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樂趣》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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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剌子模信使問題(1)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本篇最初發表于1995年第3期《讀書》雜志。——編者】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后,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于這最后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后,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后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么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并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霉,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么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志,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于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于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地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后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復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于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于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么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于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于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須說明的是,學者并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2)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里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后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于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像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面也沒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么我編什么,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伙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為什么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見了面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圣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里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只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于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只會起反作用。對于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只從誠實的一面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面來理解。扯到這里,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于,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愿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里,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后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么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余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后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沖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么。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里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制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里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么,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王小波 2013-08-19 15: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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