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 “官屠”刀鈍

簡體傳統

“官屠”刀鈍(1)
　　清末官場上據傳有三屠，張之洞為“士屠”，袁世凱為“民屠”，岑春煊為“官屠”。張之洞得名大概是因為他主張廢科舉，斷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凱則是因為鎮壓義和團，殺了不少大師兄、二師兄之類的團民；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卻是從他立志整頓吏治這兒來的。
　　晚清走到20世紀，吏治之濫，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貪污腐敗已經成為官場普遍的問題，原先制約腐敗的監察系統也已經失靈，而且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密折制度也無形作廢，滿朝文武，沒有人會為了貪污去上奏折打小報告。嚴格地說，朝廷所有的官都是買來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個好缺，也非花錢打點不可。想當官的人們，光花錢買官還不行，還要買缺，買了缺之后，想要早點做上官，還得買排隊優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級官吏都是買的，大家都需要早點收回成本，盡快贏利，因此對下屬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種“敬”，花樣出新，刮來的地皮雖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來打點上司，一層一層供上去，直到中央。這個時節，官員更換的周期也在縮短，凡是好一點的缺，輪換的頻率都非常高，有時一年不到就得換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氣還喘不勻就要張羅撈銀子，否則離任的時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時候許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貸買的官。
　　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肅清貪污，整頓吏治，不從制度的根本著手，無論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無效的。不過，就現實而言，貪還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時期，如果不反貪，改革很可能會變質，只是在反的同時，制度建設要跟上。客觀地說，個別封疆大吏的肅貪行為，對于所屬地方的“官場投資人”來說，的確是一場災難，一場跟別的地方比較起來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災，無怪乎人們要稱岑春煊為“官屠”。盡管如此，岑的反貪還是具有正當性。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岑的反貪，也是反給朝中的慶王奕看的，因為這個奕貪財好貨，已經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貪，實際上是間接打擊朝中的對手。不過，畢竟刀是直接砍到兩廣的地方官頭上，真正痛的，還是這些人。
　　以往，一上來就宣稱要整肅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實很多，不過這種宣稱多是博取名聲的一種手段，頂多三板斧下去，后來也就不了了之了。更卑劣的也有，是將反貪作為貪的手段，一嚇唬，孝敬就送上來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訣，說是對下屬得連罵帶嚇唬，一罵則皮袍人參來，二罵則珠玉鉆石來。像岑春煊這樣來真的人當然也不是沒有過，不過，大家可以利用各種關系，采用各種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層對他的印象變壞，讓他即使不鋃鐺入獄，也要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個深受戲劇“毒害”的女強人，有仇必報，有恩也必報，對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時半會兒難以消除。反對岑的人，無論是捅出經濟問題，還是桃色新聞，估計對“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無可奈何。
　　“官屠”不走（當然死了更好），官難不已，怎么辦呢？于是利害相關的人，大家湊錢，在香港開出賞格，有能使岑屠離開兩廣者，賞港幣百萬（那時錢很值錢，百萬已經不是小數目）。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辦法。當時，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緒，就是康有為和梁啟超。雖然朝廷實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業，但好記仇的西太后，卻一股腦地將戊戌以來所受的磨難和委屈，都算在康、梁頭上，硬是對他們不依不饒。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為首的保皇黨人，則在海外一個勁地詆毀西太后，鼓吹把權力交給光緒，聲聲都觸到了西太后的痛處，反過來更令這暮年的老太婆難以容忍。
　　于是，政治問題成為倒岑的突破口。雖然岑春煊跟保皇黨人素無瓜葛，但制造出他們之間的“聯系”倒也不是沒有辦法。有人取來梁啟超和麥夢華（保皇黨另一個中堅人物）的照片，翻拍后與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麥二人旁立，合成一張，然后將之流傳到社會上。那個時候，照相術傳入中國不久，人們對這種移花接木的把戲還不了解，于是海內哄傳，報刊紛紛刊載，成為一時的大新聞。自然，西太后老佛爺最終也知道了此事，而且親眼看到了那張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實行新政以來，明明是在翻戊戌的舊賬，雖然老佛爺不承認，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黨人，對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牽掛，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來往的，也大有人在。從某種意義上說，保皇黨人也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新政的設計和實施。五大臣出國考察立憲，最后的考察報告據說就是梁啟超做的。對于這些事，西太后雖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來在歷史上就欠著賬，已經行將就木的她，實在是沒有精力也沒有可能全然肅清康、梁的影響，所以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換一個角度說，西太后與光緒皇帝是政敵，雖然光緒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沒有把握讓這個三十多歲的人死在自己這個七十多歲的人前面，別人的預期是什么，不問可知。所以，人們為了“后那拉氏時代”的前程著想，跟保皇黨或者說跟光緒套套關系，也在情理之中。
“官屠”刀鈍(2)
　　恰是由于有這種“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與梁啟超、麥夢華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發怒。西太后也許可以不認真追究別的人與康、梁不清不白，但決不允許自己信任的人與政敵有牽連。于是，岑春煊被一紙上諭開缺晉京。
　　“官屠”的刀鈍了，最歡喜的當然是兩廣的地方官。大家又歡天喜地，付了一百萬港幣，該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國的官員也都松了一口氣，安定團結的局面繼續維持。可是，不知不覺地，新政，靠著腐敗官員操作的新政，卻越來越不成樣子，到處民怨沸騰。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點統治的合法性依據也丟掉了，沒有幾年，大龍旗就變了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