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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章回小說有不少屬于世代累積型成書，即作品先有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本事，在此基礎上經過長時期各種渠道和形式的流傳，形成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龐大故事群，最后由一位作家寫定，比如《西游記》就是比較典型的一部。這一文學現象正如胡適所描述的：“就同小說上說的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本來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著許多箭，不但不傷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①同樣，在中國古代戲曲中，也有用類似方式創作的作品，比如鄭之珍的《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以下簡稱《勸善戲文》）。世代累積型作品的素材來源通常是多元的，其成書過程往往較為復雜，這也就為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帶來了不少困難，不少作品的成書問題至今仍未能得到完滿解決，盡管先賢已有不少相關論著面世，但這些問題依然有可以繼續探討的空間。這里以目連戲中的西游故事為參照，對《西游記》的成書過程進行一個側面的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問題的提出
　　目連故事早在西晉時就已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經過長時期的流傳，特別是戲曲的搬演，逐漸形成一個頗為豐富的目連故事群，最后由明鄭之珍寫定。鄭之珍寫定刊行的時間是在萬歷十年(1582)。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勸善戲文》和《西游記》小說在內容、結構上有著明顯的關聯。這表現在兩部作品中各有一套西游故事，其中的人物、情節較為相似、接近。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情節內容上的關聯。
　　《勸善戲文》全劇分上中下三卷，西游故事主要在中卷②。其中《觀音渡厄》、《遣將擒猿》、《白猿開路》、《過黑松林》、《過寒冰池》、《過火焰山》、《過爛沙河》、《擒沙和尚》等出中所寫的人物、情節與《西游記》較為接近。 就人物而言，主要有： 鐵扇公主。在《觀音渡厄》一出中，因火焰山擋路，觀音菩薩調遣她渡十友“過了火焰山”。她使用的工具是鐵扇，“鐵扇風裁，制自天工體甚佳”，其功能是滅火：“好把騰騰火焰扇將開，使他堂堂大路無遮礙。”這一形象與《西游記》中的鐵扇公主有頗多相同之處。
　　豬百介。他的出場詞是“漫詼諧，白連會上呼白介，時人休笑未精怪”。觀音菩薩調遣他渡十友“過了爛沙河”：“好把沙河淤塞孔將開，使他康莊直抵西番界”。在觀音眼中，這位豬百介的形象是“豬首豬腮，中有仁心遍九垓。這便是蛇身人首，牛首人身，一樣形骸。”這位豬百介與《西游記》中的豬八戒有不少相似處。
　　白猿。先看其自我介紹：“白猿身住碧云窩，暮四朝三怎奈何？天上瑤池王母母，也曾三讓我蟠桃。自家周穆王時軍中君子，化為此身，歷今千有余年，神通廣大。”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至于神通如何廣大，這位白猿自己也進行了交代：“山不怕高，水不怕惡，又何愁野魅邪魔！憑著俺這一枝兒金剛椽，掃平了萬里山河。非是我夸，不是我巧，九重天上，瑤池王母，曾讓我蟠桃。今日去開通道路，又何怕什么樣水遠山遙！”這份信心和自豪與孫悟空沒什么兩樣。
　　在《遣將擒猿》一出中，觀音菩薩因傅羅卜“一路精怪雖多，白猿最甚”，遂會通張天師、馬、趙、溫、關四將軍“擒出白猿精，要他開通道路，殄滅余黨”。降伏白猿后，觀音菩薩吩咐他：“孝哉傅羅卜，挑母又挑經，西天見活佛。山川險阻，邪魔侵侮，遣你護他行，驅邪更開路。”這和《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任務完全相同。此后，白猿變成道人，忠心耿耿，盡職盡責，保護傅羅卜西行，一路上過寒冰池、火焰山、爛沙河，遠涉十萬八千里，終于見到活佛。這位白猿和孫悟空之間顯然有著內在的關聯。
　　觀音。在《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中，觀音菩薩是一個重要人物。她“身居南海，蹤顯香山。世人有喜怒哀樂之音，我能知喜怒哀樂之意”，而且“能千變萬花，一一難窮。且變飛禽走獸，武將文人，長身矮體，魚藍千手舞”。神通廣大不說，觀音菩薩還是傅羅卜西行的主要指引者和幫助者。她點化傅羅卜“南海無邊垂庇佑，西天有佛可皈依。母骸化入行囊里，急往西天莫待遲”。當傅羅卜按照觀音的安排踏上西行之路后，她又幫助收服白猿，讓他担任護法，并承諾“若逢急難，我又親臨”。不僅如此，觀音還親自出馬，在黑松林變成婦人試探羅卜，在爛沙河變成錦羅王擒沙和尚。這和《西游記》里的觀音形象十分接近。
　　沙和尚。主要在爛沙河活動，將白猿陷在爛沙中，后觀音變成錦羅王將其降伏，命他“同白猿護送孝子前往西天”。這個沙和尚很容易讓聯想到《西游記》里的那位沙和尚，盡管這兩個形象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就情節而言，羅卜西游由觀音菩薩一手安排，白猿保護羅卜西上，一路降妖除怪，觀音黑松林考驗傅羅卜、過火焰山、爛沙河等，這些在《西游記》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頗為類似的情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給白猿戴金箍的描寫。在《遣將擒猿》一出中，觀音降伏白猿后，賜給他金箍，“只許你戴，不許你解”。當白猿打筋斗逃走時，觀音就“行一訣，使金箍緊緊箍起。白猿精，走一步時緊一步，緊一步時叫一聲，急急便回程”。白猿這才死心塌地的保護傅羅卜西行。這同樣可以在《西游記》中找到相對應的情節。
　　一是結構、寫法上的關聯。
　　《勸善戲文》在其西游故事部分，采用了連綴式的結構，即以傅羅卜、白猿、觀音等核心人物為主線，貫穿起一系列小故事，如過黑松林、寒冰池、火焰山、爛沙河等。這些故事意在描寫傅羅卜西行路上的艱難困苦，突出其頑強的意志和虔誠的用心。《西游記》也采用了同樣的結構方式，以唐僧師徒為核心，貫穿了一個個故事，只不過故事比《勸善戲文》多一些而已，其中降妖除魔故事的描寫也是此種用意。這種連綴式結構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很多類似的故事。
　　從上面列舉的諸多相似或接近之處看，《勸善戲文》中的西游記故事和《西游記》情節內容、結構寫法上的這種關聯并非偶然，彼此之間必定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系。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西游記》和《勸善戲文》到底孰早孰晚？這種淵源關系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呢？
　　《勸善戲文》系鄭之珍所編，萬歷十年(1582)他寫了一篇序言，稱自己“取目連救母之事，編為《勸善記》三冊”，可見此時他已完成該劇，研究者也通常將這一年作為《勸善戲文》首次刊行的時間，高石山房本為初刊本，由此可以對《勸善戲文》的創作、刊行時間進行比較準確的定位。至于《西游記》，無論是作者還是創作、刊行時間，盡管研究者已下了不少功夫，但直到目前為止還未能很好的解決，大家的意見也很不一致。《西游記》的作者學界通常認為是吳承恩，如果這一看法確鑿的話，問題倒比較容易解決，因為他大約卒于萬歷十年，陳文燭在寫于萬歷十八年(1590)的《吳射陽先生存稿》敘中說得很明確：“吳汝忠卒幾十年矣。”③這樣，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時間當在鄭之珍編寫《勸善戲文》之前。就《西游記》的版本來看，一般認為世德堂刊本是現存最早的刊本，該刊本有一篇陳元之寫于萬歷二十年(1592)的序。但它顯然不是初刊本，至于《西游記》初刊于何時，限于資料的缺乏，已難以確知。大體上可以這樣說，《西游記》和《勸善戲文》創作、刊行于同一時期，時間上比較接近，而《西游記》似乎要稍早一些。
　　但事實上，簡單比較《西游記》和《勸善戲文》撰寫、刊行時間的早晚并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勸善戲文》在《西游記》之后、受其影響的話，它直接照搬里面的人物、情節就是，何以寫得如此粗陋，而且兩者的人物、情節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比如其中的白猿、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形象較為粗略、模糊，很難說他們是受《西游記》的啟發而產生。相反，從《勸善戲文》中西游故事粗陋、原始的形態來看，說《西游記》受其影響倒更合乎實際。但問題在于，在《西游記》之前，已有雜劇《西游記》、平話《西游記》，其中的人物、情節要比《勸善戲文》更為豐富、充實，它們的創作時間肯定也要早于《勸善戲文》。《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即使對《西游記》有影響，也不會那么直接。兩者的淵源關系還是頗為復雜的。
　　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問題，主要與兩書的成書方式有關，前文說過，《西游記》、《勸善戲文》都屬世代累積型成書，其中的不少人物、情節并非寫定者的想象虛構，而是來自此前的民間傳說或其他文學作品。在寫定者面前，有一個龐大的故事群供其擷取，這些作為素材的故事有的來源甚早，經過長時間的流傳，才被吸納進來。明乎此，探討兩套西游故事的關系應該結合兩書的成書方式來進行。由此可見，這一問題較為復雜，不是三言五語就能說得清的。
　　顯然，探討這種關系對了解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的發展演變、流傳，對研究《西游記》及《勸善戲文》的成書過程等，都有幫助，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探討這一關系，肯定能有助于《西游記》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甚至有可能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④
　　學界的不同意見
　　對兩套西游故事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早在清代就已有學人注意到，如焦循《劇說》云：“演義之西游記，本唐玄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本；若猿龍等，則目連救母戲中亦有之。”⑤但焦循只是指出這一現象，并未進行深究。進入二十世紀，研究者在探討《西游記》、目連戲時，間或在文章中涉及到兩者的關系，如趙景深的《目連救母的演變》、周貽白的《中國戲劇與雜技》等，但多點到為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論證。倒是海外有些學者較為重視，如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于 1975年發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所引〈西游記〉考》一文。直到進入八十年代之后，隨著學界對目連戲的逐漸重視和研究的深入，國內才開始有研究者專門對此問題進行探討，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朱恒夫、劉楨等人的研究最有成績。
　　總的來看，學界對此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研究中，學者的看法也并不一致，而是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盡管研究者承認“二者互相影響、各有借鑒”⑥，但在具體論述時，他們多趨向強調單向度的影響關系。這樣，大致上可以將他們的意見分成如下兩派：
　　一派較多的強調目連故事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其中以朱恒夫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目連變文在前，《取經詩話》在后，后者受了前者的影響”，“《勸善戲文》雖然是明代的劇本，但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北宋的產物，因而它問世時間在《取經詩話》之前，它能夠對唐僧取經故事產生影響”，“目連戲在前，唐僧取經故事的作品在后”，“目連變文與目連戲對唐僧取經故事有著很大的影響，而目連戲的影響尤甚。可以這樣說，猴行者助唐僧取經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連戲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⑦。黃笙聞通過對秦晉民間戲曲的考察，提出類似的看法：“當我們發現了秦晉民間世代相傳的一批儺演雜劇后，方知正是早期講唱的‘目連戲’、‘目連卷’對《西游記》故事的產生與形成，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西游記》的唐三藏、豬八戒、孫悟空、沙和尚、白龍馬等妖魔人物的最初形象，就集中表現在這批‘目連戲’中。”⑧
　　一派則較多的強調唐僧取經故事對目連故事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是劉楨。他一方面承認“孫悟空藝術形象塑造本依于目連，是受‘神通第一’目連的啟示而逐漸完成的”⑨，一方面又強調“取經故事是目連戲汲取了《西游記》”，“白猿、沙和尚等情節正是在目連戲的不斷衍變中，接受《西游記》故事影響，然后并入的”⑩。相比之下，徐朔方說得就比較直接：“中卷的《遣將擒猿》、《白猿開路》、《過寒冰池》、《過火焰山》、《過爛沙河》取材于小說及戲曲《西游記》。”(11)劉蔭柏也說得比較肯定：“其中‘遣將擒猿’一折，純系抄襲楊景賢《西游記雜劇》中第九出‘神佛降孫’、第十出‘收孫演咒’的情節。……縱使他不是從《西游記》小說中搬來，也是受元人《西游記平話》影響。”(12)朱萬曙亦有類似看法，但留有余地：“在鄭之珍寫定戲文劇本之前的嘉靖年間，小說《西游記》已經刊刻流傳。鄭之珍或從本已汲取西游情節的目連故事，或從正在流行的西游故事中汲取了目連西行尋佛的情節，充實到戲文之中，使之構成了‘救母’故事中重要的一環。”(13)
　　上述兩派的意見盡管各有其道理，但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還都有不夠嚴密的地方，何況彼此之間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就朱恒夫的觀點而論，他比較多的強調目連故事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但并沒有解釋目連西行故事何以產生，也沒有說明唐僧取經故事對目連西行故事是否產生過影響，再說其對《勸善戲文》故事產生時間及目連戲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時間早晚的判斷也值得商榷。就劉楨的觀點而論，他一方面強調孫悟空形象是受目連啟示而產生的，一方面又說白猿是受《西游記》故事影響并入的，這似乎有些矛盾，其間的淵源關系到底如何，他并沒有說清這一問題。再者，何以孫悟空受目連啟示而產生，而目連戲中的白猿卻沒有受到這種影響，反而舍近求遠，到《西游記》中取材呢？這也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
　　從相關資料來看，兩套西游故事產生、演進到明代中后期，差不多都有上千年的歷史，其間的關系可謂錯綜復雜，不是三言五語所能說得清的。無論是《西游記》還是《勸善戲文》，它們雖然寫定、刊刻于明代中后期，但由于它們都屬累積型成書，皆有所本，并非個人的獨立創作，因此單獨比較這兩部作品寫作時間的早晚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何況《西游記》一書的具體寫作、刊行時間已無法確知了。
　　退一步講，如果弄清兩部作品的直接素材來源，也許能弄清真相。但這同樣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兩部作品作者創作的情況限于有限的資料現在還無法確知。兩部作品成書之前兩套西游故事的演變過程和環節還沒有徹底理清。以《西游記》而言，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刊本為明世德堂刊本，但這一刊本并非《西游記》的初刊本，《西游記》的初刊本是什么時間刊行的，真實面目如何，作品中哪些故事情節是有所本的，哪些是個人的想象虛構，這恐怕只能是無解的歷史之謎了。再看《勸善戲文》，在鄭之珍寫定之前，已經有大量以戲曲、寶卷等形式流傳的目連故事，他究竟從何處取材，作了哪些整理工作，現在也已無法一一厘清了。
　　實際上研究者們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們的探討變成以《西游記》、《勸善戲文》為參照，重點則放在兩套西游故事產生、形成過程的比較。筆者認為這一思路是可取的。盡管目前掌握的文獻還不夠充分，但通過現有資料的縱向、橫向比較，還是可以大致理清兩套西游故事之間的關系的，這對解決《西游記》的成書問題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發和借鑒。
　　對兩套西游故事淵源關系的初步考察
　　總體上來看，無論是目連救母還是唐僧取經，各有其相對獨立的西游故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形成了兩個內容豐富的故事群，彼此的關系大致上可以說是平行的。但也不可否認，兩者的關系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交叉。也就是說，兩套西游故事在產生流傳過程中，是相互影響，互為淵源的，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影響和淵源是雙向互動的，而未必是單向的。以下按照時間順序對兩套西游故事的產生、演變進行考察和比較。
　　相比之下，目連故事比唐僧取經故事產生的時間要早得多，它最早見于西晉僧人竺法護所譯的《佛說盂蘭盆經》(14)，這是后來目連故事的源頭。由于它所描寫的救母故事正好契合了儒家所宣揚的孝道，因而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并形成極具本土色彩的盂蘭盆會，佛教徒也樂于借此擴大影響。此時的目連故事還沒有西游的情節。
　　到了唐代，目連故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在民間產生了廣泛影響，并成為變文等民間文藝的素材。這種以目連故事為素材的變文作品今天可以看到有《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盂蘭盆經講經文》等。由此可見目連故事在民間傳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這些目連變文將《佛說盂蘭盆經》中的簡略故事加以豐富、細化，添枝加葉，新增了一些人物，情節變得曲折、生動。不過，這些作品的重點主要在目連救母的艱難過程描寫上，并沒有西上尋佛的描寫。可見目連救母中的西游故事是在唐代以后形成的。
　　在這一時期，唐僧取經不僅實際發生過，而且因其極富傳奇性，已開始在民間有較為廣泛的流傳。對于這次行程，玄奘本人撰有《大唐西域記》，其徒弟慧立、彥悰撰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來記述。盡管這些記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其中已有不少超自然的神鬼描寫，這就為其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稍后，《酉陽雜俎》、《獨異志》等筆記小說中已有唐僧取經傳聞的記載。從現在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這一時期唐僧取經故事還沒有進入變文等民間文學領域。
　　有唐一代，目連變文與唐僧取經故事沿著各自的軌跡獨立發展、演進，前者因流傳的時間較長，在民間的影響要更大些，不過兩者之間還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宋元時期是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獲得大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以戲曲、話本為代表的民間文藝異軍突起，達到繁盛，正如魯迅所說的：“在市井間，則別有藝文興起。”(15)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借助戲曲、話本這些新興的文藝形式，有了不少新的變化，相互之間產生了錯綜復雜的關系，且影響深遠。這也是本文探討的一個重點，下面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和分析。
　　先看目連故事。繼唐代變文之后，它又以戲曲形式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盛況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一書中有記載：“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倍增。”(16)至于目連救母雜劇是連臺演出長達八天，還是一天就可演完，重復連演八次，因資料缺乏，目前還難以確知，但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個劇目在當時很受歡迎，達到“觀者倍增”的程度。這一時期有關目連的文藝作品還有說經《佛說目連救母經》、金院本《打青提》、雜劇《目連救母》、寶卷《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等。《佛說目連救母經》、《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今仍可見到，但無目連西行故事(17)。至于這一時期的目連戲，則已無法見到劇本，內容難以確知。
　　盡管如此，大體上仍可斷定，目連救母中的西游故事產生在這一時期。這里有一個直接的證據，那就是在關漢卿的雜劇《狀元堂陳母救子》第四折中陳母有如下幾句話：“我昔日曾聞荷担僧，一頭担母一頭經。經向前來背卻母，母向前來背卻經，不免把担橫担定，感的園林兩處分。后來證果為羅漢，尚兀自報答不的爺娘養育恩。”(18)這一情節在鄭之珍的《勸善戲文》中可找到相應的描寫，即羅卜的一段唱白：“向前時背了經。經向前吧，經向前時又背了母。背了母非孝者無親，背了經非圣者無法，二者不可得兼。怎生是好？我仔細思量難擺布。呵！身賴母生，還當以母向前。咳！母來佛生，安敢以佛向后？我有一計，可以兩全而無害了。似這等橫挑著望前走。”(19)
　　再看這一時期的唐僧取經故事，也以說經、戲曲等文藝形式在民間廣泛傳播。其中說經作品今可見者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該書雖然十分粗陋，但已初具日后《西游記》的雛形。其他尚有金院本《唐三藏》、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寶卷《銷釋真空寶卷》等。
　　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目連故事中的西游之事是如何產生的？前面已經談到，唐代之前，目連故事中沒有西行之事。西行的情節是在宋元時期產生的。正是這一時期，唐僧取經故事廣為流傳，那么是不是目連故事受唐僧取經故事影響和啟發而增加西行之事呢？劉楨持此觀點，他認為“目連出家西行求道的衍出，其源點在變文，其原因在于漢化、俗化，但除受變文啟示外，更具體的描寫則顯然受到玄奘西行取經故事的影響，這也是目連救母故事漢化俗化的進一步深入”(20)。筆者覺得這一說法還是很有道理的，無論是目連救母故事還是唐僧取經故事，在當時都廣泛流傳。民間藝人受唐僧取經故事的啟發，將其中的西行故事搬到目連救母故事中，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況且這一時期流行的西行故事也僅唐僧取經故事。再者，兩套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目連和唐僧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他們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具有頑強的意志，為了達到神圣的目的，歷盡艱辛，直至功德完滿。這樣，唐僧取經的一些故事搬到目連身上，也很合體。因此，說目連故事中的西行之事受唐僧取經故事影響而增加，是可以成立的。同樣，民間藝人也可以將目連救母中的一些情節搬到唐僧取經故事中。兩套故事具有很強的包容性，都可以將其他故事吸納進來。至于目連西行故事何時增入，肯定在關漢卿撰寫《狀元堂陳母救子》之前，但具體時間則難以確知了。
　　由此也就引出另外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目連故事在受唐僧取經故事啟發而增加西行之事的時候，是否同時也據此增加了新的人物形象，比如護法白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說明白猿是受孫悟空的最早雛形猴行者的啟發而產生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說明孫悟空的最早雛形猴行者是受白猿的啟發而產生的。類似的問題在觀音、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身上也存在。這顯然是《西游記》成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不可不辨。
　　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的意見是針鋒相對的，如朱恒夫就明確提出：“猴行者助唐僧取經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連戲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21)言下之意，猴行者這個形象并非唐僧取經故事原有的，而是受目連戲啟發后產生的。劉楨的看法則與之相反，他認為“白猿、沙和尚等情節正是在目連戲的不斷衍變中，接受《西游記》故事影響，然后并入的”(22)。話也說得很明白，那就是白猿這一形象是從唐僧取經故事來的。但他同時又指出：“孫悟空藝術形象塑造本依于目連，是受‘神通第一’目連的啟示而逐漸完成的。”(23)這似乎有些矛盾，到底是白猿由唐僧取經故事而來在前，還是孫悟空形象受目連啟示在前，兩者究竟孰早孰晚，劉楨并沒有說清楚。不過也有第三種意見，如凌翼云就避開兩者的早晚問題，強調它們的同源及互動關系：“不論是《目連救母》中護送目連西天見佛的白猿，或是《西游記》中，甚至早于小說的詩話和宋元雜劇中的猴行者，兩位護法猿猴不僅同源，而且相互滲透、影響、補益。”(24)
　　事實上要說清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原因無它，主要是缺乏材料。宋元時期的唐僧取經故事可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作為參照。而這一時期的目連故事則缺乏可以依據的、可信的文本。朱恒夫認為“鄭之珍《勸善戲文》的主要內容因襲了北宋雜劇的《目連救母》。也就是說，《勸善戲文》雖然是明代的劇本，但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北宋的產物”(25)。確實，《勸善戲文》系鄭之珍編寫而成，他是有所本而寫的，其所依據的故事來源很早，但正如劉楨所批判的：“《勸善戲文》是安徽祁門人鄭之珍于萬歷十年前后改編完成的。目連戲因其獨特的結構和演出確實保存了不少古代的東西，包括宋代的一些痕跡，具有相對不變的恒定性，但它畢竟是一種人為行動藝術，不論程度深淺，隨時隨地隨人都會有所變化，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它不處于靜止狀態，也不存在于真空，因此，將《勸善戲文》視為北宋產物，把明萬歷時期作品與北宋的作品劃上等號是不妥當的，不科學的。”(26)
　　這里實際上涉及到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即不少民間宗教戲曲，特別是儺戲、目連戲，代代相傳，內容穩定，從其形態和來源來看，較為古老，但由于這些戲曲缺乏比較明確的時間標示，到底古老到何種程度，在研究過程中，如何進行時間定位，能否可以將其直接作為宋元或明代的資料來使用，等等，因影響到研究的客觀性和準確性，這些都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特別有效的解決辦法，大家往往是各行其是，顯然比較隨意。
　　不過，兩人對《勸善戲文》的看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對立的，但他們實際上還是有共識的，即都認為《勸善戲文》中確實保存不少古代的東西，包括宋代的一些痕跡，事實上，早有研究者提出這種看法，如趙景深就指出，《勸善戲文》“說不定這是自宋已有的東西，鄭之珍不過略加刪潤罷了”(27)，周貽白也認為“明代這本《目連救母行孝戲文》和北宋時期民間勾欄所演《目連救母雜劇》，可能具有淵源。其整理時所根據的舊本，也可能是北宋時期流傳民間的演出本”(28)。這種判定還是比較有道理的，因為目連戲是一種宗教色彩濃厚的特殊形態的戲曲，故事的內容、人物及曲白與一般觀賞類戲曲相比，具有穩定性，演員輕易不會改動，往往是代代相傳，沿襲不變。關鍵問題是如何來運用《勸善戲文》中較為古老的材料。宋元時期目連西行故事由于缺乏可信的文本，因此，可以利用《勸善戲文》中的一些古老材料來進行探討。
　　由于《勸善戲文》中也有西游故事，它與唐僧取經故事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因此，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和《樸通事諺解》所載元刊本《西游記》、楊景賢《西游記》雜劇為參照，大體上可以對其進行時間上的定位。將三部作品中的西游故事進行對照可以看出，《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在文本形態上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比較接近，其產生時間可能要稍晚一些，但要早于元刊本《西游記》、元末明初楊景賢的《西游記》雜劇。
　　之所以說《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文本形態比較接近，是因為兩者的文字都比較粗陋簡略，故事只有梗概，人物形象也較為模糊，特別是其中的白猿或猴行者遠不如后來《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性格鮮明。孫楷第曾對《勸善戲文》語言鄙俚的現象提出如下質疑：“其曲白鄙俚，全不修飾，當時風氣實不如此，豈俯就伶工，冀其通俗易曉邪？”(29)如果是個人的獨立創作，依照當時傳奇的風氣，確實不應該如此鄙俚。但《勸善戲文》是鄭之珍有所本而編的，鄙俚恰恰說明他更多的保存了所據材料的原貌，說明其中保留了不少較早的東西。《勸善戲文》西游故事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的接近說明兩者產生的時間較為接近。
　　那么為什么又說《勸善戲文》西游故事可能要稍晚于《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呢？這可以從人物的設置上看得出來。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與唐僧同行取經的有七個人，其中除了猴行者外，其他六人沒有交代姓名，也沒有什么活動。《勸善戲文》中除白猿外，還有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但這些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卻找不到。目連在西行的過程中，觀音菩薩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引和幫助作用。這和《錄鬼簿續編》所載《目連救母》雜劇是一致的，在該劇題目下，有“發慈悲觀音度生行孝道目連救母”一語(30)，由此不難看到觀音在劇中的重要作用。在《西游記》中，觀音也是這樣一位重要人物。但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觀音只是提及而已，并沒有發揮多大作用。可見，《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要稍晚一些。
　　在《樸通事諺解》所載元刊本《西游記》和楊景賢的《西游記》雜劇中，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等人物形象和小說《西游記》已經相當接近，給孫悟空戴緊箍咒，過火焰山等故事情節也已具備，與《勸善戲文》西游取經故事的粗陋形態相比，要豐滿、精細得多。依情理而言，元刊本《西游記》、雜劇《西游記》當在《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之后。如果《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晚于元刊本《西游記》和《西游記》雜劇的話，它直接照搬其中的人物、情節就行，兩者之間不應該存在如此大的差異，《勸善戲文》不應該如此粗陋。劉蔭柏認為《勸善戲文》中的《遣將擒猿》一折“純系抄襲”楊景賢《西游記》雜劇第九出“神佛降孫”、第十出“收孫演咒”的情節，這是相當主觀的。筆者將兩者放在一起，就看不出這一點。大體說來，兩者雖有相似之處，但人物、情節出入還是比較大的，且文本形態也明顯有精細和粗陋的不同，可以說兩者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但還構不成直接的抄襲關系。即使有抄襲，那也是《西游記》雜劇抄襲《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至于劉蔭柏另外提出的“在唐代《大目連變文》、元末明初寫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中均無上述情節及白猿、豬百介、沙和尚等人物，故知為新添內容”(31)，這也比較好解釋，因為這些情節及人物確實是新添的，但添加者不是明代的鄭之珍，而是宋元之際的那些作家們。
　　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相比，《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中有一些新的人物和情節，比如觀音、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比如給孫悟空戴緊箍咒，過火焰山等。這些人物和故事是目連故事的首創，還是從唐僧取經故事中借鑒來的呢？如果是從唐僧取經故事而來，何以《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里沒有這些人物、情節？最起碼從目前所能看到的資料來說，它們最早出現在目連故事系統中。畢竟早在北宋年間，目連戲就已經達到或者連演或者重復演八天的程度，其內容可以想見必定是十分豐富的。這一時期的目連戲中是否已有這些人物和情節呢？雖然我們今天已無法確知，但這種可能性則是不能否定的。
　　從《西游記》成書過程來看，最早有這些人物、情節的是雜劇《西游記》，后來被寫入《西游記》小說中。現在有了《勸善戲文》，雖然該劇撰寫較晚，但其中的故事則有很早的來源，可以補上從《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到元刊本《西游記》、雜劇《西游記》的一個環節。元刊本《西游記》、楊景賢在創作雜劇《西游記》的過程中，有沒有可能從目連西行故事中取材呢？這種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何況目連西行的故事產生、流傳是在元刊本《西游記》、楊景賢雜劇《西游記》之前，盡管這一點還有待更多材料的證明。
　　目連西行故事是受唐僧取經故事啟發而產生的，但它畢竟在一個獨立的故事體系中，有很強的自生能力，在故事的演變、流傳過程中，肯定會增加許多新的人物和故事，不可能都從其他故事中取材。這些獨立產生、演變的故事反過來再為唐僧取經故事借鑒，被吸收到《西游記》中，這也是很正常的，是民間故事發展、演變過程中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說《西游記》在成書過程中，從目連故事中受到啟發和影響，也是可以成立的。兩者形成一種頗為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
　　以白猿這個形象為例，它很可能出自目連西行故事的首創，并非來自唐僧取經故事。相反，唐僧取經故事中的猴行者倒有可能源自目連故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目連與猴有著更為密切的聯系。在唐代變文中，有一篇《四獸因緣》，講鳥、兔、獼猴和象四種獸類“結為兄弟，行恩布施，互相尊敬”，最后它們都得升天，鳥是如來，兔是舍利，“獼猴即是大目乾連”(32)。這篇作品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目連的前身是獼猴。目連故事在增加西行之事的時候，因為這層緣故，創造一個猴子護法的形象也就順理成章，再自然不過。如此一來，唐僧取經故事中的猴行者很可能來自目連故事，時間當《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前。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即持這種觀點，她提出：“《詩話》的作者，或者我們不知道的成為《詩話》母體的《西游記》故事（當然現在不存在，以前是否存在也不可而知）的作者，通過將目連與其前身的獼猴疊合在一起的方式，把盛行于晚唐時期的《目連變文》看成了猴子受難故事。”(33)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的話，無疑可以為尋找孫悟空的原型提供一個新的思路。至于白猿的原型，也有研究者進行過探討，比如凌翼云提出“我國古代的夔圖騰和有關白猿的神異傳說，是目連戲中白猿形象的第一個源頭。佛教的護法猴神，是目連戲中白猿形象的另一個源頭”(34)。過去研究者在追述孫悟空的原型時，或云無支祈，或云哈奴曼，相比之下，白猿與孫悟空的關系似乎更為直接一些。顯然，這一問題還有比較大的探討空間。
　　到了明代，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發展成熟并得以定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各自形成了一個以各種藝術形式傳播的、龐大的故事群落。隨后，由鄭之珍、吳承恩這樣文化修養較高的文人進行整理加工，寫出《西游記》和《勸善戲文》。《西游記》、《勸善戲文》出現之后，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得以定型，為這兩個故事體系的傳播提供了一個穩定、可靠的定本。定本的出現，標志著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的流傳達到一個新的階段。
　　《勸善戲文》和《西游記》出現后，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在民間有著更為廣泛的傳播和影響。兩套故事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即《西游記》對目連故事有著更多的影響。此后目連戲中的西游故事大體上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繼續沿襲原先的白猿故事，如紹興定型本目連戲、川劇四十八本目連戲、青陽腔目連戲、辰河高腔目連戲、祁劇目連戲等；一種則是取資《西游記》，吸納其中的人物、情節，如清代宮廷大戲《勸善金科》等。還有一些連臺本大戲，如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流傳的大型目連戲，更是將目連故事和《西游記》、《封神演義》等放進一個更大的戲曲演出體系中。這同樣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對了解《西游記》在民間的傳播和接受、《西游記》與宗教、民俗的關系等，皆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非本文探討的重點，這里不再贅述。需要說明的是，這方面的資料十分豐富，有很大的探討空間，但令人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它還未曾引起《西游記》研究者的應有重視。
　　注釋：
　　①胡適《三俠五義》序，載其《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頁。
　　②本文所引《勸善戲文》文字依據朱萬曙校點《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黃山書社2005年版。
　　③劉修業輯校《吳承恩詩文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頁。
　　④⑦(21)(25)朱恒夫《目連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頁，第 250-258頁，第258頁，第252頁。
　　⑤焦循《劇說》卷5，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頁。
　　⑥⑨⑩(20)(22)(23)(26)劉楨《中國民間目連文化》，巴蜀書社1997年版，第278頁，第303頁，第310、311頁，第307頁，第311頁，第303頁，第310頁。
　　⑧黃笙聞《從“目連戲”到“西游記”的人物演變》，浙江省溫州市藝術研究所編《南戲探討集》第6、7輯合刊，1992年內部印刷。
　　(11)徐朔方《目連戲三題》，載其《徐朔方說戲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頁。
　　(12)(31)劉蔭柏《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1頁，第481頁。
　　(13)朱萬曙《皖人戲曲選刊·鄭之珍卷：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整理說明，黃山書社2005年版。
　　(14)有些學者懷疑《佛說盂蘭盆經》是偽經，比如朱恒夫在《目連戲研究》一書中提出《佛說盂蘭盆經》“是一部偽經”，“不是真經，而是佛教徒在中土杜撰的贗品”，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證。不過目連確有其人，在佛經中屢有記載。
　　(1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87頁。
　　(16)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卷之八，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2頁。
　　(17)詳細情況參見吉川良知《關于在日本發現的元刊〈佛說目連救母經〉》，《戲曲研究》第三十七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吉川良知《關于〈佛說目連救母經〉及〈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的成書年代》，載朱萬曙、卞利主編《戲曲·民俗·徽文化論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吳曉鈴等編校《關漢卿戲曲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頁。
　　(19)朱萬曙校點《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黃山書社2005年版，第269-270頁。
　　(27)趙景深《目連救母的演變》，栽其《讀曲小記》第80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28)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頁。
　　(29)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頁。
　　(30)浦漢明《新校錄鬼簿正續編》，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191頁。
　　(32)王重民等編《唐代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55頁。
　　(33)中野美代子《西游記的秘密》（外二種），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00頁。
　　(34)凌翼云《目連戲與佛教》，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頁。
明清小說研究南京108～12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苗懷明20072007
《西游記》/《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西游故事/成書
小說《西游記》和戲曲《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都有一套西游故事，兩者在情節內容、結構寫法上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和某種淵源關系。兩套西游故事各有其本事和原型，大體上是各自獨立發展演進的，是一種平行的關系，但同時又彼此影響。形成一種較為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限于資料的缺乏，有些環節還難以做出明晰的解釋。不過探討這種關系對研究《西游記》的成書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作者：明清小說研究南京108～12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苗懷明20072007
《西游記》/《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西游故事/成書

網載 2013-09-10 2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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