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的文章是一個問題。大概自明王朝的湯顯祖開始就不斷地有人痛切地認識到了，到大清王朝的末期，西方知識在鴉片之毒和炮艦之威后登陸中國，“天朝道德文章”，這最后一點兒自尊，一塊凈土也轟然瓦解，舍舊學而求新知，幾乎是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的共識。

但這并不是說文章問題就已經解決了。盡管有新文化運動，現代史的早期也確實出現了堪稱“不朽”的文章大家，中國文章仍未擺脫其文字清談的病癥，仍未擺脫其道德風教的夢幻。可笑可憐而又可為大慟的是，一方面，寫作者在文字里展開了無限的想象（也許不出黃金屋、千鐘粟、顏如玉的老例），一方面，讀者對文字寄予了過高的期望和最高的警惕。上個世紀最大的文字冤案，牽涉的何止十人百人；“三十萬言三十年”（聶紺弩詩）的胡風不僅因上三十萬言書被關押三十年，而且整個人都關廢了，精神垮掉了。“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廖沫沙先生對胡風的痛悼既如此認識到文章的有限性，卻又接續上了中國的忠奸思維傳統，骨子里仍有文字說明一切甚至高于一切的信念。

實際上，對文章的這種信念是專制社會里人們的應對方式，是專制思維的結果。在自由社會或自由的心靈看來，很多被專制思維奉若神明的文字文章是淺白的，多不可理喻的，沒有多少閱讀價值的，那里面沒有后者寄托的那么多的魔咒或魅力。遺憾的是，我們中國人對文章的態度至今沒有改變多少。也許精確地說，是我們知識人對文章的態度沒有改變多少。因此，當我們的詩人去向阿拉法特先生致意時，幾乎引起了我們全體知識人的不滿，成為知識界的一個事件。

我之所以如此對文章之事耿耿于懷，不是因為老外不恭維我們的文章，雖然確實，有一個老外當著我的面說過，你們中國學者的文章大都是垃圾；也不是因為老外們一會兒誤解我們中國人都在搖頭說“不”，一會兒誤解我們中國人在“九一一”時都在歡呼，一會兒誤解我們中國人道德良知都提高到能為遙遠地方人民的人道災難而反戰的高層次。而是因為我自己也處于做文章的矛盾之中。

因為我現在過著無業的生活，這似乎也能接上我們的傳統；但我得有起碼的生活費，王力雄先生算賬說，一個月數百元即可，但我也得去掙生活費，我幾乎沒有主動為紙質媒體寫過文章，盡量少為報刊寫作是我的希望，能滿足口腹之欲即可，能打發狡猾的編輯朋友即可。這當然不妨礙他人盡量多給媒體寫文章，我對人們媚文或棄文的態度不妨礙人們繼續媚文或棄文，但也因此讓我為寫什么如何寫費盡周章。我也算有信念的人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但這似乎是文章的時代。說不，黑馬，余秋雨，超限戰，潛規則，黃禍，網絡簽名，宣言，致敬信，等等，如果對我們的社會現象進行調查，大概半數以上者是因為文章。今天，任何一個稍微具有可磨牙性的事件、題材，尤其是能夠跟國際社會相勾連的事件，都可以生產出無數的文章。我曾經自嘲我們的寫作者只是要“驚人驚世”而已。

李昌平先生本是基層的黨干部，但他現在也以文章知名，“豈有文章驚海內”，中國的書生們的夢想被李昌平先生經意或不經意地實現了。我那時一激動之下就寫了書評，書評不夠，又寫了一篇“文字可以做什么——從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說起”的文章，（可見我仍是容易得意忘形而不能忘言的），這篇文章多處選用，卻給一位素不相識的朋友惹了禍，這位叫胡世全的朋友在發表了我的文章后就被撤掉了副主編的職務。在今年的消費日之前，一位朋友懇請我給他們的消費專版說幾句話，我就說了幾百字的話，誰知他們的領導兩遍三遍地沒有讀懂，憤怒地問我是何許人也，得知我沒有單位時，更憤怒地說那他是什么。是啊，我是什么？這種遭遇也讓我在消費日當天非常憤懣。這并不是說我的文章如何如何好，雖然文章總是自己的好，但自己的文章總讓人讀起不那么舒服，不那么有一瀉千里的明快，對此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文章因市場而繁榮。因此仍有那么多的知識人前赴后繼地奔向文章的市場，何況現在很有些后現代的氣象。“窮而后工”、“不平則鳴”、“究天人之際”等等我們傳統的文章觀念早已不再適用了，人們多的是姿態，是修辭，是行為藝術，是口號，是激情的戲，是高標的秀，是自己小小的康樂心得，是廣場和街道的虛擬世界。但我總會杞人憂天似地担心，如果作者給予讀者的只是姿態，讀者得到的不也是一種姿態，而且這種姿態未必跟作者的意志相同；如果作者給予的只是意見，讀者何苦去擁抱健康的人情和完整的道理；如果作者的寫作行為有著權宜，讀者不也會滿腦子謀略或縱橫捭闔一類的機心嗎？如果寫作者只是要表演“驚人驚世”，讀者不也會一門心思地“出名”嗎？寫作者不可不慎重啊。

或者有人說，我對文章之事如此耿耿于懷，也可能正是因為我的文章不能大行其道，這可能是真的。因為我也有些佩服那些三天兩頭都能以文章的面目出現在我們眼球里的人物，雖然我們并不了解他本人，但我們知道他是社會的寵兒或成功者；因為我雖然喜歡自己的文章，但也喜歡例如梁啟超那種“新聞紙”的文章（遺憾的是，今天我們有太多的文章既非新聞報道、調查材料等科學敘事或歷史敘事，也非文章本身這一審美敘事）。不過，我對文章之事耿耿于懷，說白了，其實簡單之極，即向讀者表達我們似乎應該平實一些的態度；同時，向后起的寫作者提供文章的經驗，盡管讀者的態度平實，作者的態度卻須敬畏，否則他們同樣有著中國文章的病癥和夢幻。我至今記得一個朋友曾經這么提醒過我，如今該我提醒后來者了，我能夠警告他們的，就是我們的錯誤道路會在他們身上延續，在我們身上結束的悲劇會在他們身上開始。如果不能夠以自由通達的心靈看待世界，他們能夠毀滅的不是悲劇，而是如同歌隊的作者們自己。千古文章，這將是歷史的勝利。

一個極為了解我們的法國朋友為我們大大小小的問題和苦難担心（他用法文寫過一本書，題目叫做“中國的火山”，他為大大小小的火山難過，正如法國人為全世界的問題和苦難難過一樣），在電話里，他很不客氣地對我說，你們中國知識分子寫文章都寫了二十多年了，你們換人寫都換了三四代人了，你們收獲了什么。我因此對中國文章耿耿于懷。

此六十年無限事，最難詩要自家刪。我很喜歡聶紺弩的這句詩，但我們寫過的文章卻已經影響到了讀者的認知、美感和信念，我們還能刪改嗎？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