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

簡體傳統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1）

[1]《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的開幕詞》，轉引李權興《胡適與唐山》，載“學說連線”網站2008年11月5日）。

[3]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胡適之先生的幾封信》，載臺北《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紀80年代始，學術界開始反思批胡運動并重新評價胡適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貢獻，如當年批胡的干將蔡尚思說：“解放后批胡適，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書。有的連他對白話文的貢獻也否定。我也寫了一篇，顧頡剛也寫了一篇，這個是事實，‘左’了。”［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蔡尚思談胡適》（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復旦大學蔡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說沈從文所言胡適不敢搞中國文化史似符合事實，因文化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書舊籍加上西洋的觀念來敘述一番，但物質就沒有那么容易，特別遠古與上古時代的物質文化，到了胡適時代非依賴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適對考古和古文字則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樣的文化史確是胡適很難勝任的。至于《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遲遲沒有寫出來，確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誤解，甚至遭到胡適對立面的嘲諷。由北京大學轉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黃侃老夫子，在課堂上談到胡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說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

盡管有這樣的誤解與諷刺，但成為“太監”的真正的原因，自是與胡適社會活動太多沒有寫作時間有關，絕非沈從文說的被馮友蘭嚇倒。與此相反的是，胡適壓根就沒把馮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惡評。1930年，馮友蘭把新創作的《中國哲學史講義》寄贈胡適請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說：“承你寄贈《中國哲學史講義》一八三頁，多謝多謝。連日頗忙，不及細讀，稍稍翻閱，已可見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興。將來如有所見，當寫出奉告，以酬遠道寄贈的厚意。”（《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杜春和等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顯然，這是胡適所說的面子話，他對馮的著作壓根就沒有看上，證據可從1950年1月5日胡適日記中找到：“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國哲學史》]，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幾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適又在日記中談到馮友蘭：“舊歷乙未元旦。……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國歷史評論》]要我寫此書英譯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譯]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即是他（馮）自己很得意的‘正統派’觀點（見自序二）。‘正統派’觀點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說，但此書分兩篇，上篇必須以孔子開始，力主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繼文王周公之業為職志’，‘上繼往圣，下開來學’。下篇必須叫做‘經學時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陳寅恪（審查報告二）說的比他清楚：‘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即所謂‘正統派’觀點也。”（《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這個日記當是胡的內心真實寫照，如果對馮著有所敬仰，想來是不會在私下作如是說的。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2）

[7]《訪問沈從文同志記錄》，轉引陳村《沈從文在1960年的談話：胡適實際上很淺薄》陳村注：下文來源于《“魯迅傳”創作組訪談記錄》。魯迅傳創作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電影局，天馬電影制片廠……原書為手工刻鋼板蠟紙的油印本。目錄4頁。正文201頁。日期。原文標點極不清晰。原文錯訛如“見介，馮有蘭，毛文水，邦閑，回文系，全只，張竹霖，一頂橋”等亦照錄。陳村……（南按：為方便讀者閱讀，在引用本文時已將部分錯誤改正，有的雖知原文有誤，但鑒于這是一篇發言記錄，本不置一駁，因而對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等不實之語未加改動——事實上羅氏未掌過燕大。另外，判斷不準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樣未動。）

[8]后來沈從文不承認他與張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適的力量，針對外界傳聞，沈說：“有人說我和內人結合是胡適作的媒，沒這事。當時我對兆和有好感。她那時是校花，學習好，長得好，運動也特別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沒說什么，就是寫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適，胡適說：沈從文我了解，他是個君子，是個好人。胡適說：大學師生戀愛結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從文給你寫信，是誠心實意的，他是個誠實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適當時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說，胡適不是我的媒人，說他多少幫了一點也可以。”[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沈從文談胡適》（1982年4月7日下午，與陳鐵健在沈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適手稿》，第9集，下冊，卷3，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70年印行。由該文所說“去年（1954）”中國大陸決定展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頁523）推斷，此文寫作時間應為1955年。

[10]阿憶《水木清華九十年》之八，（電視專題片解說詞），鳳凰衛視2001年播出。

[11、24]《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報》發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話加空話，確有一點神經病人在說話演唱的味道，蔡后來稱自己這篇文章確實是“左”了。顧頡剛反對胡的兩點，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對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辭傳》里有‘觀象制器’之說，說古代各種工具的創造都是圣人們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來的。有如渙卦上巽下坎，巽為木，坎為水，圣人看了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來了。我認為這種唯心的觀點太不對了，船當然是看了木頭入水不沉而想出來的，和渙卦有什么關系。這種思想和漢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說不定是他們的玩意兒。胡適見了這篇文章，就寫信來反對我，說觀象制器是易學里的重要學說，不該推翻。我為了《老子》書里說‘絕仁棄義’明是反對儒家的提倡仁義，說‘不尚賢’明是反對墨家的弊病已經給人看破的時候。胡適看了又來反對我，維持老子為孔子師的傳統說法。我本是跟著他走的，想不到結果他竟變成反對我。固然我所說的未必對，可是他自身卻‘寧可信而過，不可疑而過’了，這一個根本態度的轉變真使我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錢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對我說：‘真想不到，適之的思想會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標題是“胡適這個人”。開頭說：“胡適這個人，我在北京大學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個兩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獨尊；一方面卻很能夠低聲下氣，趨炎附勢的。所以我從頭起就沒有像社會上一般人士那樣的重視他。”接下來，沈氏列舉胡氏為人的卑劣之處：“胡適到北大時，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時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評議會，繼之便組織教務處，教務長一職，蔡先生本來屬意于胡適，但那時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贊成，有人揚言：萬一胡適當選，我要鬧一鬧。我聽見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說：他年青，學校方面應該愛護他，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結果馬寅初當選了教務長。但胡適因此對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說：尹默！我向來對于舉辦任何事情都是歡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讓我當第一任北大教務長，我是很不高興的。……一言以蔽之，他是個頭等喜歡出風頭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學問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過是借來作為出風頭的工具而已。剛才聽到頡剛說他的考證方法是從胡博士那里得來的，起初胡博士對頡剛疑古精神還嫌不夠，但后來又反對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實這種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適的專長，被人一學會，他就不足為奇了，便要打擊別人一下，才能顯出他別具神通，還是一種出風頭的技能。再就這一點深入研究一下，這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們的伎倆，完全一樣。……還可以說一兩件發笑的事，如果不是我親自看見聽見的，絕不會相信。一件是陳仲恕對我講的，他說他震于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里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來知道胡博士過于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時同張慰慈住在一起，他們書房里有一張在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的翻開來覆著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我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說胡博士是翻書著書。”正是這諸多頗為“神奇”的例證，才激怒了胡適并謂沈“是一個小人”和“下流的扯謊”。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為人為學看，令人詬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適從丁文江、秦景陽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幾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權史，連胡適本人也不免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適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載，沈、馬等人引進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吳虞）或借重（如王國維）之心”。（《胡適的日記》第392∽393頁，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查看這些日記，或許能從另一個側面透視兩派爭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國的政治形勢開始發生大的變化，海峽兩岸開始來往，羅爾綱從臺灣友人中知道胡適曾于1958年底出版《師門五年記》的事。當時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開始提筆追憶當年跟隨胡適生活、治學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聯書店將羅爾綱新寫的追憶文章與原書合并，以《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為名結集出版。其后，羅爾綱繼續寫胡適瑣憶，惜書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聯書店將羅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增補本）。在這個版本中，羅爾綱增補了這樣一篇文章，標題是《1961年何勇仁說他讀了我攻擊胡適的〈坦白狀〉》，文章說：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1961年8月16日夜譜記胡適給何勇仁信事說：夜里，有給何勇仁的信。

義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至今感謝。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來打憂，想能得先生的諒解。

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吧？

《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臺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師大對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國二十天，不及面辭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適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爾綱按：我于1961年并沒有寫什么《坦白狀》來批判胡適。我們以前知道當胡適于1961年11月心臟病復發入醫院，圍剿立刻起來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時還沒有停止。現在讀了這封信，知道當1961年就已經有人假造我寫的什么《坦白狀》來氣胡適哩！

岳南按：羅爾綱直到去世，在他所寫的“瑣記”文章中，沒有一篇提到《兩個人生》，更沒有提及他寫此文的心理反應，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來作為批胡樣板為自己解脫。

而在如上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給世人制造一種錯覺：羅爾綱未曾講過批胡的話，也未寫過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為氣胡適而捏造的。但事實是，羅氏的批胡文章白紙黑字已成為抹不掉的歷史的一分子，胡適向何勇仁提到“《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臺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這個“第二輯”就包括羅爾綱的雄文《兩個人生》，此點，想來羅爾綱是知道的。令人費解的是，羅氏直到去世也未寫過一篇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確實令活著的人如作者發出一種白云蒼狗，“人為何物”的感慨。

[14]《歐陽哲生講胡適》，第19頁，歐陽哲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適口述自傳》，胡適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魯迅《華蓋集·導師》，載《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適往來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數次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回大陸，并寫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談右派》一文中說：“記者離開北京那天，反右派運動正在開頭，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問我：‘你看，將來的演變，該是怎樣？’我說我也說不出來。”又說：“記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話來：他覺得一般知識分子雖說經過了社會革命的大關，但意識形態上還是和新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所謂‘過不慣’。依孔夫子的說法，即是‘或勉強而行之’；他們在下意識中，依然戀戀于舊社會的生活。這一回，毛主席的演講，就像經過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術，把他們下意識中的境界顯露出來了。凡是下意識中對于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過不慣的，那就是右派的靈魂。我們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識中，還潛伏著一種不安的情緒嗎？或者，記者不妨再補充說幾句：過去八年中，經過了若干回大運動，許多民主人士，都是保護著過關的，這回卻要自己來過關了。”（載《北行小語——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新中國》，曹聚仁著，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寫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終局》的文章，內稱：“記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終局。人代會罷免了右派分子幾位巨頭，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黃紹雄這些人的部長職位，該是最大的新聞，也是一般讀者所關心的大事。但他們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記者先前曾再三報道政府對于右派分子的處置，采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非常溫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國務會議罷免他們的前夕，周總理曾邀請羅、章、章三氏談話，把政府將罷免他們職位的決定告訴他們，他們同意這樣的決定。不過他們三人的態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鈞完全服從政府的判處，羅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認他是反黨、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說：“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國務會議，先后兩次，乃集思廣益之意。第一次，毛氏發言達二小時之久，邀請費孝通氏參加。席上，毛氏宣稱將召集右派分子會議（可能有一千人與會）。一方面，對右派分子表示感謝，因為右派分子，幫助政府提高了警覺，一方面也愿意幫助右派分子求進步云。席上費氏起立發言，自謂：第一感想，當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來；第二感想，還是十分興奮，國為毛主席鼓勵他的進步云云。記者的報道，或許可以替一般讀者解消一些疑問了吧，反右運動，便是這么結束了。”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補一文《再記右派分子的結局》，說：這些右派分子“并無‘造反’的野心，章、羅諸氏，最多也不過想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或‘副總理’，輔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說他燒了灰，也沒有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的痕跡，此語也有一部分是真實的。）至于艾青、丁玲、馮雪峰諸人的意思，也不過是想取文聯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領導地位，滿足了‘大丈夫當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說明白一點，乃是士大夫個人主義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會主義的，因而是反黨、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領導文化工作的人士，實在因為這個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過來，于是大學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實際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學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學社的領導人士，忽然自負以天下之重，覺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們身上，于是以影子內閣的領袖自居，也是勢所必然。而他們都在私生活上欠檢點，予人以口實，便垮下來了。……戲曲界知名之士吳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劇協領導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豐富的淫書淫畫，已見之于公開文件。他欣然就道，到東北黑龍江地區參加農場的勞動生活。海外論客，或許對于農場的勞動生活，看作是地獄生活；事實上，記者親身所見，那的確是使身心愉快的修養。佛家所謂‘苦修行’，庶幾近之。”又說：“至于全國各大學學生，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亂說一陣的頗有其人。北京有個有名的大學，列為右派分子的學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為異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但他們畢竟做了，行通了，我們又該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6）

再后來，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為題發表一文，謂：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勞動教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文藝界朋友，在北大荒國家農場鍛煉自己。說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論客就跳起來了，且慢，記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兒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了。”

對于曹聚仁自稱與魯迅的交誼以及在撰寫《魯迅評傳》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論，僅此論述知識分子勞改的北大荒為人間“天堂”，便可知胡適稱其為一個“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嘗謂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無德、無才、無行等“三無”人員，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徹底的體現。曾與曹聚仁合辦創懇出版社和《熱風》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說曹“住在自由之地，卻引誘別人跳火坑，真是老鴇的作為”。噫！

[20]《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胡頌平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適年譜》，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衛威講胡適》，沈衛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十冊，胡頌平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載《人民日報》，1966年6月3日。

[28]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載《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沒落》（縮譯本），（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臺北，遠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臺北《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轉引《何妨是書生——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5]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轉引《何妨是書生——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36]此文作于胡適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時，將離開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亞東圖書館1930年12月初版《胡適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