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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運動悄然興起（1）

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后幾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吳晗、錢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學。繼而，吳晗又以北平市軍管會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華大學和北平師范大學。至時，整個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國立大學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這年5月，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所屬文化接管委員會決定，北大、清華、師大等三所大學成立校務委員會，以委員會為學校最高領導機構，主任相當于原來的校長之職。北大校務委員會常委、主任湯用彤，一批親共教授如許德珩、錢端升、曾昭掄、袁翰青、向達、聞家駟等六人，另加講師、助教和學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為常委。北大的教務長是曾昭掄，秘書長鄭天挺，文學院院長湯用彤，理學院院長饒毓泰，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工學院院長馬大猷，農學院院長俞大紱，圖書館館長向達。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主任葉企孫；常務委員有陳岱孫、張奚若、吳晗、錢偉長、周培源、費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呂應中（學生代表）。教務長周培源，秘書長陳新民，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法學院院長陳岱蓀，工學院院長施嘉煬，農學院院長湯佩松，圖書館館長潘光旦。師范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任為毛澤東早年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的歷史老師、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隨著三校高層領導班子重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開了改朝換代后嶄新一頁。而這一頁書寫的第一個篇章，就是炮擊“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

1948年那個寒冷的冬日，吳晗奉中共高層之命派人勸胡適留在北大不要南飛，但胡適沒有聽從這位即將在中共陣營中躥升發達的前愛徒的勸說，毅然登機南行。到達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對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說過不止一遍的話：“吳晗可惜，走錯了路。”此話傳入吳晗耳中，吳頗不以為然，認為這位前老師腦子灌水，老糊涂了。當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蟄伏在西柏坡一間黑屋里的吳晗露出頭來，在乍暖還寒的陽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員的特殊身份，氣宇軒昂地接管、掌控了北大、清華局勢時，大有飄飄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對北大紅樓那斑駁的墻舍、老態龍鐘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吳晗驀然回首往事前塵，越發感到胡適南飛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對于“走錯了路”的胡適，中共方面鑒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響，仍希望其回心轉意，一頭扎進自己的懷抱，最好是以翻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淚趴伏狀轱轆到自己的套內。于是，中共采取雙管齊下的戰略對其進行兩面夾擊，具體操作方法是：一、繼續派人通過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開討伐，施以顏色。而以公開聲討為主，暗中動作為輔。決策既定，立即施行，時年70歲的白胡子老頭陳垣（字援庵），在炮火聲中蟄伏了一陣子之后，隨著風聲漸息，再度出山，披掛上陣，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準“胡走狗”的屁股打響了第一槍。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出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

……當我接到這封信時，圍城已很緊張，看報上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悵惆。記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于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你曾對我說：“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并且舉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一書為證。我不懂哲學，不懂英文，凡是關于這兩方面的東西，我都請教你。我以為你比我看得遠，比我看得多，你這樣對我說，必定有事實的根據，所以這個錯誤的思想，曾在我腦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親眼看見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區，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這條道路的時候，我想難道這許多青年——酷愛自由的青年們都不知道那里是“決無自由”的嗎？況且又有好些舊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話在我腦海里開始起了疑問。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運動悄然興起（2）

在兜完圈子之后，陳垣毫不猶豫地扣動了端在手中很久的二十四響駁殼槍的板機，一串子彈噴射而出：

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愿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于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我現在很摯誠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翻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的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再見吧！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在民國后期的學術界，就純粹的史學而言，堪與陳寅恪較勁匹敵者，陳垣算是一位。作為一個藥商兒子的陳氏雖沒有受過正規史學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奮，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國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歷史文獻學等領域皆有開創性貢獻，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20世紀20年代初，陳垣就被公認為與王國維齊名的世界級學者。1922年胡適曾斷言：“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而“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1933年4月15日，前來中國訪學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學術界名流發表了簡短的演講，其中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2]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陳垣與學界異軍突起的陳寅恪并稱為“史學二陳”。正是鑒于陳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學大師，又是輔仁大學校長，胡適于解放軍圍城的逃死之際，想到的第一個人不是陳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陳垣拒絕邀請，沒有隨其南飛，繼續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長。盡管此前胡、陳交誼篤深，且在五個月前還信函往還，但五個月后，陳垣竟像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如此痛快、絕情地與“我的朋友胡適之”決裂，說明政治形勢急轉直下，世道人心已發生了巨大裂變。

6月18日，在美國的胡適首次見到了陳垣的公開信，這是由友人送來的英文雜志FarEasternBulletin（《遠東通訊》，第2卷第22號，香港1949年6月4日）轉載的《人民日報》信文內容。胡適瞇著眼睛呈微笑狀粗略閱畢，第一個反應是“其第一段引我給他最后一信的末段（'48），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6月20日，胡適細讀了陳垣公開信英譯本，“更信此信不是偽造的（？），可憐！”[4]6月21日，胡適從6月15日的《華僑日報》上讀到這封公開信的中文本，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我讀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歲了，竟丑態畢露如此，甚可憐惜！”

盡管胡適在情緒上認定此信就是陳氏所寫，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認，而從情理上推斷，陳氏的思想轉變也沒有如此快捷，因而對于信的真偽，胡適又在心中打起鼓來。到了6月24日，胡適又找來公開信的中文本，仔細閱讀琢磨后，在日記中載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學習’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得太過火了！”為了徹底查明此信的真偽，胡適還找來對陳垣熟悉、時正在美國的另一史家蔣廷黻，兩人商討后的結論是：“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余部分。”這個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結論，但對于善于考證且無證不信的胡氏來說，心中仍不踏實。

南渡北歸：離別（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運動悄然興起（3）

經過大半年的疑慮與思考，證之對中共新政權形勢發展的個人觀察，1950年1月9日，胡適下筆寫就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予以發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嘆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答復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針對公開信的內容，胡適拿出自己擅長考據的絕招，從文字語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語法結構、信文內容露出的漏洞、過失，及所謂宣傳色彩三個方面，不厭其煩地舉例歸納，強調此文是“改寫”和“偽造”的。最后，胡適得出結論：“這封《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思想自由。”

時勢運轉，風雨無常，常識都不是常新的，考證大師胡適對此文的考證索隱，可謂有對有錯。據后來此文的參與者交代，文章雖是由他人代筆，但確是出于陳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陳垣弟子劉乃和的弟弟，也是陳垣在輔仁大學的學生劉乃崇，撰寫了一篇《不辜負陳援庵老師的教誨》的文章，對當年這封信的公案作了詳細交代。劉文說：“有一天，陳老又讓乃和姐來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說他已經看到了新的社會，新的國家，讀到了新書，這都是過去沒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見所聞告訴那些看不到聽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適之，就隨國民黨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況。我告訴陳老，我在石家莊看見《新華日報》上刊登藍公武與胡適的一封信，他立刻說胡適走前也給我寫過一封信，說罷就取出給了乃和姐，當時陳老就與柴師（指柴德賡，引者注）、乃和姐和我們共同研究，決定也用公開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見所聞的新氣象寫出來。經過陳老反復講述自己的意見，并征求我們的意見，由乃和姐執筆寫出，再經陳老親筆改定。由陳老與乃和姐同去范文瀾范老住處，請他修改……”

繼此文之后，直接當事人劉乃和于1994年又發表一篇《陳垣的一生》長文，對這段公案披露道：“我們共同研究也想用公開信的形式，把他所見所聞的新中國的新氣象告訴還不知道的人。陳老讓我執筆寫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給剛來北平不久的范文瀾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報》以《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為題刊出。”二劉所言此信的出籠經過大體可信，只是對陳垣當時內心的探究較少，外人很難窺知陳氏真正的心理動態。信中提到的范文瀾就是當年傅斯年訪問延安時見到的那位號稱頭號馬列理論專家，時為華北大學副校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陳垣找范文瀾修定此信，除了兩人過去有一段交情，顯然的是懷揣向中共靠拢、表決心的算盤，其復雜的內心并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楚。但無論如何，陳氏這一步棋在當時的形勢下，似是走對了，由于率先對胡適這位昔日的朋友打響了隔海第一槍，盡管只打到屁股上，沒有擊中命門，令其當場倒地而亡，卻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重視和好感。后來，陳垣又經過一連串的杰出表現與鍥而不舍的向黨靠拢，終于在79歲的晚年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算是了卻了一件終身夙愿。

岳南 2013-08-21 09: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