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

簡體傳統

【內容提要】
在南北分治、民族對立的背景下，南宋使金文人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創作具有獨特的價值。他們的創作不僅表現了他們自己的強烈的愛國之情，還反映了淪陷區遺民的生活及心態、異族政權及文化，表現了使金宋人面對北宋故國、遺民及異族文化時的屈辱而無奈、自卑又自尊的敏感心理。使金創作在題材和藝術上亦有其獨到之處，是南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南宋使金文人故國遺民民族心態
中國歷史發展到南宋，與女真族建立的金源王朝相對峙，進入了第二次南北朝時期。由于對峙雙方遠比南北朝時期穩定和強大，因而在政權對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交聘的制度化就是其中之一。除建炎四年、紹興元年（1130—1131）以及金末十數年（1218—1234）外，其他時間雙方都能保持官方接觸。正旦使、生辰使等各種使節名目繁多，隊伍龐大，往來不斷。因事關國體，雙方特別注意選拔文化素養高、應變能力強、口才佳的文武官員充當使者，其中自然少不了文化水平較高的文人。南宋正使通常由文人担任，另有一些負責翻譯、記錄等事宜的隨行文人，對方的接伴使、館伴使、送伴使中也有一些文人。
宋金交聘不僅是重要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還是重要的文化活動。他們帶著大批公私禮品，深入對方境內，與對方官員、百姓交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交流。交聘之初，許多南宋文人被金扣留，如王倫、宇文虛中、朱弁、魏行可、郭元邁、張憲、洪皓等，為傳播漢文化、促進北方文化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更多的南宋文人則是平安歸來。按照慣例，他們要將出使經過寫成“語錄”，上奏朝廷。其數量應該在數百種之上，可惜他們對這類官樣文章習以為常，不予重視，流傳到后世的很少，殘存至今的僅有趙良嗣《燕云奉使錄》、馬擴《茅齋自敘》、鄭望之《靖康城下奉使錄》、李若水《山西軍前和議錄》（以上幾種為北宋末年使金之作）、傅雱《建炎通問錄》、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周煇《北轅錄》、程卓《使金錄》等數種。有的文人途中寫有日記，如范成大的《攬轡錄》、韓元吉的《朔行日記》（已佚）、樓鑰的《北行日錄》。最值得重視的是使金文人途中所寫下的大量詩詞作品。這批作品雖然也嚴重散佚，像洪皓、朱弁、張邵三人回宋途中創作的《輶軒唱和集》、丘崈贈給楊萬里的“大軸出塞詩” ① ，還有陸游作跋的張監丞《云莊詩集》 ② 都已失傳，但由于大多數文人對這部分創作較為重視，所以傳存下來的數量仍然較為可觀，約250首。
使金宋人回到北宋故土，感同身受，自然會有效地激發和加強他們心中已有的愛國情愫，創作出大量愛國篇章，與南宋愛國主旋律相匯合。范成大的愛國感情即得益于使北經歷的玉成。除使金組詩外，他的詩歌多以山川行旅、田園生活為主，愛國題材的數量有限，而且只是遠距離地抒寫比較平和的故國之思。而當他一跨越淮河，便有計劃地創作紀行組詩和《攬轡錄》，集中抒發其神州陸沉的悲憤。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使金的經歷，其愛國感情則不會表現得如此充分。有些文人更是表現出以身殉國的決心，“奮身徇主憂，圖國忘私計” ③ ，“設令耳與笙鏞末，只愿身糜鼎鑊中” ④之類勇于獻身的表白，屢見不鮮。毫無疑問，使金文人為南宋愛國主義文學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使金文人的整體成就未必超過南宋前期以二張、辛、陸為代表的愛國詩詞，但這一特殊群體的創作，在反映淪陷區遺民的生活及心態、異族政權及文化、使金文人自身心態，以及藝術表現等方面，具有宋金雙方其他創作所無法取代的價值和意義。
一直面故國的敏感心態
北宋故國的百姓、山川、風物，對所有使金文人而言，都是生動真切的愛國教育的素材，使金實際上是寶貴的愛國之旅。他們在抒發愛國感情的同時，還表現了直面故國的特殊心態。
錢鍾書先生說陸游“看到一幅畫馬，碰見幾朵鮮花，聽了一聲雁唳，喝幾杯酒，寫幾行草書，都會惹起報國仇、雪國恥的心事”⑤ 。親歷故土的使金文人比陸游還要敏感。沿途的一草一木，都會激起他們的傷感，引導他們一種定向思維，讓他們回想南宋及收復大業。“故疆行盡倍傷心” ⑥ ，是許多使金文人的共同感受。洪適望見太行山，感嘆“可惜羊腸險，今包鼠穴羞” ⑦ ;范成大看見汴都城外清淺的護龍河，想到“六龍行在東南國，河若能神合斷流” ⑧ ，好像宋朝的真龍天子去了臨安，護龍河也該斷流;周煇看到黃河浮橋之便利，想到將來“恢復河朔”時的用途 ⑨ ;許及之一踏入中原，心中就很不平靜，“縱使中原平似掌，我車只作不平鳴” ⑩ ，這些都是其心理敏感的記錄。
面對沿途的諸多歷史遺跡，使金宋人的敏感心態表現得更為充分。在范成大的使金組詩中，有關歷史遺跡（包括北宋遺跡）的詩篇占了近半的比例。有的偏向于一般的吟詠，如《虞姬墓》、《留侯廟》，看不出與現實矛盾的關系。比較多的是在現實的大背景下，借對歷史古跡的吟詠寄寓歷史興亡的滄桑感，如《雷萬春墓》、《李固渡》等。洪皓《里廟》寫囚禁文王的城已是一片廢墟，在“斯文未喪今猶在，遺像雖存祭不供” 11 的感嘆中透出一種蒼涼感;曹勛《過邯鄲》聯想邯鄲城的千年變遷，發出“興廢乃爾爾，人事徒營營” 12 這樣無可奈何的嘆息，其中雖未涉及邯鄲淪陷、無法收復的現實，但這一背景無疑是激發其感慨的重要因素。這類作品與故國淪陷的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是語言上還沒有直接指向現實。
最值得關注、也是數量最多的是那些旨在懷古傷今、直指現實的作品。著名的如范成大《雙廟》詩，由唐代張巡、許遠守衛“平地孤城”的功績一下子跳轉到宋代中原陸沉的現實，質問“大梁襟帶洪河險，誰遣神州陸地沉”，其他使金宋人大多都有此類作品。洪適，《過保州》由“藝祖榆社，唐人保塞軍”的歷史聯想到“百年鄰毳幕，今日聚妖氛” 13的現實;樓鑰《靈壁道中》由當地的漢高祖廟、虞姬墓、垓下遺址等遺跡引發出“膏腴滿荊棘，傷甚黍離離”14 的深切之悲;許及之《望商山》由商山的歷史引發“社稷未能還漢舊，豈容四老老其間” 15 的感慨，《□里城》由“□里城中草不生”引發“豈是圣賢遺恨在，只應天自不能平” 16 的推想。類似之作還有許多，它們都是詩人在現實的激發下，對歷史遺跡的重新審視，對現實的再思考，因而賦予歷史遺跡新的時代意義，使得這類詠史懷古詩普遍具有愛國感情，這是以前同類詩中所罕見的。
使金宋人面對故國山川文物所表現的上述敏感心態，是其愛國感情的表現，本身很自然也很正常。但當他們以此眼光觀察一切、思考一切之際，有時則近乎過敏。范成大認為宣德樓經金人維修后，已被其玷污，染有可惡的“犬羊鳴”，“不挽天河洗不清” （《宣德樓》），認為自然界的滹沱河，也受其污染，“如今爛被胡羶涴，不似滄浪可濯纓” （《滹沱河》）。這顯然失之偏頗，帶有明顯的民族歧視。他甚至從自然災害中發掘愛國寓意:“黃流日夜向南風，道出封丘處處逢。紫蓋黃旗在湖海，故應河伯欲朝宗。” （《漸水》）好像宋帝逃往東南，連漸水及河伯也要朝宗于他，居然把自然災害曲解為愛國忠心，顯得過于牽強附會。有的使金文人還樂于傳播、相信一些謠讖之論。早在南宋初年，曾經使金的連南夫就奏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為國家患。” 17 這種盲目樂觀的愚昧言論，自欺欺人，誤國誤民，卻一直有人響應。紹興二十一年（1151），金人取以水滅火之義，將趙州更名為沃州，周煇則附會道:“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著國姓，中興之讖益章章。” 18 這本是牽強的拆字術，周麟之等人則信以為真。周麟之在紹興三十年（1160）使金歸來后，作《中原民謠》十首，其中《過沃州》題下仍注引“沃之文，天水也。趙氏之興，其讖愈昭昭矣”之論，然后據之引申:“是歲更名州作沃，自謂火炎瑞可撲。不知字讖愈分明，天水灼然真吉卜。”其他詩歌還將途中的迎送亭附會為“迎宋亭”，將“金瀾酒”的酒名附會成“金運將闌”，將“雨木冰”這種自然現象曲解成金國將要亂亡之象。也許這些“中原民謠”有其民間依據，但作為正統文人，如此捕風捉影、隨意發揮，并借民謠之口，要世人“莫憂胡兒飲泗水，盡道明年佛貍死”19 ，這種愛國心不僅在今天看來，流于牽強生硬，缺少真摯動人的力量，即使在迷信觀念盛行的古代，也不會受到有識者的好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九就曾嚴辭批評《中原民謠》“盛陳符讖”，“夸宋詆金，與事實絕不相應”。
二對淪陷區遺民的關注
宋王朝南遷以后，中原地區的漢族百姓在南宋君臣眼中，則成了遺民。淪陷區遺民的生活狀況、對宋室感情如何、對金廷的態度等等，都是南宋君臣很關心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系到恢復大計。對于這一新領域，沒有使金經歷的南宋文人只能憑借想象和傳聞，表現遺民心理，如陸游筆下“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等詩句，固然很感人，但與使金文人的切身感受還是有些距離。而身在金國的文人，雖然能真切感受到北方部分民眾反抗金廷、留戀宋朝的言行，卻受到政治環境的囿限，不可能正面表現其心聲。辛棄疾的同學黨懷英，無疑了解甚至支持辛棄疾以及北方民眾的抗金活動，但他的現存詩歌中卻沒有這方面的內容。此前，只有北宋使遼文人開始注意到這一題材，用詩歌表現燕云一帶百姓的感情 20 。但嚴格地說，燕云一帶的百姓并不是宋朝的遺民，他們不會將宋朝視為應該留戀的故國，只是存在對漢族政權的一種感情偏向而已，加上割讓燕云十六州畢竟不能與中原淪喪相比，所以相對而言，北宋使遼文人對燕云百姓關注的程度、表現的范圍都比較有限。這樣一來，淪陷區遺民的感情就成了愛國題材中的薄弱環節。而南宋使金文人具有得天獨厚的便利。他們深入金國，有機會接近遺民，反映其生活、表現其情感。于是，對遺民的關注，就成了他們創作中的特異之處。
由于政權的對立，文人使金途中常受到金人的監視，行動自由受到限制。據樓鑰《北行日錄》記載，金方有時禁止民眾圍觀南宋使者，在這種情況下，少數膽小怕事的使者，便“避嫌疑，緊閉車中，一語不敢接” 21，但多數使者具有觀察遺民的自覺意識，努力尋找機會，捕捉相關信息。韓元吉乾道八年（1172）使金，自稱“自渡淮凡所以覘敵者，日夜不敢忘，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親故之從行者，反復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 22 。可惜其《朔行日記》已經失傳，我們難以知道其詳情，但可以肯定，這不是個別現象。正是通過他們的努力，我們今天得以了解部分遺民的感情世界。
廣為人知的是，南宋使金文人突出地反映了遺民們希望恢復的愛國感情。其中給人們印象最深的當是范成大那首著名的《州橋》詩:“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汴京父老熱切地盼望宋軍收復故國，以致忍淚失聲。其情其景，非常感人。性質相近的還有:
連衽成帷迓漢官，翠樓沽酒滿城歡。白頭翁媼相扶拜，垂老從今幾度看! （《翠樓》）
禿巾髽髻老扶車，茹痛含辛說亂華。賴有鄉人聊刷恥，魏公元是魯東家。（《相州》）
前者寫百姓圍觀宋使、老人紛紛下拜的場面，寫出了遺民們對宋朝的眷愛之情，后者借相州車夫之口，寫當地父老對抗敵御侮的名將韓琦的懷念之情，以及對現實中沒有韓琦這樣抗敵名將的遺憾。范成大在《攬轡錄》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需要注意的是，遺民們的感情并非都像范成大《州橋》等詩所寫的這樣強烈。遺民對宋的感情，一方面長期存在，直至紹熙四年（1193），許及之仍然在詩中表現了“隔簾翁媼拜含愁” 23 、“思漢民心今戴宋” 24 等情景，另一方面，又受到生活時間、和戰形勢、遺民生活狀況、地域差異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著強弱的變化。作為一個整體，南宋使金文人的創作反映了遺民感情時強時弱的變化以及由強到弱的趨勢。建炎元年（1127），曹勛自河北逃回，稱“河北之民，忠義赤心，貫于白日” 25 ，遺民們忠宋之情是何等的強烈!紹興十一年（1141），相隔僅十數年，當他再次來到汴京時，他對恢復已經信心不足，“雖覺人情猶向化，不知天意竟何如” 26，“猶向化”三字，語帶勉強，說明民心已大不如從前。兩年后，自金歸宋的洪皓也有類似的感受。途中他注意到“父老行嘆息”27 的言行，同時他也目睹了遺民后代麻木的表情。在河北，有父老指著一群青年，告訴他:“是皆生長兵間，已二十余矣，不知有宋。我輩老且死，恐無以系思趙之心。”28這時離北宋滅亡尚不足二十年，河北青年的感情就已經疏遠了宋朝，以后就更可想而知了。乾道五年（1169）樓鑰使金，途中所見“嘆息掩泣”者，也都是些“戴白之老”29 。比范成大遲兩年使金的韓元吉，途中寫下《望靈壽致拜祖塋》一詩，其立意與范成大《州橋》相同，寫河北父老對宋兵的期待心理:“殷勤父老如相識，只問天兵早晚來。” 30但已由范成大的正面寫實變為假設推想了。這些都可以見出遺民們的感情變化。
遺民們眷念宋室、忠君愛國的感情，除主觀因素外，還與受金人壓迫、生活艱難的客觀處境有關。女真族入主中原，一直面臨著尖銳的民族矛盾，土地兼并使得許多百姓生活日益貧困，這種形勢客觀上促使他們的感情偏向于宋王朝，甚至聚眾反抗金廷。范成大和許及之都曾寫到欒城縣衙食物不足的窘境，縣衙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活當然更是朝不保夕。周麟之《中原民謠·任契丹》一詩記載在太行山一帶，以任契丹為首的一批豪杰，聚眾起事，周麟之說他們“心懷忠義欲擒胡，誓與群豪揭竿起”。這種“心懷本朝，誓滅強虜”的報國之情也許確實存在，但他們“只取餱糧事儲偫”31的行為，又說明他們是為生計所迫，才走上這條反抗之路的。許及之筆下，“道左流民形似鬼” 32，樓鑰筆下，甚至那些“舊日衣冠之家”33 的生計也大成問題，這自然加強了他們對宋室的眷戀。可見，生活艱難是他們眷念宋室的重要原因。
遺民對宋的感情還存在群體的差異。一般來說，農民對統一與分裂較為冷漠，他們最關心的、感受最直接的是賦役的輕重，而不是愛國與維護國家統一之類的理念。在使金宋人的創作中，我們幾乎看不清農民的表情，比較多的是市民。前引范成大和樓鑰等人詩歌中所寫的遺民基本上都是市民。他們的切身利益與戰爭、和平的聯系更加直接，一般具有比較明確的國家觀念和統一觀念34 。但市民階層在整個遺民群體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我們不能將他們的感情等同于所有遺民的感情，況且范成大《州橋》中含有詩人主觀化的成分 35 ，《翠樓》將所有圍觀者包括那些看熱鬧的人都視為“迓漢官”的愛國遺民，也是詩人自己的視角。所以，我們不能將使金宋人筆下遺民的這種愛國之情輕易擴大化、簡單化。
使金宋人的創作在表現遺民感情的同時，還有另一獨特價值，就是表現了使金宋人自己面對遺民時的感情和態度。陸游想象北方遺民的情景，寄寓了自己的同情和感慨，以激勵人們的抗金復國之志。使金文人在同情和感慨之外，還深切體會到了一種無奈、難堪和屈辱。這是其他文人中所少見的。當他們很不情愿地奉命使金踏上故土之際，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卑躬屈膝的滋味。洪皓羈金期間，多次勸說金國重臣悟室（即完顏希尹）罷兵，并聲辯“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先是愛理不理，繼而則大聲怒罵:“汝作和事官，卻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 36面對悟室如此直刺其痛處軟處的斥罵，洪皓等人不得不忍辱含垢。體會得更深切的是紹興十一年（1141）十一月使金求和的曹勛。臨行前，宋高宗將他召入內殿，說了一番很無奈的心里話:“朕北望庭闈，逾十五年，幾于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又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又說:“汝見金主，當以朕意與之言曰:惟親若族，久賴安存，朕知之矣。然閱歲滋久，為人之子，深不自安。況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屬，見余無幾，每歲時節物，未嘗不北首流涕，若大國念之，使父兄子母如初，則此恩當子孫千萬年不忘也。” 37 作為皇帝，如此低聲下氣地哀求敵人，國格人格掃地殆盡。一路上牢記圣上此等口諭的曹勛，也就一路體驗著這種屈辱，他的屈辱感也就格外強烈。當他帶著這種求和使命與屈辱感面對那些念念不忘恢復的遺民時，實在是愧對遺民，痛苦不堪。在《入塞》、《出塞》二詩的序言中，他說:“仆持節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為率，南人居其二。聞南使過，駢肩引頸，氣哽不得語，但泣數行下，或以慨嘆，仆每為揮涕，憚見也。”38他既為遺民們的忠心所感動，又為朝廷無力收復失地、屈膝求和而慚顏淚下，故而形成“憚見”遺民的復雜心理。《入塞》、《出塞》二詩借女子之口表達遺民的感情:
妾在靖康初，胡塵蒙京師。城陷撞軍入，掠去隨胡兒。忽聞南使過，羞頂羖羊皮。立向最高處，圖見漢官儀。數日望回騎，薦致臨風悲。（《入塞》）
聞道南使歸，路從城中去。豈如車上瓶，猶掛歸去路。引首恐過盡，馬疾忽無處。吞聲送百感，南望淚如雨。（《出塞》）
南使的到來，不僅引發了這位身陷胡塵、身著胡裝的女子的羞慚之情，更激起她對宋王朝的殷切向往和思念。她引頸企待宋朝，希望得到拯救，以致想成為使車上掛著的瓶子，隨車而回。望著使者南去的身影，她百感交集，忍氣吞聲，淚如雨下。遺民如此，面對遺民的詩人何嘗不是“吞聲送百感，南望淚如雨”?求和的時局，議和的使命，決定了曹勛不可能像陸游等人那樣發出誓滅胡虜的豪言壯語，他只能飲泣慨嘆，率先在詩中把“慚憤哀痛交攙在一起的情緒”39表現出來。后來宋金雙方達成協議，南宋向敵國稱侄納貢，使得這種情緒長期存在。無論是洪適所寫的“遺民久厭腥羶苦，辟國謀乖負此心” 40的愧疚，還是范成大無法回答的問題——“幾時真有六軍來”，都有一種慚痛不安之情。只是隨著人們對和議的認可及時間的流逝，使金文人的屈辱感有所緩和，所以范成大、韓元吉等人能夠克服曹勛“憚見”遺民的心理，有意渲染遺民們眷念宋室的感情，借以表現自己的愛國之志。但“憚見”遺民的心理并沒有完全消除。面對遺民的不幸，許及之只能勸遺民們姑且忍受一時，“勤苦遺黎姑少忍，北人何止棄河南”41，連等待宋軍收復這樣勉強安慰的話都說不出口，實在是無奈之極。
三民族交往中的異常心態
宋金分別屬于不同民族的政權，民族關系較為復雜。宋人出于激烈的民族義憤，動輒稱女真等北方少數民族為“胡虜”。而使金文人不僅要直面這些“胡虜”及金源文化，還要向強大的“胡虜”和金源政權乞和求情。在與金源少數民族的交往中，使金文人既表現了女真文化的多個側面，又反映出自己的特有心態。
女真文化首先突出表現在服飾方面。女真服飾早在北宋政和年間，就開始傳入中原。袁為蔡京撰《傳言玉女詞》，其中有“淺淡梳妝，愛學女真梳掠”之語，宋徽宗對“女真”二字有一種不祥之感，特改為“漢宮”42。看來女真妝扮自有其吸引力。乾道五年使金的樓鑰，在汴京見到一些“服飾甚異”的“耆婆”（即胡婦）43，覺得有些異樣。其實，令他們担心的不是這些服飾本身，而是作為敵對勢力象征的女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巨大影響。范成大至汴京時，發現“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在他那些可能含有丑化傾向的描述中，對中原漢人胡化的現象深感不安，其《叢臺》詩稱“袨服云仍猶左衽，叢臺休恨綠蕪深”，不安感更強。幾年后，周煇細心描寫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官吏腳著尖頭靴、頭頂踏鴟巾的穿著 44，也隱含著中原文化失落的沉思以及收復故國的迷茫之感。紹熙四年（1193），樓鑰為倪思使金送行，想象“故國應悲周黍稷，遺黎猶識漢衣冠”45 。如果北方民眾真的都穿上異族的服裝，僅僅能認識漢族的服裝，那么他們還有多少眷念宋朝之心?這才是那些宋人關注服飾等外在形態的關鍵。
其次是音樂歌舞等精神文化。北方少數民族向來能歌善舞，自具特色，影響很大。周煇《北轅錄》記載，金國接伴使一路演奏羌管，“聲頓凄怨，永夜修途，行人為之感愴”。其他使金宋人也多次寫到北方少數民族的音樂，可惜這些描寫都過于簡單。金源音樂實際情形可能遠盛于此。長于作詞的曹勛在使金途中借金源音樂作《飲馬歌》詞，題下自注曰:“此腔自虜中傳至邊，飲牛馬即橫笛吹之，不鼓不拍，聲甚凄斷。聞兀術每遇對陣之際，吹此則鏖戰無還期也。”46據此，《飲馬歌》本是金人軍旅樂曲。曹勛使北途中不可能有意收集北方音樂，他之所以以金源音樂入詞，大概如周煇所言，一路上都在聽著這種凄戚感人的音樂，遂以之作詞。后來，少數民族音樂傳播更廣，范成大使金時，少數民族音樂隨處可見，中原傳統音樂反而很罕見，給范成大的感覺是“虜樂悉變中華”，直到真定（今河北正定），范成大才看見傳統的中原樂舞，非常感慨地寫下了《真定舞》一詩:“紫袖當棚雪鬢凋，曾隨廣樂奏云韶。老來未忍耆婆舞，猶倚黃鐘袞六幺。”這從反面說明“耆婆舞”在中原故國是多么的普遍!這話也許不夠準確，或者有所夸大，但至少可以見出“虜樂”風行的情況以及詩人對此的焦慮心情。
上述關于金源服飾、樂舞等文化的記載，客觀上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這類內容，在金國本土文人的作品中反而極其少見。一方面可能因為金國文人對本土民間文化重視不夠，在現存金人著述中，有關“耆婆舞”或女真歌舞的材料極少，另方面，可能是因為中原文化比女真文化在金國有著更大的影響力。與使金宋人的感受相反，金國文人到中原腹地之后，強烈感受到的是中原本土文化。如劉迎在大定（1161—1189）中期担任過三年唐州（今河南泌陽）幕官，自稱“學得南人煮茶吃”、“落筆尚能哦楚調”47，王寂大定二十六年（1186）貶官蔡州（今河南汝南），覺得其地“土風敦儉素，聲樂絕淫哇”48 。在他們的詩歌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中原胡化的影子。比較而言，女真人的漢化遠比漢人的“胡化”突出得多。這說明，使金宋人的記載實際上是出于他們對女真文化過于關注過于敏感的目光。
對女真文化的客觀觀察尚且如此，與女真人的直接交往則更為敏感。使金文人一過淮河，就有接伴使或送伴使陪同。途中常有些日常事務性的交往，如行程、飲食、禮儀安排之類，還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交流。如范成大應伴使邀請，一同游覽邢州的歷史遺跡柳公亭 49 ，洪適應北使之邀，一同游覽常豐湖，還有詩歌唱和 50 。當然這種交往并不密切、并不深入，虞儔嘉泰元年（1201）使金歸來，居然說“往來未省誰為伴，言語從來自不通” 51。可是，就是這有限的交往常常打翻了文人心中的五味瓶，引起種種復雜的反應。
宋人原有的民族優勢、文化優勢在遭遇女真政權時難免要發生變異，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狀態。政治、軍事上低人一等的不利地位，使得南宋文人更加重視并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借以維護自尊，貶損對方。在使金宋人的記載中，我們經常能看到雙方文化方面的較量。較量中，宋人常常占居優勢，金人往往是取笑的對象。據載，李壁開禧元年（1205）使金，金國接伴使與他談起蘇軾，稱“東坡作文，愛用佛語”，李壁回答說:“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個字，用《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52 閑談中，李壁沒有放過譏刺對方的機會，將對方諷為即將灰飛煙滅的狂虜，從而獲得一種心理的滿足。與此相似的還有張詔使金的經歷:金人曾手執身穿女真族服裝的宋徽宗、宋欽宗的畫像，來到張詔的住所，想戲弄張詔。張詔當即認出徽、欽二帝，卻假裝不知，對之即拜。金人詫異不解，張詔回答:“詔雖不識其人，但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53 張詔很機敏，既稱頌了徽、欽二帝，盡了臣子之道，又巧妙地貶損了金人。這樣，張詔所代表的漢文化贏得了勝利。
宋人的上述記載也許確有其事，但它未必客觀全面。從現存史料來看，金國接伴使不乏文化水平較高的漢族文人，像參與紹興和議并與宋使者同行的邢具瞻，陪伴范成大的田彥皋，都有詩作傳世。在與這些文人的較量中，宋人未必一直獲勝。曹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實例:
余比出疆，以茶遺館伴。乃云:茶皆中品，此間于高麗界上置茶，凡二十八九緡可得一胯，皆上品也。予力辯所自來，謂所遺皆御前絕品。他日相與烹試，果居其次，傷為猾夷所誚，因得一詩:“年來建茗甚紛紜，官焙私園總混真。……世乏君謨與桑苧，翻令衡鑒入殊鄰。”54
曹勛自詡為絕品的茶葉，其質量反而次于金國的普通茶葉，其責任當然不在曹勛，與他本人的文化水平無關，卻因此引起他的感慨。這種“衡鑒入殊鄰”的事情，當非個別情況，只是一般文人缺乏這種雅量，不愿意正視而已。這說明使金宋人自尊背后隱藏著自卑的心態。
這種源于民族對立背景下的文化較量與傳統的民族歧視有一定的區別，它是對金源強權政治的反抗。此前的民族歧視，出于大漢族主義和強大的政權實力，顯得理直氣壯，自尊自大，一般沒有這種具有反抗性質的文化較量。而這時南宋向金國稱臣稱侄，外交上低人一等，民族歧視的資本大不如前，所以民族歧視的氣勢有所收斂。他們表面上不能再隨意鄙視金人，至少不能當面稱對方為“胡虜”，朝廷甚至規定不得使用這些字眼，國書中不得不尊稱對方為“大金”，就是說，傳統的民族歧視受到了現實不利條件的壓制。因而，由民族矛盾激起的仇視金人的憤怒情緒，則轉變為比較單一、比較普遍的文化歧視，以此來對抗金人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壓制。這在使金宋人的創作中屢見不鮮。范成大的紀行詩可以作為代表。他帶著求金人歸還宋帝陵寢及免立國書這兩項使命，心里難免有些自卑，但在詩中卻自稱為“皇華使” （《趙州橋》），稱金人為胡虜，儼然高人一等。他嘲笑金人的穿著，“聞說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相國寺》），說伴使田彥皋“一生心愧踏鴟巾” （《踏鴟巾》） ;他嘲笑金人的語言，說“大抵胡語難得其真” （《琉璃河》），斥之為“犬羊鳴” （《宣德樓》） ;他嘲笑北方伴使兵部侍郎耶律寶不識漢字，曰:“乍見華書眼似獐，低頭慚愧紫荷囊。人間無事無奇對，伏獵今成兩侍郎。” （《耶律侍郎》）將之與唐代讀錯字的戶部侍郎蕭炅并列，予以諷刺。他甚至嘲笑金人漢化方面的一些表現。金世宗因避其父宗堯名諱，將堯山改名叫唐山，范成大卻予以刻薄的挖苦:“何物苦寒胡地鬼，二名猶敢廢堯山。” （《唐山》）其他文人也有類似的作品。如洪適譏諷北人的裝束，“短幘人如禿，尖冠女不 ” 55，說北人演奏的號角“胡音嘈不須聽” 56;周麟之嘲笑北人的語言及裝束:“伴行蕃使言侏離，髯奴□耳乃有知”57 ;許及之譏笑金國官署公文將“盱眙”二字寫成“肝胎”:“華風雖染不知裁，將底論思獻納來。杕杜昔曾聞杖社，盱眙今卻見肝胎。”58使金文人們從這些快意的嘲諷中釋放出文化優越感，并以此緩解途中的屈辱和自卑感，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但這些多半是他們的自言自語，自我安慰，實際交往中可能是另一回事。范成大求免立國書之禮，被金世宗斥為“殊駭觀聽”59的“率易”之舉，“于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60 。面對這種強權，范成大也許只能在心里鄙視它，未必敢將其文化歧視公開化。
四使金創作在南宋文學中的地位
上文側重論述使金創作的認識意義，從中已經可以看出使金之作是南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使金創作在題材方面的價值還不止這些。
首先，就愛國感情而言，使金創作壯大了南宋愛國主義文學的聲勢，豐富了南宋愛國主義文學的內容。像范成大這樣的著名詩人，其使金組詩無論是對于他本人而言，還是對于整個南宋詩壇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難以想象，如果沒有范成大的使金組詩，那將是多么大的遺憾!其他文人的創作，成就雖然不及范成大，卻像拱月之眾星，自有其價值。還應該看到，隨著南宋時戰時和的局勢，以及時間的無情消逝，特別是在茍安局面相對穩定的時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能像陸游、辛棄疾那樣，始終熱切地關注收復中原的大業。無論是西子湖畔的酣歌醉舞，還是佛貍祠里的祭神鐘鼓，都昭示著從上層文人到民間百姓愛國感情間斷性的減弱、麻木或迷失。淳熙十四年（1187）使金的姜特立，總結使金感受，說:“中原舊事成新恨，添得歸來兩鬢霜。”61這一方面說明，六十年前中原淪陷的“舊事”，本來已經漸漸遠去，漸漸淡忘，另一方面也說明，使金行為激發了他對日益淡漠的舊事的新感受。一批又一批文人年復一年地出使金國，不時地激發使金文人的愛國感情，促使他們不時地創作出愛國主義的篇章，這樣就能有效地延續和推動南宋愛國主義文學的發展。對許多普通文人而言，使金經歷尤為重要。像曹勛、曾覿、姜特立等人，為人沒有多少可取之處，但其使金創作抒發其愛國之情，卻成為其創作中的閃光點。他們的使金之作，使南宋愛國主義文學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其次，就表現地域而言，沒有使金經歷的人，對于北方淪陷區，只能出于想象和傳聞，有的文人則索性局限于半壁江山。這樣的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情感是片面的和殘缺的。使金文人的創作彌補了這一缺陷。他們深入金國境內，盡管只是匆匆過客，盡管帶有自己的視角，但畢竟有了較真切的感性認識，有了較寬的眼界，大體表現了北方廣大地區的風貌。如果沒有使金文人的創作，北方民眾的愛國（宋王朝）感情、少數民族文化，甚至沿途的自然地理、歷史遺跡，都將變得模糊不清，不僅不為南宋其他文人所了解，也將不為后人所知曉。因為現存的金人著述中很少有這方面內容。
其三，使金語錄和日記還是南宋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者雖是官方文字，近似公文，多載地理風物、女真習俗、交往禮儀等，但其中也不乏精彩片段。如周煇《北轅錄》寫他經過汴河時的感受:“是日行，循汴河，河水極淺，洛口既塞，理固應然。承平漕江，淮米六百萬石，自揚子達京師，不過四十日。五十年后乃成污渠，可寓一嘆。隋堤之柳，無復仿佛矣。”語言簡潔，感嘆意味深長。日記體散文起步較晚，北宋司馬光、黃庭堅等人均有日記傳世，日記私人性質較強。使金日錄不同于普通的日記，因為這些文人平素未必有寫日記的習慣，可能只是因為使金這一特殊任務，才寫日記，其中所記仍以公事居多，普遍具有較強的愛國感情，但比使金語錄的個性色彩、文學色彩又要突出一些，似乎介于公文與私人日記之間。如樓鑰《北行日錄上》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記長達六百多字，堪稱一篇優美的游記。使金日記不僅為后人提供了第一手的寶貴資料，還為記體散文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題材之外，使金之作在藝術上也有很多值得注意之處。
除周麟之《中原民謠》等詩歌之外，使金之作大多有感而發，有的感慨深沉，有的生動感人，都特別真切。詩歌如此，賦文也不例外。紹興十二年（1142），宋高宗母韋氏回宋，曹勛被任為接伴使，途中寫下了《迎鑾賦》62一文。該文分《受命》、《啟行》、《見接》、《北渡》、《傳命》、《許還》、《回鑾》、《上接》等幾節，有的段落寫得催人淚下。如《北渡》曰:
晨起攬轡，忍臨故汴，所過郡邑，人物皆漢。慘神都兮東入，望雙闕兮魂斷。泣經舊止，路人驚盼。悵予懷兮靡陳，豈止黍離之嘆。麾拂全趙，旌簇燕雁。指扶桑兮萬里，值隆冬兮雪漫。寒幾墮指，噤欲神散。涉遼河兮航混同，逾御林兮抵春甸。
這段描寫情真意切，蕩氣回腸，很好地抒發了經歷北宋故都時的心痛感受。這在以議論說理見長的宋代文學中是相當難得的。
由于使金之作，特別是詩歌，基本上都是紀行之作，但又不是單純的紀行寫景，而是寓含詩人的愛國之情及諸多感慨，這就決定了使金詩歌的一個共性特征，就是常常是紀行、寫景、抒情、議論相結合。如:
天連海岱壓中州，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李壁《使金詩》） 63
袞袞河流到底黃，誰言一葦便能杭。傷心擊楫無人會，舉酒回頭酹太行。（韓元吉《渡河有感》）64
李詩前兩句先寫北方河山的壯麗景象，然后抒發激昂不平的感慨。韓詩以議論為主，面對黃河，他傷心不已，感慨萬端。很多使金詩歌往往都是這樣，以議論作指歸。再如:
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聞說群胡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范成大《七十二冢》）65
胡兒吹笛醉秦樓，月白風清只共愁。魏國九京如可作，錦衣能復故鄉留? （許及之《過相臺》） 66
范詩通篇議論，先以“誰復如公負此心”作鋪墊，引出后兩句的諷刺，根據北人為曹操疑冢封土之事，將現實中的“群胡”諷刺為曹操的知音，既新穎幽默，又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許詩前兩句寫相臺當地女真人歌舞享樂的熱鬧景象，月白風清有雙關含義，既指樓閣建筑，又兼指自然景象。后兩句突然轉到相州籍的歷史人物韓琦，設想他假如起死回生，還能否衣錦還鄉這一耐人尋味的問題。后兩句的議論與想象相結合，顯得委婉而意味深長。
與其他詩歌相比，使金詩歌基本上沒有干枯生澀等弊端，一般很少用典，很少有馳騁才學的傾向。體裁上，多采用靈活自如的七絕，古詩較少，律詩更少，形式上，也多直抒感觸，很少采用唱和次韻的方式。七絕的風格也與前人的飄逸瀟灑、風流俊爽、含蓄蘊藉等有所不同，出現了沉郁頓挫的詩風。從上文所引之詩可以看出這一點。這固然與其表現手法相關，更重要的是與使金宋人心情之感傷憂郁相關。由此可見，使金詩歌作為一類，對認識宋詩藝術的豐富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注釋
①《誠齋集》卷三《跋丘宗卿侍郎見贈使北詩一軸》，《四庫全書》本。
②《渭南文集》卷二八《跋張監丞云莊詩集》曰:“今讀張公為奉使官屬時所賦歌詩數十篇，忠義之氣郁然，為之悲慨彌日。”見《陸游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252頁。
③王之望《漢濱集》卷一《出疆次副使淮陰舟行》，《四庫全書》本。
④京鏜《留金館作》，《全宋詩》卷二五五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冊，第29656頁。
⑤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頁。
⑥洪適《次韻梁門》，《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6頁。
⑦洪適《次韻初望太行山》，《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4頁。
⑧《范石湖集》卷一二《護龍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引范成大詩均出自該本該卷，不另出注。
⑨周煇《北轅錄》，《說郛》卷五四，涵芬樓本，下同。
⑩許及之《涉齋集》卷一七《車行》，《四庫全書》本，下同。
11洪皓《鄱陽集》卷一，《四庫全書》本，下同。
12曹勛《松隱集》卷七，《四庫全書》本，下同。
13《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5頁。
14樓鑰《攻媿集》卷六，《四庫全書》本，下同。
15《涉齋集》卷一七。
16《涉齋集》卷一六。
17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二《虜改沃州》，中華書局1994年版。
18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二《虜改沃州》。
19周麟之《中原民謠·雨木冰》，《全宋詩》卷二○八九，第38冊，第23564頁。
20參見王水照《論北宋使遼詩的兩個問題》，《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頁。
21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六《書朔行日記后》，《四庫全書》本。
22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六《書朔行日記后》。
23《涉齋集》卷一六《入泗州》。
24《涉齋集》卷一七《光武廟》。
25《松隱集》卷二六《進前十事札子》之五。
26《松隱集》卷一二《持節過京》。
27《鄱陽集》卷二《白馬渡》。
28《盤洲文集》卷七四《先君述》，《四庫全書》本。
29《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錄上》。
30《南澗甲乙稿》卷六。
31《全宋詩》卷二○八九，第38冊，第23564頁。
32《涉齋集》卷一七《陳留道中》。
33《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錄上》。
34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72—175頁。
35參見錢鍾書《宋詩選注》，第224頁。
36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一《洪皓行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9頁。
37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二，叢書集成初編本。
38《全宋詩》卷一八八三，第33冊，第21083頁。
39錢鍾書《宋詩選注》，第158頁。
40洪適《過谷熟》，《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3頁。
41《涉齋集》卷一七《歸途感河南父老語》。
42朱弁《續骫骳說》，《說郛》卷三八，涵芬樓本。
43《攻媿集》卷一一一《北行日錄上》。
44周煇《北轅錄》。
45《攻媿集》卷八《送倪正甫侍郎出使》。
46唐圭璋《全宋詞》，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30頁。
47劉迎《淮安行》，《中州集》卷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
48王寂《拙軒集》卷二《蔡州》，叢書集成初編本。
49《范石湖集》卷一二《柳公亭》。
50洪適《次韻北使邀觀常豐湖》，《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4頁。
51虞儔《尊白堂集》卷二《回程泗州道中》，《四庫全書》本。
52丁傳靖《宋人軼事匯編》卷一七引《貴耳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
53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張詔使虜驟用》，中華書局2000年版。
54《全宋詩》卷一八九一，第33冊，第21155頁。
55洪適《再至保州》，《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7頁。
56洪適《次韻保州聞角》，《全宋詩》卷二○七九，第37冊，第23456頁。
57周麟之《中原民謠·金臺硯》，《全宋詩》卷二○八九，第38冊，第23563頁。
58許及之《虜行移以盱眙為肝胎》，《全宋詩》卷二四六○，第46冊，第28454頁。
59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石湖奉使》，中華書局1983年版。
60金世宗《答宋孝宗書》，《金文最》卷五○，中華書局1990年版。
61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一《使北二首》之一，《四庫全書》本。
62《松隱集》卷一《迎鑾賦》，《四庫全書》本。
63《全宋詩》卷二七四四，第52冊，第32310頁。
64《南澗甲乙稿》卷六。
65《七十二冢》題下自注曰:“在講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彌望，北人比常增封之。”
66詩末自注:“月白風清，亦樓名。”見《全宋詩》卷二四五九，第46冊，第284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