之作。如不從政，成為國學大師，或書畫名家，當無問題。

　　 １９３３年，日寇欲徐世昌出來組織傀儡政權，被斷然拒絕。

　　 １９３９年春，徐患膀胱炎，醫生建議到北京治療，因怕被日人劫持，堅持不去，遂病逝。終年８５歲。

　　 當時的國民政府下令褒揚：

　　 徐世昌，國之耆宿，望重群倫。比年息影津門，優游道素。寇臨華北，屢思威脅利誘，逞劂陰謀，獨能不屈不撓，凜然自守，亮風高節，有識同欽……

　　 綜觀徐世昌一生，他當然不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襲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良精神風貌，學識廣博，推行新政，熱愛國家，堅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無聊政客可經，更非那些擁兵自重利欲董心、禍國殃民的舊軍閥可比。

　　 徐世昌有“總統詩人”之美稱，終身作請不綴，１９１８年輯印《水竹村人詩集》１２卷，１９２４年刊行《歸云樓題畫詩》６卷，至１９３３年刊行《揀珠錄》，共刊行８集７６卷，洋洋大觀。

　　 徐詩“優浙而閑適，簡潔而清遠，抒寫性情，曠然無身世之累”，時間跨度大，內容宏闊。  

編者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