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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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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李的男人們帶著食物和酒到南李的祠堂中，在南李創始者的木牌前磕頭敬拜”，而后者作為酬答，也派代表到北李祠堂中敬拜。這場敵對家族在祭拜日的友好姿態，可能有點出乎弗里曼等幾位美國學者的意料，他們在《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中稱之為“表演”。

對中國近代以來的鄉村變遷，不少海外漢學家一直抱有濃厚興趣，其扎實的田野調查與分析，也經常讓今天的中國人得以回眸凝視自己先人生動的鄉村社區生活。這些最接地氣的東西，經常可以讓人明白中國何以成為中國。也確實能讓人會想到學者劉東的提醒：任何人都不會僅僅因為生而為贏“中國人”，就足以確保獲得對于“中國”的足夠了解。

宗族和祠堂，當然是任何對中國鄉村有興趣的人所繞不開的。比較起來，一個祠堂和一個宗族密切相關，而家庭則更似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單元。杜贊奇說得沒錯：“村落組織是由擁有共同祖先的血緣集團和經濟上互相協作的家庭集團組織”，宗族作為高于家庭的組織，而家庭視為擁有共同祖先的血緣組織的一個分支，更容易理解中國家庭的特點。

上面幾個美國人所謂的“表演”，發生在河北衡水饒陽縣五公村；杜贊奇的經典研究對象，也是華北農村。不過在經過幾次大規模由北向南的移民運動后，一般認為，豐富多彩的祠堂更多地出現在中國南方，那是昔日舉族南下中，無數人背著遺骸與祖先一路同行的結果，今天看來，這種無不悲壯的行為，也無法不為之動容。

中國的民間祠堂，在20世紀飽經戰火和各種意識形態的打壓后，多已分崩離析，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那些供桌上的牌位和他們背后的農村宗法結構和家庭倫理，已經坍塌，風光不再。

不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在中國南方特別是經濟發達的長三角一帶，重修祠堂之風回流，形成了一種所謂的民間默契。就個人游歷經驗，也所見頗多。我的朋友、武進的江建文先生曾對此進行具體的影像旅行，常州一地所得即洋洋大觀，無論從形態、規制還是格局等方面仍依稀可見江南老祠堂的舊日風貌。

當然，祠堂并不是一個溫馨的場所，這里不僅有血淋淋的家族故事，也有冷冰冰的中國式倫理和血緣尊卑。一方面，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將名字刻在木質牌位上，只有維系宗族男性的名字被記錄，享受清明節、春節等的祭拜。西方艾伯瑞在研究宋代家庭意識就注意到了，所謂男系相傳的團體才是“宗”。在這一點上，女人們的不平等地位被坦率地嵌入祠堂空間，并通過隆重的儀式而將“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合法化。

另一方面，在我看來，祠堂就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個縮影。因為古代中國，作為人的綱常與作為臣子的義務脈絡相通，正如《孝經》等儒家典籍一再暗示的那樣，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親孝可以移植到忠君上去，或就是一體的兩面。孝順聽話的孩子，將來無疑是逆來順受臣民的好坯子，想來也是符合心理學或人性的道理。家族國家化，國家家族化，正是中國幾千年統治的秘鑰之一，而糟糕的是，問題的要害在于，這種移孝作忠的政治目的“不是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的互相親愛，而在使全國被支配的人們都變成奴隸一般的馴順”（王亞南）。從某種角度看，宗祠里發生的故事和皇宮后院發生的故事，盡管規模和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卻非常神似，所以無數小說家們喜歡將揭開人性黑暗的一幕幕描繪于此場所，自有廣泛的民間樣本支持。

當然，祠堂也確有其陽光的一面，有些功用在鄉村還具有相當的不可替代性，如作為商討和教育的“公共場所”。西方的教堂，因有著上帝面前眾生平等的理念，具有相當的現代公共空間色彩。托克維爾就曾吃驚地發現，直到法國革命前，法國農村教區在選舉市政官員和討論某公共事務時，村里的鐘聲召集農民到教堂前的門廊前，窮人和富人同樣有權出席，雖無投票表決，卻“每個人都可發表自己的意見，一位公證人露天制成證書，將發言記入會議紀要”。比較之下，中國農民，沒有與官方進行交流的法定公共空間。傳統的中國鄉村，家庭之外的集體空間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的集市等，這種交流也既是一種共同生活的維系。人們也在與先人互動之中，保持著自己的敬畏和鄉村的“大義”。不同家庭、宗族分支的不睦、矛盾乃至仇恨，有了一個緩沖和化解的場所，很多時候，這也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種“表演”，而是一種可替代法律訴訟的實質仲裁。

可以想象，這個既可以充當兒童學堂，也可以充當糾紛仲裁的場所，其存在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

據梁漱溟援引民國學者王鴻一先生的觀點，宗教即解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三世問題，中國人則以家族之三世，行宗教解決之道：過去的信仰依于祖先，現在的安慰寄于家室和合，而將來的希望則寄托于兒孫。祠堂里的對象雖為逝去的先祖，然目的卻在作用、影響于生者和看不見的未來之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的重新修建祠堂風潮自有其積極的一面，可視為對內心生活秩序重建的一次努力，其間也包含了中國式信仰的重拾。

人們注意到，當下中國，與祠堂修建之風并行的，是中國民間基督教、耶穌教的暗流涌動。這一點在鄉村更為突出，比如我所在的蘇北老家附近的一個村莊，在過去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在信仰上“全盤西化”之地，聽來確有令人訝異之處，但舉目全國，這樣的案例卻不在少數。

大約三百年前，在天主教與中國之間爆發的著名“禮儀之爭”中，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禮及舉行其它祀祖儀式，是其中重要的沖突點。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PopeClement XI）發出禁約，其中一條規定：“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結果引發清朝廷嚴厲限制傳教士活動。隨后而至的19世紀，西方宗教與中國農村的騷亂經常纏繞一起，成為鄉村抵制的重要“舶來品”之一，“教案”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具特色的持續性沖突。這種沖突和抵制表面上是宗教的，卻顯示了一種本土信仰上的心理危機，只是彼時的儒家思想資源尚有苦苦支撐的余地。直到孔孟之鄉的山東淪為“降神附體”的義和團重災區，才象征著中國農民的民間思想，已經無法依附在儒家正統的大傳統之上。

坦率地說，類似的所謂“封建迷信”在今天中國農村仍大有生存空間，亦非簡單的愚昧落后所能解釋。想起來，作為準宗教的儒家文化體系在過去的100多年里，受到中西方諸多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擠壓，日益失去生存的合法性，而與儒家文化體系結為一體的祖先崇拜、民間宗教等也日遭去魅，在剝離文化內核之后，退化為種種神秘的迷信或賄買型的功利“信仰”，也是其可以想象的后果之一。

祠堂重修和大范圍西方宗教熱在中國鄉村的發生，確實意味深長。皈依西方宗教的人和重修宗祠的人，所行路徑所異，卻曲款相通，多少可視為在鄉村舊的肌體解體后，于教堂或祠堂里尋覓一種新的互助組織或心理慰藉。

這多少也是一種中國鄉村危機所致。

鄉土中國和那里的熟人社會，雖遠沒有儒家知識分子描述的那么平和美好，也沒有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中說的那么溫暖，甚至還有不少胡適所認為的那種以社會為敵的家族個人主義，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魯莽地將其改造、埋葬。據說，現在中國的村莊以每天七八十個的速度消失，或者說突變為面貌奇怪的城市。而與此同時，究竟何為城市？城市應該如何建設？人們卻并沒有搞清楚。歷史就這樣，在幾筆糊涂賬和機器轟鳴聲中走向雙重破壞。

現在為中國的鄉村發展指出一條令人信服的道路，可能尚為困難。不過可能首先要做的是心存敬畏，平靜反思。否則那些奔走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的人們，遲早將會疲憊地發現，自己成了飄蕩在大地之上的浮游生物。

綜合 2022-01-09 18:5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