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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于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于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愿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這條定律，可以更貼 
切地解釋一些歷史現象。

　　現象之一：土匪種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農歷七月初五，南、贛巡撫王陽明向皇帝上疏，報告江西剿匪的戰果，疏中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王陽明說，各賊探知官府練兵，準備進剿的消息后，“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

　　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始而驚訝，繼而奇怪：土匪也種地？土匪為什么要種地？我想象出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為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為生的農民。那么，決定這種比例關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

　　現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河南土匪綁票，獲釋后，倫丁牧師寫下了關于土匪的見聞：

　　“還在商酒務的時候，有一天，一片濃重的陰郁籠罩了匪首和整個營地。匪首的一個下屬違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盤里，有些做法與在行軍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幾乎任何暴行而不會因此受罚。而在這里，在土匪地盤里，匪首們是很注重自己名聲的。正在受審的這個土匪以匪首的名義偷取了一條毯子。當消息傳到匪首耳朵里時，他暴跳如雷，命令馬上把這個該死的土匪宰了。這個土匪的許多朋友為此都來求見，希望他寬大處理，但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奏效。人被槍斃了，一切都已過去，但處決的命令卻令人耿耿于懷。好幾天里，營地里人氣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顯的郁郁寡歡。”

　　倫丁牧師本來對土匪的印象還不錯，但是：

　　“我們剛出土匪區，對他們的印象一下子就變壞了。他們無惡不作，燒殺搶掠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難以用語言形容。遠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毀，煙與火是土匪所到之處留下的最明顯的痕跡。隨著土匪隊伍的移動，遭難的地區實際上擴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處是濃煙、烈火、灰燼和廢墟。”

　　倫丁牧師對土匪執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盤里，土匪比警察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純粹的害民賊，另一端是純粹的保民官，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保護和加害的組合。那么，決定這種組合的，到底是什么東西？

　　最大化追求

　　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陜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后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的可搶。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愿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對象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干了。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匪變官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 中寫道：

　　“廣漢位居川陜大道，商旅往來，素極頻繁。但1913年以后，時通時阻，1917年以后，幾乎經常不通。不但商旅通過，需要繞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頭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軍隊通過，也要派人沿途先辦交涉，否則就要挨打被吃。后來匪頭們認為道路無人通行，

　　等于自絕財源，于是彼此商定一個辦法，由他們分段各收保險費，讓行人持他們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鹽收保險費五角，一個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販、絲幫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

　　“匪頭們鑒于普遍造成無人耕田和人口減少的現象，會斷了他們以后的飯碗，于是也興起一套‘新辦法’，用抽保險費來代替普遍搶劫。即每鄉每保每月與當地大匪頭共繳保險費若干元，即由這個匪頭負責保護，如有劫案發生，由他們清追懲辦。外地匪來搶劫，由他們派匪去打匪。保險費的籌收辦法，各鄉不一。北區六場和東區連山、金魚等場，是規定農民有耕牛一只，月繳五角；養豬一只，月繳三角；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地主運租谷進城，每石繳銀五角……如此等等。這樣一來，有些鄉鎮農民又部分地開始從事生產，逃亡開始減少，匪徒們坐享收益，沒有搶劫的麻煩，多少也有點好處。但是他們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錢財越多越好，人槍也是越多越好。這種分鄉分片自收保險費的辦法，總對他們有了限制，他們當然不能滿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險費的地區，仍有搶劫事件發生。地方首人(當然是袍哥大爺)去報知大匪頭，匪頭只推說某些兄弟伙不聽話，答應清查。有時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殺掉)幾個做個樣子，以表示他們的‘信用’。”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5%—10%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的性質頗難確定。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并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從功能看，土匪收費之后，承担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有時還殺幾個違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這筆錢又有點公共稅收的意思。

　　當然，本地狼驅趕外地狼，保護自己的地盤和羊群，并不意味著他們變成了羊群雇傭的狗。但是，狼與狗確實是近親，往往不易分辯。

　　譬如李自成。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義”時期，一路燒殺搶掠。《明史紀事本末》說：“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后來，連打了幾個大勝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意味天下莫與爭，”覺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盤。于是行為大變。“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李自成到底是流賊頭目呢，還是仁義之師的領袖呢？這個問題不好答。事實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團的好領導。作為暴力集團頭子，李自成始終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賊燒殺搶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進城后秋毫無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長期法酬的最大化。

　　官變匪

　　第二推想與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軍，召開整軍會議，確立了各派系軍隊“就防劃餉”的防區制。用大軍閥劉文輝的說法：“當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戰十六年，大多為此。”

　　劉文輝用了“獨立王國”一詞。當時四川的局面頗像戰國時代，六七個暴力集團的首領在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群雄爭霸。每個軍閥都有權在自己的防區內設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賦稅，不經該防區的軍閥認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過，由于爭奪激烈，防區主人頻繁變換，穩定程度比不上獨立王國，也比不上諸侯領地，倒有些像黑幫地盤。

　　劉文輝說，他“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有一個時期，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軍閥陳光藻說：“軍費一般是靠征收田賦，正稅不足，便行預征，有一年預征五六年糧賦的。到1935年(民國24年)時，有些地方預征田賦已到民國一百多年的。除了預征田賦就是普種鴉片，征收煙款，便設煙館，抽收紅燈捐。各軍防區還設立水陸關卡，征收過道捐稅 。”

　　除了預征之外，竭澤而漁的具體辦法還有田賦附加。據1934年對四川15個縣的調查，田賦附加稅有學費、縣志、被服、備丁等26種名目，附加稅額之沉重，到防區制末期，竟有達正供數十倍者。

　　這些軍閥的行為與土匪有什么區別呢？與同時同地的土匪比較，軍閥的搜刮似乎更加兇惡。土匪畢竟沒有“預征”，也沒有“附加”，惟恐竭澤而漁，斷了日后的財路。而軍閥恰恰追求“竭澤而漁”。這不是道德和名分問題，而是利害的施報問題。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蛋的政策，惡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還可以壯大力量。實施養雞生蛋的政策，將來未必吃得上蛋，雞也可能讓人家搶去吃了，眼下的營養不良又可能迅速導致潰敗。在這種格局中，竭澤而漁——標準的流寇行徑——便是最有利的選擇。

　　匪變民

　　依據血酬定律，再引入生產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在王陽明筆下，江西土匪從事耕作的背景有兩條。一條是官府創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鎮的防范越來越嚴，同時官府開始練兵，準備剿匪，搶劫的風險增大了。另一條是土匪數量在兩三年內增長十倍，從三千多人發展到數萬人，民眾貧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搶劫收益勢必下降。這兩項背景意味著：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橫行的地點和時代，又有被土匪綁票的親身經歷，他如此描寫土匪造就的環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鄉鄧縣說，大約從1928年到1933年，東鄉由紅槍會控制，西鄉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區因農民流亡，形成幾十里荒草區域，當時縣政府上報的荒地有四萬頃，雖然可能有夸大，但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我曾經進入荒區看過，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亂飛，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處處。”

　　試想，這幾十里土匪控制區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搶劫很危險，倒不如以打獵為生。這樣一來，土匪就開始向勞動人民轉化了。

　　據民國版的四川《溫江縣志》記載：由于張獻忠的屠殺，溫江縣境內“人類幾滅，劫灰之余，僅存者范氏、陳氏、衛氏、蔣氏、鄢氏、胡氏數姓而已。順治十六年(1659)清查戶口，尚僅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民國《簡陽縣志》卷十九，食貨篇：“簡州賦役，……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

　　溫江和簡陽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資源潛力足以供養數十萬人口。如此大片地區“概成曠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縣只剩下一二十戶人家，做什么營生好呢？此時，綁票或搶劫的搜尋成本很高，人質贖買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環境中，與其當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轉而當吃草的羊。

　　不過，土匪種地未必等于當農民。王陽明筆下的土匪自己結寨種地，同時也擄人種地，把他們當奴隸或農奴用。蒙元統治集團和滿清八旗集團早期也做過類似的事，他們用擄來的人口建立了規模可觀的奴隸和農奴制度。

　　亂世的農業生產者可能有多種形態，譬如軍屯，莊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態則有塢堡、山寨和土圍子，歐洲則有城堡和領主——都是眾多的農業生產者圍繞著一個暴力核心的社會組織形態。暴力集團的競爭和壟斷程度，對農業生產者的存在形態具有決定性影響。土匪要轉化為標準的中國農戶，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戶，都要以帝國秩序的恢復為條件，即以皇帝為首的軍政組織成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王陽明剿匪成功，恢復了帝國秩序，加大了當土匪的風險，提高了當農民的收益。于是，許多山賊下山投誠，轉化為農民，王陽明稱之為“新民”。

　　民變匪

　　第四推想與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后)幾乎全中國每一省都處在軍閥部隊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一干二凈，成了一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為了混一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

　　如果部隊潰敗了，或者將士兵遣散了，這些士兵就淪為無業游民。從民國檔案中可以看到，數以千計被處決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無業游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農民。其中，無業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

　　這種排序，恰好是生產性收益遞減的次序：農民有地種，只要不鬧天災人禍，就可能有一些生產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絕收，只好“以身為業”，去干苦力或者當兵，干苦力掙的工錢還算生產收益，當兵已經被看作“賣命”。如果再失業了，生產性收益徹底斷絕，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無業游民一無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搶劫能力者便淪為土匪。

　　在選擇排序上，當兵優于當土匪，因為當土匪的前途不如當兵，收入的穩定程度也不如當兵，死亡風險卻極高。我根據關東土匪的下落估算過當土匪的風險，“職業死亡率”超過38% 。

　　變法改制：從奴隸主到公仆？

　　第五推想是對第一推想的延伸。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么，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愿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降低保護程度的變法就不多說了，歷朝歷代推出惡法橫征暴斂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級官僚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潛規則替換正式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我們這里著重考慮更加重大的制度變遷，看看變法改制的終點能推至多遠。

　　據《清世祖實錄》(清世祖即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記載：“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同書卷二十說，入關以后，“俘獲人口，照例賞給登城被傷之人。”

　　“血戰所得”之類的措辭表明，當事人確實有以奴婢為血酬的觀念。正如前邊提到的那樣，滿族統治集團最初就像土匪一樣掠人為奴。稍后，他們又像強盜一樣，以圈地的方式掠奪了15萬至22萬頃土地，分給八旗將士，讓奴仆為他們耕種。 主子對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這種制度安排對主子來說很痛快，操作起來既簡單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辦理。

　　問題在于，奴仆可以偷懶，可以裝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還可能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1649年，奴仆“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1654年，“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從血酬的角度說，大規模逃亡意味著“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 制度設計的酬報和激勵功能喪失了。不僅如此，圈來的土地大量拋荒，“歷年并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紛紛當了土匪，這種結果未免讓人生出雞飛蛋打的感覺。

　　滿清統治者的初步反應是雙重的，有退讓，也有進攻。

　　先說退讓。順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后，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順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將前圈土地，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擊復辟的圈地行徑：“比年以來，復將民間田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自后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

　　再說進攻。順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規定：“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

　　這些法規初看很奇怪。奴仆逃亡，換來的不過是一百鞭子并歸還本主，而隱匿者卻要被處死，還要沒收家產。被株連的鄰居和村干部們也要挨一百鞭子，還要流徙邊疆。對逃亡者的懲罚，遠不如對被牽連者嚴厲。這種法規背后的計算是：奴仆像牛馬一樣是貴族立法者的財產，牛馬好不容易找回來了，總不能殺掉，那等于處罚財產的主人。而隱匿者卻是外人，無論處罚多么兇狠，立法者也不會疼。

　　對奴隸主來說，這確實是精明的計算。對天子皇帝來說，這卻是狹隘近視的計算。

　　在滿清厲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類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軍攻占河南，“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于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這種處罚窩主的方式似乎比滿清還兇狠，達到了“滅其家”的程度。這時，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為皇帝另外算了一筆賬，他說，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何必因為一個俘囚，牽連處死幾十人上百人呢？

　　當時，耶律楚材剛剛在中原建立賦稅體系，多一個百姓便可以多收相當于十幾元人民幣的稅，蒙元大軍的軍需就要依靠這些賦稅。為了那些二三流貴族的一點利益，破壞皇上的一片稅基，這種法律究竟對誰有利？

　　于是，“帝悟，命除其禁。”

　　幾經周折之后，滿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窩主免死，處罚減輕。同時又從根本上修改奴婢或農奴制度，規定不得虐待奴婢，毆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后來，租佃制漸漸取代了農奴制，逃人的問題自然也隨之消失。

　　我猜，兩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稅畝”替代，大量服勞役的農奴成了納稅的自耕農，這種大包干式的制度變遷，便可以解釋為統治集團對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樣，這種解釋也適用于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業，放松官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容許民間工業發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殺人和害人本身畢竟不是目的，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創造條件讓牛羊長大，調動它們長肉和繁殖的積極性。根據血酬定律，同樣是劫掠，對象價值一萬元，或者價值一億元，血酬的價值可以相差一萬倍。那么，創造條件讓對象發財，讓他們擁有幾十億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強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山東軍閥韓復榘的做法更令人大開眼界。何思源在《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中說，韓復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東地盤，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蔣介石釜底抽薪，拉拢韓的部下從內部瓦解他，又怕蔣介石布下圈套，使韓落入陷阱。

　　何思源說，韓復榘怕自己軍政內部日趨腐化，自己垮臺。他常常說要改革，不然就會垮臺。韓復榘請梁漱溟到山東辦鄉村建設，他說：“我不會改革，請梁來替我們改革吧！”韓復榘邀青年黨來山東，最后又想和共產黨合作，都是從需要改革的心出發的。

　　由此看來，為了收入的長期最大化，暴力集團的首領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敗。如此繼續走下去，暴力集團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從人民的主人變成人民的仆人呢？

　　我不清楚臺灣的經驗應該如何歸類。在歐洲歷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重金購買自治權的故事，統治集團出售“自治特許證”相當于長期血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權力也可以算作有償改革。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不流血的主仆互換雖然并不罕見，但是，變成主人的卻從來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國人民主要是農民，農民是一盤散沙，一粒一粒，互無關聯。那時候既無人大，又無農會，數千萬互無關聯的沙粒如何變成主人呢？變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農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

吳思 2013-08-19 16: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