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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是純粹的中國，這是南方士大夫為了給自己添面子而發明的意識形態神話。”8月28日，新銳歷史學者劉仲敬攜新書《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做客騰訊思享會，他認為，士大夫階層借助自己制造的意識形態神話驅逐了滿蒙內亞的勢力，卻無法自動繼承天下體系，反而導致了滿蒙藏的邊疆危機和列強干預的危險。“現在歷史必須為中國完成一個重新定位，重新解釋中國是什么。這個解釋必須符合中國和東亞在過去兩千年時間里形成的文明演變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這個使命并不輕松……而重構歷史體系，首先要打破虛榮心。”由于篇幅較長，分為四篇發布，以下為第四篇實錄：

大清本質上是一個內亞體系

“大清是純粹的中國”是南方士大夫為了給自己添面子而發明的意識形態神話。

劉仲敬(新銳歷史學者)：如果大清衰落，西方秩序還沒進入東亞的話，軟弱的江中士大夫能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是很成問題的。西方秩序一來，以更高的文明程度壓制了原有的內亞體系，使江中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機會。這跟印度帝國相似，印度教徒本來快被穆斯林消滅干凈了，但印度教徒憑借自己的人口優勢重新奪回主權，把印度變成一個印度教徒的國家。若非這樣，印度早晚變成穆斯林國家。江中士大夫在殖民體制下真實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于是他們就發明了個神話：把大清當成純粹的中國，除掉大清本質上是內亞體系的事實。假定存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在西方秩序來以前，中華文明仍然具有天下體系的威嚴，可以跟西方人平起平坐。假定南方士大夫是這個文明的當然繼承人，驅逐西方勢力以后，重新建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體系。

這個神話絕大部分是捏造出來的。道理很簡單，天下體系主要是中亞的體系，依靠他們的主要語言，包括官方語言始終是滿語而不是漢語。大清大部分外交活動是通過滿語進行的，滿洲朝廷跟朝鮮人跟中亞各部族、俄羅斯人以平等的方式進行交涉，并不受儒家禮法約束。這個過程中，江中士大夫提供的僅僅是帶頭作用。滿蒙利用他們的秩序在東亞地區維持秩序。在西方秩序來以后，秩序明顯就變了，于是滿蒙貴族自己變成這個體系的多余人。而南方士大夫階層開始準備根據西方殖民主義和新技術重新發明一個中華民族的概念，用這個中華民族的概念擯棄遼金元清以來的內亞帝國的概念，把新的發明安在東亞人身上，借西方的力量驅逐滿蒙內亞的勢力，再反過來把西方驅逐出去。

近代史大致是按照這種歷史觀方式編寫的，但實際上江中士大夫的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并不相稱，所以執行這個計劃的結果是半路出現大毛病。南方士大夫通過“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國的天下體系，但解散的結果并不能使他們自動繼承天下體系，而是導致了滿蒙藏的邊疆危機和列強干預的危險。因為大清本質上是一個多元體系，多元體系解散以后，原先的關外民族并不愿意自動接受新體系。只有在列強的壓制下，中華民國以一種類似神圣羅馬帝國或者日爾曼邦聯的方式繼承了大清的位置。這樣付出的代價是其憲法結構必須服從大清之前簽署的條約體系構成的構架。中華民國民意上支持關外各個部落，但繼承的方式必須把自己內部改造成條約能允許的聯邦或邦聯體制，允許這種政治實體在一定程度上維持自己原有的政治個體，同時允許列強在這些特殊地區保留特殊條約。這種復雜微妙的格局是很難長久的。最后的結果等于在東亞造成一個復雜的多元邦國，這樣的邦國很難說像丹麥王國還是日爾曼邦國，因為各方都享有一定的條約權利和臨時權利。

南方士大夫憑借自己的力量無法建構現代國家

真正能夠建構起現代國家組織的力量要依靠從蘇聯輸入的列寧主義政黨。

中華民國推翻滿清以后建立一個新體系，東北、西藏這樣的地方，列強和當地人群有各式各樣、相互沖突的地方性權利、歷史性權利和條約權利，要想同時滿足各方是不可能的。中華民國是在列強調停下達成一個維持現狀的協定，希望時間能夠解決問題。但時間并沒有解決問題，最終只能依靠戰爭。戰爭的主要結果是證明南方士大夫無論在意識形態方面制造神話的本領多么高明，憑他們自己的資源和力量無法建構現代國家，真正能夠建構起現代國家組織的力量仍然要依靠從蘇聯輸入的列寧主義政黨。

在北洋政府統治的最后十年，不僅是關外各個民族，關內也明顯處在解體過程中。吳佩孚這樣的人漸漸開始越過北平外交部，跟蘇聯合作推動事實的外交。各省相互之間開始達成具有準條約性質的體系。北京政府建立的體系越來越依靠列強海關和外交支持，維持一種空洞的存在。如果沒有蘇聯、日本的干涉，國共兩黨沒有從列寧那里取得支持，可以推斷中國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國一樣，其結果是進一步解體。無論是北京中央政府還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強人，雖然可以取得局部勝利，但誰都沒有能力和欲望重新整合這個體系。能夠完成任務的不是國共兩黨，國共兩黨的基本力量和組織資源并不是中華民國內部所能夠產生的，仍然要依靠蘇聯的輸入。建國仍然要依靠蘇聯跟日本的沖突所造成的國際體系的演變。最后的結果是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況下得以保存，但這個存在不是依靠內生，恰好相反，必須依靠外來的列寧主義政黨。

列寧主義體制中國家和社會是矛盾的

列寧主義政黨攫取資源的方式恰恰是要粉碎華夏社會原有的社會組織。

孔子時代到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從門第取代貴族的過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個士紳取代民意的過程。每一次取代的過程都包含兩種現象：第一，人口的替代;第二，新成立的社會組織在組織力和動員力方面不如原有組織。明清士大夫跟魏晉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而這些跟孔子時代相比又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存在。列寧主義國家產生的主要后果是，連這個極其軟弱的存在也被徹底打碎了。他們原有的組織力量和資源被宣布整合到列寧主義集權主義國家中。完成整合之后，列寧主義政黨才有足夠的資源建立一套新的國家體制。

在這個國家體制中，國家跟社會是矛盾的，如果要維持這個國家，你必須容許這個國家行使法外的權力去粉碎社會，在此過程中攫取資源維持自身。這樣一個國家實現社會原先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愿望，就要毀滅自身;如果不喜歡這個國家法外的破壞，那么驅逐掉外來組織因素以后，原有社會產生出來的最強大的組織資源都不足以整合起來，頂多能夠制造一些宗族團體、紳商團體，但是沒有辦法把整個歐亞大陸整合在一起。沒有一個列寧主義政黨面臨的是一個破碎的多國體系，要推翻多國體系重新恢復帝國版圖，需要引入一個本身社會所不能勝任的巨大組織力量。

列寧主義組織本身仍然代表著一種西方的秩序輸出

列寧主義產生和輸出的過程體現了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有能力維持自身秩序并向外輸出秩序的歐美和西方。

盡管蘇聯干涉和列寧主義政黨的引入多少是東亞國際秩序演變的結果，具有強烈的偶然性，但在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實以后，很難說一連串的來自西歐的政治理念頓時沒有了。列寧主義組織在東歐的產生本身就是西歐秩序向東歐延伸的結果，它能夠粉碎蘇聯的社會結構，但是沒有辦法粉碎歐洲的社會結構，進一步向東延伸卻能夠粉碎東亞原有的社會結構，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因為社會結構組織的完成程度和自我生命力本身就是一個秩序輸出和輸入的問題。很明顯，列寧主義產生和輸出的過程就已經體現了世界秩序的實質問題。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歐美和西方，他們的社會組織不但有能力產生秩序維持自身，而且有能力產生秩序向外輸出。因此在一個區間內，共產主義的滲透是失敗的。但是外部地區的社會組織就軟弱、單薄得多，因此共產主義滲透能夠成功。

共產主義對于歐洲是一個建構的力量，所以波蘭和東歐能夠在把列寧主義驅逐出去以后，重新加入歐洲。但是在東方，像中國和朝鮮，列寧主義組織本身就代表著一種仍然擁有西方組織意義上(盡管是西方叛逆的)的秩序輸入。東方在原來已經接近潰敗的時候，在表面上捏合起來變成一個國家，盡管其實質并不是國家。這就產生極為嚴重的問題。它是外來的，如果用國家標準去衡量，就會產生很多荒誕的東西，例如專制主義什么的。一個外來的、寄生性的組織，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斷權力榨取資源的能力，很快就會死亡。一個破碎而潰敗的社會，你不能假想自己社會跟波蘭、匈牙利一樣，原先是完整的，只不過暫時被外來人征服了一部分。恰好相反，在征服者來以前，你本身已經處于潰敗的狀態中，一旦失去外來組織輸入以后，文明解體的情況不可避免。

如果以自發生長的方式重建一個新社會，那么真正的問題是怎樣在巨大壓力下，保護這些新的小團體，不讓它在襁褓之中、在最幼弱的階段被掠奪，喪失自己的生命力。你不能讓這個實體承擔一個真正國家的使命，不能讓它加入西方國際體系所習慣的列強爭霸體系。如果承擔這樣的負擔，無論是什么手段，最終不得不加強社會的榨取程度。而這個汲取的過程又將破壞新生的非常脆弱的小共同體，留下的是一個更加殘缺的社會。

現在的歷史體系是革命體系和“大中華體系”的融合

中國現在的歷史體系一半是共產主義的革命體系，一半是梁啟超發明出來的“大中華體系”。

用神話替代意識，誤解自己的真實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情。回顧近一百年歷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在重建東亞文明體系過程中，每一次毀滅都是由于誤解自己定位所造成的。國民黨如果能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是依靠列寧主義秩序重新整合東亞各地，絕不會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絕不會認為自己是有力量的，在東方和西方占領的內地能夠既抗擊蘇聯又抗擊西方帝國主義。如果能夠意識到這些，在蘇聯和勢力集團下做出一個明智的決斷，有一個依附地位，就不是現在這樣。但這樣又是不可能的，因為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復興五千年中華文明、建設新中國的說辭之上，就不得不承擔自己的組織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任務。這個任務是改變近代以來東亞社會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不僅超出了清末以來的遠東國際體系，實際上也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國解體以來整個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許的程度。

現在的歷史體系是什么?一半是共產主義的革命體系，另一半是梁啟超發明出來的“大中華體系”。所有的具體研究和考據像瓦片一樣，無論搞成什么樣，都要嵌合到原來的體系中才能發揮作用。如果你不打算從根本上把上述兩種神話體系加以破開，那么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的就要面臨極大的考驗。如果大家不能從整體上調整一下自己的認知結構，把東亞地區的政治秩序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真正的位置理順一下，我想在不太遠的未來會面臨極為嚴重的情況。現在歷史必須為中國完成一個重新定位，重新解釋中國是什么。這個解釋必須符合中國和東亞在過去兩千年時間里形成的文明演變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這個使命并不輕松。

華夏文明大多數時候處在文明輸入的狀態

相對于更加核心的東地中海文明中心，華夏文明的地位在長期的演變中都是比較邊緣的。

要想避免這個考驗，重構歷史體系，首先要打破虛榮心，承認即使在非常遙遠的文明初創時代，華夏文明曾是最佳狀態的時代，比起更加核心的東地中海文明中心來說，它的地位也是比較邊緣的。在以后的長期演變中，大多數時候處在文明輸入的狀態，中亞和印度對東亞文明的輸出要多得多。雖然交流是雙方面的，但雙方是不對等的，中心地區始終輸出更多、輸入更少，邊緣地區始終輸入更多、輸出更少。這個格局不是哥倫布發現美洲以后形成的，不是鴉片戰爭以后形成的，也不是帝國主義撤出東亞以后就能夠獲得平等了。實際恰好相反，帝國主義撤出東亞的直接結果是大大削弱了核心區對邊緣區的輸出，最大受害者是邊緣區本身。

這個過程“一戰”后就開始了，大家可以回顧一下《九國公約》和華盛頓會議，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和精英階級以為利用戰勝國的機會，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中國就可以獲得跟歐洲國家相匹敵的地位，結果是什么?中華民國實現了它的目的，強迫英國和日本撤退，直接結果是放縱了蘇聯勢力——在英日撤退的地方，蘇聯迅速派來它的戰友們，導致條約體系在遠東的全線解體。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華民國憲法體系自身就無法維持了。這點很容易理解，在沒有殖民主義的狀況下，要么是成吉思汗、多爾袞這樣的人，要么是張獻忠這樣的人，也許兩種人一起來，無論如何是不會有憲法的，哪怕是拉美式的不完美的憲法。中華民國之所以有一部名義上的憲法，靠的是殖民主義在東亞的余威，能夠遏制惡秩序輸入進來。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個秩序之后，一定會有另外一種替代。考慮選擇什么秩序時，首先要考慮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哪幾種秩序，有可能產生哪幾種秩序，新生的秩序是否足夠強大到替換原有秩序。

中國近代史，按照革命史觀來說是民族主義驅逐帝國主義、無產階級推翻壓迫的歷史。如果按秩序和文明輸出的結果，殖民主義在“一戰”遭到嚴重削弱后撤出遠東。遠東真正的意義是什么?不是驅逐殖民主義，而是依靠殖民主義的秩序輸出，模仿學習，逐步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義的撤退打斷了模仿學習的過程，如此才有共產主義的迅速輸出。在自發秩序還不夠強的地方，如果堅持殖民主義邪惡或者必須驅逐出去，很可能連起碼的國家門面和象征性的文明體系都沒法維持。1920年代的中國一步步陷入了這樣的體系，因為企圖驅逐的結果是切斷了輸入源。切斷以后，自身制血能力不足，導致更加嚴重的真空狀態。真空狀態下，要么自己產生破壞者，要么吸引其他破壞者。

我們須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話語體系

重新認識和定義自己的使命才能在社會內部重新發掘出產生和維持秩序的真正力量。

西方產生自由和憲政的條件是在其歷史早期(相當于孔子時代)通過各國體系相互博弈，各個邦國、各階級之間幸運地形成了權力平衡。中國的問題不是說太落后而沒有發展到自由憲政階段，而是太先進，已經略過這個階段進入各階級和各邦國被大一統權力毀滅的狀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樣的社會沒有自組織能力。一旦實現自上而下的管制，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聽任社會解體、無政府狀態出現、各種暴力團伙相互爭斗。

所以現在我們非常矛盾，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話語體系，不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就得違心地接受話語體系指定的前途，可這個前途只適用于跟我們情況完全不同的社會。使用錯誤的話語體系就像給自己吃毒藥。現在好像還沒有幾個人真正承認自己話語體系的根本性錯誤，盡管所有人都已經感受到在運用話語體系的過程中，把自己推到了越來越矛盾的地方，不得不修正詞的含義，以打補丁的方法勉強自圓其說。

我們所在的社會因為得不到適當的解釋體系，聰明才智和創造力都會用到錯誤的方向，積累的資源會漸漸進入到毀滅自身的途徑。過去幾十年大家都采取“拖延論”解決問題，但在可預想的未來，不可以再繼續拖延了。繼續拖延，最好的結局頂多是錯過時機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甚至連這一點都不能有效地指望。通過不影響整個話語體系的局部修正，用錢和非正式交易能解決的問題，在過去十年內已經解決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么推翻整個話語體系，重新認識和定義自己的使命，在社會內部重新發掘出產生和維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要么順著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腳的話語體系，把自己引向絕對的危險。

2013-07-23 10:2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