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美國報閥魯斯

簡體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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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報閥魯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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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定決心，不管魯斯如何利誘我，絕不進時代公司當編輯。后來，他來找我，希望我加入《財富》“支援”達文波特，意謂著我將接管所有的計劃、進度，以及監督雜志作業的工作，而達文波特仍然是名義上的“主任編輯”。我則不為所動。好萊塢的生活方式不適合我，于是我毫不遲疑地謝絕。
　　然而，我也明白魯斯并不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他其實是更耐人尋味的人物——他可說是個中國人。我想，魯斯并沒有注意到他處理人際關系的模式。他辦雜志那一套簡直是出自東方傳統政治，制造黨派斗爭，在位高權重的人士間挑撥，鼓勵年輕人來找他但不可讓他們的上司得知——讓內斗愈演愈烈，互相猜忌、對立。
　　魯斯會成為這樣一個人，和他的出生背景有關。他是派駐到中國的傳教士之子，在中國內地長大，同伴都是中國小孩。因此，塑造魯斯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他回到美國，進入耶魯就讀時，已經是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自知（或許不知道，因為這人不善于追憶），他的人際關系、管理風格和那一套體系，正是中國統治者的權謀——雖然不直接視事，卻不斷地制造官員間的摩擦、分化，以及互相對立的人際關系，以保障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威脅。我認識的美國人或歐洲人，若是像魯斯一樣成長于中國農村，和他實無二致。有時候，我不禁驚異羅斯福總統的管理風格也是如此。這該歸因于他的外公——一個在中國行商的美國人，也是羅斯福那喜歡弄權的母親最崇拜的人。
　　1940年以后，我很少見到魯斯。他再度來找我合作，則是有個特別的計劃，希望我提供一些建議。在50年代初期，魯斯很想辦一本有深度、高格調的雜志，以季刊或雙月刊的面目出現，主題包括哲學、宗教、藝術、歷史、科學和文學等。企劃書已經由他手下的資深編輯擬好了，正是到了決定要不要投注人力和資金的時候。他預料這種雜志一定沒有利潤可言，把錢花在這樣的計劃上是否合理？這是他在1952、1953年間的疑問，于是來找我，問我的意見。
　　在那個時候，我已經做過很多類似的工作。事實上，我的第一份顧問工作就是在1940、1941年間分析某家報紙的創刊計劃：《時代》有一群編輯，在主任編輯英格索爾（RalPhIngersoll）的領導下，決定在紐約辦報——辦一份“認真嚴肅、具有革新意味的小型報紙”，希望我的朋友提供財力上的支援。而這幾個朋友在投資之前也請我分析這項企劃案。那時，我已經知道，任何一種出版刊物是否能成功，第一個要考慮的，不是資金，而是編輯作業——編輯方向是否正確？如果是，提出這個企劃的人是否能勝任編輯的工作。之后，再來看數字方面的問題。所以，我那一群財力雄厚的友人請我看一下英格索爾的企劃案并分析將來的財務前景。我則以他們的編輯計劃作為分析的重點，回去跟他們報告：“編輯方向大抵正確，但是提出企劃案的人無法實現目標。”我的友人于是決定不支援該辦報計劃。于是英格索和他的同事另找了一些支持者，并以《午后》（PM）為名發行。不管就編輯或是資金方面而言，這份報紙后來都成了報史上的一大失敗。
　　幾年后，同一批人又找上我了，這次的企劃案是《科學的美國人》（ScientificAmerican）。編輯方針很對，就創刊時機而言，正是再好不過了，除了魯斯早期辦的雜志，我還沒見過像這樣合乎閱讀大眾需要，并能迎合他們新覺醒的意識。提出企劃的人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且有能力實現。我因此建議友人可以大膽投資，取得比原來預定更多的股份。很快地，《科學的美國人》在編輯和財務方面都有相當杰出的表現。
　　因此，魯斯上門請我幫忙時，我已經有相當經驗了。如同往常，他已經對我研究一番，知道我為《午后》和《科學的美國人》做的分析。他跟我說：“我之所以請你協助，正是因為知道你在審查一份新的刊物時，是不看財務數字，而是看編輯方針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希望你能提供我一些意見。”
　　魯斯的企劃案很有意義。在所有主要的知識領域，已有很多第一流的研究工作，但是旁人卻難以得其門而入，偷窺一點名堂。那時，受過教育的人愈來愈多，對所謂的“美國心靈”（AmericanMind），大家也愈來愈感興趣。但是，我看了一下大約5本樣本的大綱后，發現這份刊物強調的特點——“從美國人思考角度出發”，卻消失無蹤。有一本看來像是模仿1850年的《愛丁堡評論》（EdinburghReview），另一本則類似1913年的《法國新聞論評》（NouvelleRevueFrancaise），還有一本像是1925年的《新德國評論》（NeueDeutscheRundschau）。
　　這幾本不只是模仿之作，簡直是19世紀歐洲的刊物，一點美國的特色都沒有。過了幾天，我不禁思索起這個現象——所謂大眾的“自由主義的文化”這個基本概念是不是根本和美國特質隔隔不入，或是已在20世紀中葉失去意義？從另一方面來說，《科學的美國人》、《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Today）、《紐約書評》（NewYorkReviewofBooks）、《科學》（Science），和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Institution）出版的雜志之所以能夠成功，不就說明魯斯企劃案中那受過教育的讀者群確實存在。但這些讀者有興趣的卻不是一般的“大眾文化”，而是特殊的“小眾文化”。因此，以上那些刊物的讀者群會重疊，或者說大抵上是同一群人。從美國開辦公共電視（PublicTelevision）的經驗，我們也可發現：其立意和魯斯想創辦的“高格調”雜志差不多，以同樣的人為觀眾群，但“文化”和“教養”的意義已有巨大的改變——所謂有教養的人將不只是在業余涉獵幾個領域，而是個專家，且是能使自己的專長和知識互相貫通的通才。對這樣的讀者來說，《愛丁堡評論》、《法國新聞論評》、《新德國評論》，或者是魯斯想創辦的雜志、美國公共電視，以及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三號廣播網（Radio3）都過于業余、矯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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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報閥魯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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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跟魯斯說：“這份企劃案很棒，不過晚了50年。此外，《時代》的人也無法勝任。我猜，你想尋找、鼓勵一些外面的作家來為這本雜志執筆，并以一般大眾為讀者群。但是你的專長卻是叫自己手下的人搞定，因此大有不同。”
　　魯斯仔細地聽了我的建言，說道：“我來向你請教，正因為我猜想到你會這么說。但打從一開始，我就夢想辦這么一本雜志。于是我想從《時代》那里撥出經費來辦一本美國前所未有卻應該擁有的文化雜志。不過，你說的沒錯……”于是，他放棄了這項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