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陶淵明 右：杜甫

 

翻杜工部詩集，《江畔獨步尋花》跳到眼前：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這是杜甫少有的歡愉之作。最后一句中，“恰恰”兩字用得簡直太美妙了。

 

這首詩寫于公元760年，飽經戰火離亂的杜甫，生活總算暫時安定下來，他終于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把幾間草堂建成，再也不必東奔西走風餐露宿了。人一旦有了固定的屋子，將身體安居下來，心境也會變得明朗開闊一些。我想象著，杜甫站在自家草房前，遠觀平疇野畈，都是一派澄和閑美之象吧，不由得他不快樂起來。春天的時候，人快樂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走出家門，踏青，尋芳……于是，當杜甫獨自經過一名姓黃的婆娘家門口時，覆滿小徑的繁花簡直擋住了詩人的去路，那花叢里起舞的蝴蝶，以及高樹上好言相和的黃鶯，一齊將詩人的情緒送達了頂峰。黃四娘家的盛春之景惹得他詩意狂泄，一舉寫下這么一首美且歡愉的詩篇。有時，美的東西，并不歡愉，比如悲劇之美，破碎之美。但像杜甫這般既美又歡愉的，就難得了。

 

我在合肥零下八度的罕見低溫里一遍遍溫習著這首《江畔獨步尋花》，郁滯煩躁也隨之解除一些，即便我家陽臺上那些熱帶植物一夜間被凍死了大半。想著來年開春重新繁育，何嘗不能“千朵萬朵壓枝低”呢？

 

然而，從小到大，杜甫在我眼里，是一直作為一個悲痛沉郁的詩人形象而存在著的。就連他的《秋興八首》表面上讀來那么酣暢豪氣，可若細究起其寫作背景，不免讓人唏噓。他那時一心往長安趕著，身未到，人就死在路上了。

 

可能是我一邊在讀他詩集的同時，一邊穿插著讀陶淵明的緣故，這就不能不拿他與陶作比。這一比，就覺出他的愚來，干嘛幾次三番地追隨別人而行？怎么就不學學陶淵明服食菊花吐出文字？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也很好。可見他還是相當入世的，時時想著有一番作為，而寫詩不過是他抒發感情的一個出口或工具罷了。

 

最近，困在家里把陶淵明的飲酒詩、乞食詩看得津津有味。陶，他不是沒有過彷徨徘徊，只是，慢慢的，這個“隱”的身份漸漸地被自己認同起來了，也就不再懼怕了，哪怕遇著荒年旱稻歉收連酒都釀不起了。在南山附近，陶寫過好幾首美麗的“詩經體”，四言，讀起來就像撫過明亮的繁露，又像深冬的朗月，有一股席卷一切的清氣和冽氣。可見，并非菊花和酒以及農事成全了陶淵明，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甚至他的叔父陶淡比他走得更遠更孤絕，一輩子不娶，只養鹿為生，碰到偶爾有朋友去看望，索性躲到山里不見。

 

話說回來，我總在想，若杜甫稍微學一點陶淵明，少經歷一些悲酸辛苦，也不至于早死。他的死，跟他的幾次三番地辛苦奔波是有一定關聯的。他若一直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何至于死得這么早？他的悲劇就在于他的看不透。古人總是要三立——立功、立德、立言。立功是排在第一位的。許多士大夫的悲劇就斷送在這第一位的“立功”上。莊子一輩子蔑視官職權位，卻以他的思想(立言)得以永恒；孔子年輕的時候駕一輛馬車，上面堆著綾羅綢緞，一國一國地游走、送禮，心心念念一個“立功”的權位，結果大敗而歸，總算徹底想通了，想起來跟弟子們一起整理詩三百，然后搞對話體《論語》，也獲得了永恒。

 

不過，杜甫也是永恒的——以他的情懷，以他的詩篇。只是，他的這種永恒里夾雜著不為人道的辛酸悲苦——所以，我不快樂的時候，就總是想去翻翻《杜工部詩集》，在文本的一次次閱讀里，獲得了詮釋的意義，一如寫作，賦予生活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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