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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語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法蘭西人凌空蹈虛，高路入云，進入了盧梭式的道德境界。他們進入了道德境界，道德則磁化了他們的符號世界。政治斗爭成為一場道德語言的競技場，政治話語成為道德磁化的首選對象。當政治詞匯的中立性被道德磁波擊穿，政治生活的殘酷性距離宗教生活的排它性也就不遠了。

　　早在那場國王審判案中，圣鞠斯特就曾使用話語轉換戰術成功地打破了當時的司法障礙。羅伯斯庇爾的發言也特別具有“魔力”，使得在場的贊同者與反對者一起進入“著魔”狀態，同時鼓起掌來。這一“魔力”，就是道德語言的催眠“魔力”。入“魔力”者又何止那些投票的議員？國王的法律辯護人德塞茲，甚至國王本人，竟也使用起盧梭式的道德語言！請看當時德塞茲在現場的這段陳詞：

　　 職責所在，我讀過讓·雅各·盧梭的這些論述：“無論是公布的法律，還是宣讀的判決，都不可能代表公意，因為公意之所以為公意，就是因為它從不針對某一具體個人或某一具體行動”。這就是路易剛才在欄桿前所說的話，這也是盧梭所說的話。O I

　　 由此可見，國王受審及處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理合法性的開始，也是斗爭的雙方同時接受道德語言的開始。１７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國民公會公布法令，強制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廢止帶有貴族色彩的“您”這一稱呼，代之以富有民粹平等氣息的“你”。同年１２月１２日《導報》載文呼吁：“每一件事物，即使語言，也必須按照共和制度來重新塑造。”從此，強制與自發并舉，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法蘭西語言符號的道德改造運動：

　　１、人名道德化：在１７９３年９月或在此以前，取革命名字的新生兒在數量上不超過總數３％。然而到了１７９４年，這一百分比在大眾參預高漲地區驟然上升，最高達６０％，最低亦達２５％。從家長社會成份看，也同樣能感受到底層社會對于新生兒命名革命化、道德化的濃烈興趣。在科爾貝依地區，這些家長的三分之一是農業工人，而在凡爾賽地區則大多是鞋匠、鎖匠、小商販和自由職業者。

　　地名革命化：１７９３年夏秋時分，改地名活動進入高潮。為數３，０００以上的市鎮一夜易名，如凡爾賽改為“自由搖籃”，沙多一梯也里改為“馬恩河畔的平等”。有些市鎮雖沿用舊名，但加之以“人民”一詞。還有一些市鎮，通過在自己的名稱中加入 “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對山岳派的擁護。其它如長矛—沙波、自由—小紅帽、阿恩—無套褲漢、無套褲漢港，等等。不曾改名的市鎮仍占絕大多數，約有３７，０００個，但以同樣方式修改了屬下的街區名稱。

　　２、語言全國統一化：革命初期，全國２，６００萬人口中有１，２００萬人不懂或不能正確使用法語，方言達３０多種。有議員說：“我們在語言方面如置身于巴比倫之塔”，語言障礙了巴黎的革命向全國擴展。１７９４年１月２７日，救國委員會發言人巴雷爾宣布廢除一切方言。他把語言統一提高到如此高度： “在民主國度，聽任公民不懂民族語言從而不能監督政府，無異于賣國。曾光榮地表達過《人權宣言》的法語，理應成為全體法國人的語言。共同的語言是溝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命因素，我們必須把它交給人民。”

　　３、語言風格平民化：就在法語挾革命之勢從巴黎向全國城鄉統一化推廣的同時，法語在巴黎卻在迅速地粗俗化、平民化。大眾政治參預的爆炸，不可避免地產生大眾語言的參預爆炸。自路易十四以來，法語逐漸成為歐洲的上層用語，以優雅典麗著稱。但在這一急風暴雨的時代顯然不敷眾用。大批村野俚語以語言風暴之勢，猛烈沖擊舊法語“雅致的鐵箍”。報紙上粗話滿篇，如《杜歇爾老爹報》上形容王后的這段用語：

　　 這只奧地利母大蟲到處被人們看作法國最無恥的婊子。人們公開指責她在爛泥中和仆人滾在一起，很難指明創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皺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駝背、患壞疽病的早產兒的是哪一位粗漢。O J

　　 在這場語言風暴中，最有貢獻者，是這些街頭道德的語言噴泉——民辦報紙。我們以當時銷路最好的《鐵嘴報》為例。《鐵嘴報》創始人修道院院長福什和邦內微爾，受盧梭《社會契約論》第四卷第七章啟發，他們認為，公共輿論的作用能保持道德。兩人突發奇想，在巴黎通往法蘭西大劇院的街道上樹起了一個裝有鐵嘴的信箱，承接民眾來信、建議、檢舉、揭發，綜合為一張報紙，名曰《鐵嘴》。他們寫道：“在長期沉思盧梭和馬布利的著作之后，人民確實需要一張‘鐵嘴’來表達他們的觀點，我們決定在全國每一個地區都建立一張‘鐵嘴’” （《鐵嘴報》１７９０年１０月號）。

　　《鐵嘴報》一度十分興旺。他們時常在報頭上刊登盧梭語錄，發表民眾學習盧梭教義的心得體會，或按照盧梭教義抨擊時政的文章。１７９０年１０月號那一期的另外兩篇文章，一封是一個猶太人來信抗議人頭稅，說人頭稅人人都得交納，太不合理，“只有耶穌和盧梭除外”；另一封是一個母親的來信，敘述她如何按照《愛彌兒》教育孩子，說她和兒子整天玩在一起，從不操心一點財產問題”，她兒子極其簡樸，“白天的衣服就是夜晚的被褥，到現在也不會猜疑任何一件事情”，云云。

　　盧梭思想普及到這一地步，以致革命與反革命雙方都在援引盧梭語言，頗似我國文革時期的語錄仗。當時法國人麥克東納寫有一本《盧梭與貴族》的小冊子，即注意到這一語言現象：

　　 革命與貴族都援引盧梭的權威作為頭條理由，這不是因為盧梭的政治著作，而是因為盧梭神話已經成為受教育階層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方面，新統治者與盧梭崇拜之間有著官方的合法聯系，另一方面，許多人則分別援用盧梭的權威或支持或反對統治者。比如，羅伯斯庇爾所接受的盧梭影響顯然超過其他革命領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盧梭的崇拜者，救國委員會里的其他成員也經常引用盧梭的名字O K。

　　 盧梭成了人民的“鐵嘴”，“鐵嘴”則成為語言暴力的絕好象征。道德邏輯的獨斷性，之所以能夠取代政治邏輯的兼容性，首先在于它獲得了語言暴力。雨果長嘆：“從人嘴這個火山口發射出來的一切熔巖，最為兇猛地吞食掉人類的一切幸福。”

　　２０世紀語言哲學揭示，語言具有軟性暴力的作用，它在表述人類思維的同時悄悄扼殺人類思維，故而出現這一語言悖論：“不是我們說語言，而是語言說我們。”歷史學家可以作證，早在這句警言被發現前２００年，法國革命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語言環境：“不是我們說盧梭，而是盧梭說我們。”人們走不出盧梭語言之幕，猶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膚。人們即使以援引盧梭來扼殺論敵，本身的語言—思維主體已在援引中被扼殺了一次。更多的政治異議者，在走上斷頭臺以前，已經被語言暴力殺死了。

朱學勤 2013-08-20 15: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