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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黃地理》10月號，刊發時略有刪節）

　　美國學者蘭德爾·彼特沃克《彎曲的脊梁》的中文譯本，歷經磨難，終于在中國大陸出版。該書全面研究了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政黨宣傳活動，筆法辛辣，見解獨到，對中國讀者尤富現實意義。

　　書名取自納粹時期一個牧師的話。這位牧師說：在極權社會中，個人將會一步步被推到遠處，直至他跨過某個界限，卻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脊梁正在以無法觀察到的速度彎曲了。

　　作者開篇即指出，極權主義所建立的不止是一個政治體系，還是一種聲稱對所有領域都享有壟斷權威的世界觀。獨裁者就像是一個嫉妒心甚強的上帝，決不容忍其他上帝的存在。細微的區別是，在納粹德國，元首絕對正確；在民主德國，黨絕對正確。

　　納粹黨人聲稱自己是日耳曼民族最優秀的代表，東德的統一社會黨人則聲稱自己是勞工大眾最無私的代表。然而，如柏拉圖所說，暴君正是從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現的。起初，他面帶微笑，擁抱每個人，慷慨許愿，一旦成為暴君并被助他上臺的公民譴責時，暴君就會消滅譴責他的人，直到自己既無友，也無敵。

　　極權主義政黨的主張是全面徹底的，納粹主義和馬列主義都聲稱擁有真理，它們類似于國家宗教，一種神圣和世俗的混合物。通過自己的“圣經”——納粹德國是希特勒《我的奮斗》及其語錄，民主德國是馬列經典及黨對它們的解釋；通過各種儀式和慶典；通過對文藝娛樂的管控與引導；通過大眾媒體的宣傳和鼓動，極權主義政黨不僅對黨內成員，還對所有人提出要求，沒有任何文化或社會角落在理論上能得以幸免。極權主義政黨懂得，允許任何非政治的孤島存在，就等于提供滋生異端或政治冷漠的土壤。

　　作者舉例說，1939年，納粹黨內雜志刊登了一篇關于家庭裝飾的文章，解釋作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應當如何裝飾他的家。連家裝都被列入黨的管理權限，還有什么不能染指呢？民主德國同樣如此。1970年代中期，一本東德官方讀物宣稱：“為了不讓你們在世界上誤入歧途，為了你們夢想的幸福能變成現實，你們需要一個生活的指南”。而這生活指南，當然來自黨。

　　米蘭·昆德拉說，極權主義不僅是人間地獄，還是天堂之夢。人們追隨希特勒，很少是為了屠殺猶太人和毀滅歐洲，而是為了“日耳曼民族的高貴目標”；人們追隨東德馬列主義政黨，很少是為了生活在枯燥、短缺、官僚主義和壓制之中，而是為了“神圣的共產主義事業”。如果沒有偉大的夢，國家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就不能在人的靈魂中建立起有效控制。不過，阿倫特正確地評論說，大眾對極權的支持并非單純出自無知或洗腦。極權主義的幻覺是吸引人的，國家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以各自的方式激發了人們對公共善、勇敢、奉獻、友愛、勤勉、樂觀、忠誠，以及所有能帶來美好之物的美德的興趣。

　　要制造幻覺，必須依靠強有力的政黨宣傳。在宣傳上，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有不同視角。納粹主義不喜歡理論，更喜歡訴諸情感，以“意志和力量”征服大眾；民主德國則主張其“科學的基礎”，勸說大眾遵照自己最好的利益而行動，但這利益是由黨來為他們確定的。

　　希特勒認為，大眾是愚蠢和健忘的，他們面對的是一個超出其理性和邏輯理解能力的復雜世界，因此，任何通過復雜論辯來征服他們的企圖必定會失敗。戈培爾同樣認為，大眾的思考是簡單原始的，他們需要領袖為其概括復雜事實，然后根據這些概括，得出清晰和不可妥協的結論。民主德國的領袖則堅稱，建立在科學的馬列主義基礎上的政黨，是歷史的推動力量，可以帶領大眾完成任何重要的事情。

　　為完成“重要的事情”，極權主義統治者區分出宣傳和組織的功能。宣傳是為了吸引支持者，組織的功能則是贏得成員。支持者會同意某一運動的目標；成員則會為了此種目標而斗爭。無論宣傳還是組織，都必須依靠大眾一致性。黨控媒體由此浮出水面。

　　極權社會的媒體所呈現的內容，必須與統治者的世界觀保持一致。如果猶太人是該死的，那么任何關于猶太人的新聞都應是負面的；如果資本主義已經處于垂死階段，那么呈現其成功的一面將是不合適的。

　　在極權社會的媒體上面，討論自由不是人們的自由，被允許討論的是自我約束與責任。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都沒有正式的新聞審查制度，但仍建立起成功的新聞管控。這主要是依靠新聞從業人員的自我審查，有人形象地稱之為“頭腦中的剪刀”。為維護自身地位，避免跌入被清算的深淵，新聞工作者必須牢牢地與執政黨保持一致。

　　這種一致性令人痛苦。1943年戈培爾發現：“任何在骨子里對榮譽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聞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國政府對待他的方式。新聞工作者被訓斥，就像他還在小學里一樣。任何還有一點殘存榮譽感的人，將會非常謹慎地不要成為一個新聞工作者”。1989年后，一位前東德新聞從業者描述了這一職業產生的低下自我認同：“我們沒有地位，不管在人民中間，還是在黨的機構。我們被黨看成筆墨仆人，人們則說我們是國家的宮廷小丑。”

　　媒體人的痛苦，在統治者對一致性的要求面前，不值一顧。所有現代宣傳體系，甚至包括民主國家在內，都為尋求一致性而努力，但是，民主國家只能用說服和交流來盡量達成共識，極權國家則使用暴力或軟暴力。

　　為什么極權統治一定要制造一致性？因為納粹黨人和馬列主義者明白，任何形式的公開分歧都有礙于統治。無論內部或外部的分歧，都必須被有效控制，不能進入公眾的耳中。分歧意見具備傳染性，必須被阻止。當公眾有太多夢想時，一致性就可能崩碎，因此，同一個世界，只能有同一個夢想。

　　減少表達分歧意見的人數，減少表達分歧意見的渠道，可以使分歧意見在公共話語中消亡。這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達到：1、利用各種社會賄賂（比如福利和獎勵，物質或道德的）以及把人們納入各種組織（納粹最大的群眾組織是德國勞工陣線，東德則是德國自由貿易聯合會），鼓勵執政黨所期望的行為；2、制造恐懼與強力鎮壓，阻止執政黨不期望的行為。

　　通過減少乃至滅絕分歧，極權統治贏得了表面看來廣泛的公眾支持。然而，這種支持的真實性是可疑的。柏林墻倒掉后，東德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在德國聯邦議院有關東德的聽證會上承認，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從未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它只有忽略掉這個事實，才能繼續存在下去。

　　人們只是不敢說真話，而不是忘掉了真話。根據庫蘭“謹慎的螺旋”理論（比諾依曼“沉默的螺旋”更進一步），人們通常會隱藏其真實觀點，進行自我審查，謹慎地發表意見，以獲得好處或至少避開不利局面。因此，人們公開表達的意見，未必是他們的真實想法。頌歌的背后，也許藏著抵抗的匕首。

　　為強化一致性，東德還采取了諸多措施：限制集會，依照東德法律，為了一個公開目的而舉行集會，如在3人以上就需要批準；禁止示威游行，即使它有正當的主旨。1983年，魏瑪一個團體想在柏林舉行一場反對北約的示威游行，結果上百人被捕。愛國是黨提倡的，但愛國游行則需要取得黨所頒發的許可證；打造特務系統。東德告密網絡極其發達，約有百分之二的東德成年人與史塔西——東德國家安全局有著某種關系。40年間，東德成功建立了一個對付異見人士的高效體系，后者將面臨孤立、職業壓力、監禁或被驅逐出境等精心計劃的復雜困境。

　　納粹德國和東德都制造出相當程度的公共一致性，最終仍然失敗了。第三帝國存在了12年，潰于軍事失敗；東德存在了40年，因經濟蕭條和失去蘇聯這個保護人而消亡。

　　兩個國家的宣傳體系都遭到災難性失敗：它們宣稱傳達真理，但沒有一個是可信的。它們要求熱情的支持，卻只得到勉強的服從。它們渴望形塑符合統治的完美國民，卻只制造出裝樣子的公民，人們假裝相信，而政府也假裝相信人們已經相信了。它們都討論永恒價值，但沒一個配得上。它們制造的痛苦遠比歡樂多。它們失敗的根源是同樣的——不管獨裁政權多么賣力，無論它們運轉多長時間，都不可能創造出由充滿激情、毫無異議地服從于統治信條的公民組成的國家，而這一信條在其核心處早已腐爛不堪。

　　再高明的宣傳術也無法讓個人長久地忘掉自由，背叛自己的利益，淪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真正讓人無法逃脫的是“人性之網”，它永遠網羅著每一個人，無論從善還是惡的一面拔劍，都無法將之刺穿。極權統治違背人性，這就是它失敗的根源。極權統治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子，注定會在某日坍塌。
 

宋石男 2012-12-13 15: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