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波伏娃的《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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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國出版時,在社會上引起兩種極端的反應。“女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而是后來才變成女人。”波伏娃在書中提出這個著名的觀點,對這句話的進一步解釋——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命運,是男性硬安在她們頭上,用來限制她們的自由的——震動了很多人,也包括教皇。梵蒂岡把它列為禁書,而女性主義者則奉為至寶。書在法國上架第一周就賣出2萬本,完全超出了一本哲學著作的預期的銷量,迄今,它的法文版累計銷量已超過300萬冊,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與德文版的銷量也以數百萬計。

    到90年代,這部書傳到我國的時候,時間已證明它是“女性主義的奠基石”,這樣的評價把這本書捧到一定的高度,也很容易把一般讀者嚇著。然而不像它的名字,有時感覺像是看《國家地理》雜志,有很多生動且活潑的內容。波伏娃首先從動物的性生活講起,從蜜蜂和魚講到哺乳動物和人類,講到男女先天性的差異——“女人的甲狀腺比男人發達,內分泌紊亂影響了交感神經系統,所以神經與肌肉的控制會失常,這種不穩定性與缺乏控制,構成了女人唯情論的基礎。”

    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是它的理論框架。從生物學常識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婦女觀,從游牧民族的女人到母系社會、父權社會的女人,再到18世紀貴族社交圈,大革命后至她寫作本書時女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及其根本原因,還有文學作品中男作家對女性的態度。在第二卷中,她描述女人是怎樣從女孩變為女人,怎樣歷驗各種不同的處境(婚姻、母親、社交、妓女、中老年),在這些處境中受到怎樣的局限,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樣的方式獲得解放。

    如果這本書僅僅是講“女人的秘密”的話,可能喜歡的人還會更多一些。然而這其中蘊涵著一條清晰邏輯,所有的論據都指向那個名副其實的書名。前面提到,生理性因素導致女人缺乏穩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她們對世界的把握能力比較有限。波伏娃后面便講,這個所謂的生物學弱點是按照男性的價值觀呈現的,如果不是男性想駕馭世界,那么“把握能力”的概念就毫無意義。就這樣逐漸深入,波伏娃最終完成了她寫作本書的任務——發現女性為什么會成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的本性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是怎樣受影響的,人類是怎樣對待人類女性的。

    很多時候,波伏娃采用了存在主義的立場,就是從人的生存的角度探討問題。她從女性內部分析女人的角色,有學者評價說是最沒有遮掩、最無畏的描述。問題在于,她采納了一種近似男人(而非她自己的性別)的態度看待女性這個角色。在自序中,波伏娃講到一個例子,她很介意別人說她:“你這么想是因為你是個女人。”她自衛的方式是回擊對方:“我這么想是因為這是事實本身。”然而她自己也提到,男性在這個世界上,既相當于陽性也相當于中性(比如人們通常用“man”來泛指一般人)。那么,所謂事實的標準正是由男性制定的。她的語調冷靜,甚至顯得有些苛刻,談論女人的口吻,很多時候,看上去好像一個居高臨下的男人。而真正的男人是不可能這樣談論女人的,這件事可以這么來解釋,波伏娃把女性的地位比做黑人,那么在文明社會,除了黑人自己,沒有哪個白人公然敢說他們壞話,那就是他人品有問題了。一場巨大的感情波折還有周圍女性朋友所忍受的情感痛苦,成了她寫作本書的初衷。也是,正享受家庭幸福的女人都在家偷著樂呢,大概也體會不到“生為女人”的委屈吧。■

    寫作背景

    波伏娃的女性主義傾向不是與生俱來,在《回憶少女時代》中,她曾提到過對“另一半”的憧憬:“我們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強壯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與我一級一級地向上攀登。實際上,我是一個比較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給予。如果對方不如我,需要我拖著他,我會非常不耐煩。如果遇上這樣的人,不如過單身生活,不要結婚。我最重要的事業是擁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應該有助于而不是有礙于這個事業。命中注定能成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別于我的一類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許多,他保證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剝奪我的自主權。”然后我們知道,她在20歲的時候遇見了薩特。

    如果薩特不是那么風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會寫出這部著作。年輕時的薩特有個信念,就是大作家都是花花公子,如果他要想當大作家,也應該睡很多女人,也許還出于一個相貌丑陋的知識分子缺乏自信或怎樣,總之,他對受他的思想吸引的女青年來者不拒。波伏娃驟然察覺到薩特只是在為他自己而生活,在半自傳體的小說《女賓客》中,她寫道:“輕率信任的代價,就是她猛然面對一個陌路人。”然而對于這個法國最早進大學學習哲學的女學生之一,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這個世界上并不多。波伏娃被動地接受他的這種生活方式,和薩特建立了持續50年的自由情侶關系,他們各自都有另外的情人,并且分享彼此的情事。

    薩特似乎不那么吃醋,但波伏娃不是,盡管她必須在表面裝得很大度。為了保持與薩特的親密關系,她不得不去討好他喜歡的女人,而薩特棄如雞肋的女人,也會失去她的友誼。他們的一個女朋友比安卡曾經在1993年出版的《薩特、波伏娃和我》中指出過她的這種虛偽。大多數時候,薩特生命中的女人來得如走馬燈,但40年代,薩特的一次“出軌”有些不一樣。薩特去美國訪問,結識了布列東的前情人多洛萊斯,薩特對她很傷心,多洛萊斯來巴黎找薩特,他就打發波伏娃去郊區住。后來波伏娃去美國訪問,帶著找情人的目的,認識了那位被她寫進小說《名士風流》的作家情人奧爾格倫。

    薩特始終是這段四角戀的主導。多洛萊斯想來巴黎找薩特,波伏娃便去美國找奧爾格倫,1948年的那次,一開始波伏娃打算在美國呆4個月,但薩特担心多洛萊斯爽約,讓波伏娃兩個月后就回來,兩個月后,波伏娃回到巴黎,薩特卻告訴她,多洛萊斯還想再多住一陣。波伏娃給奧爾格倫發電報,說想再回美國找他,可奧爾格倫那頭還生著她提前結束旅行的氣呢,回了封電報說:“別來,太忙。”波伏娃一腳踩空了。

    這場四角戀讓波伏娃開始回顧自己與薩特相伴走過的20年感情歷程,為什么自己作為女人總處在被動地位。薩特啟發她說:“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長經歷就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你應該進一步分析這個問題。”這句話成了她寫作《第二性》的一個動機,其實在與奧爾格倫交往時,她已經有創作這樣一本書的沖動。她投入大量精力,查閱了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生理學、宗教學等學科的書籍,那時的波伏娃已經是出版過《女賓客》等小說的知名作家,但也總被人看作是薩特的跟班,寫作《第二性》是她體能所蘊涵的巨大能量的爆發。這是薩特從未關注過的女性主義話題,她博聞強識的能力,史詩般的敘述以及精辟的分析,使她多少擺脫了薩特的陰影。

    薩特對她精神上的影響仍處處可見,書中大量使用存在主義的分析立場,也是這本書的英譯本多年來有很大爭議的原因,兩年前《紐約時報》書評版的一篇文章說的就是這事兒,名字一目了然——《lost in translation》。英譯本的翻譯者是人類學教授,在美國的拉丁語學校學過兩年法語,對存在主義沒有任何了解,于是涉及到這方面的定義存在很多翻譯謬誤,而且擅自做過一些刪改。但由于版權保護的原因,新譯本一直不能出來。我國流行的中國書籍出版社的版本也是由1953年版的英譯本轉譯過來的,那基本就是double lost了。200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拿到了《第二性》的法譯中版權,由曾經參與編譯《法國文學史》的社會科學院專家鄭克魯翻譯,預計明年上半年出版。(萇萇)


三聯生活周刊 2013-08-21 16: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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