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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別了故園

　　1978年5月6日午前9點摘掉帽子。戴上帽子是在1958年5月6日午后3點。只差六 小時，便是二十年。戴帽是在成都市布后街2號省文聯小會議室。我坐中間，抱臂 望著宣讀人。心中不服，難免反映在臉上，所以當面被宣讀人罵成“九少爺威風不 倒”。摘帽是在金堂縣城廂鎮中學校大操場邊。我坐教室外石階上，低頭聆聽有線 喇叭宣讀，看不見宣讀人。心中快活，臉上不好反映出來。臉上只是皺眉蹙額，作 愁苦狀。深怕顯得快活，被有線喇叭看見了，惹得有線喇叭不快活。心中快活，這 是因為我知道從今后我可以一心一意釘木箱，不受刁難，不被虧待，不做那做不完 的義務勞動了。

　　我總是天一亮就起床。淘米下鍋后，叫兒子鯤鯤也起床。我坐在灶門前，一邊 添柴燒火，一邊課督鯤鯤英語。從1975年9月起，自編課本教他英語，迄至摘帽時 已兩年零八個月了。吃了早飯，我就帶著他去木器家具社上班，趕釘包裝木箱。每 只木箱的兩個檔頭都是他幫我做的。我必須每天趕釘出十五只木箱，每只工值一角， 這樣一個月才能掙得四十多元，維持生活。我很儉省，一日三餐之外，只抽廉價的 春燕牌香煙，鯤鯤幾乎沒有零食，縱有也不過是一塊糕餅或一塊鍋魁罷了，所以每 月四十多元已經足夠。為了釘出十五只木箱，白天做了，晚飯后還得去加兩個鐘頭 的夜班。夜班做了，回到家里，再教鯤鯤的英語夜課。夜課教了，他去睡了，我便 在燈下編寫他的英語課本。那些年的中學生英語課本只能算是左傾政治初級課本的 英譯，可笑之至，我不采用，所以自編。摘帽時，我已編到同時也教他到第七冊了。 后來總共編了十冊教他讀完。還有一本《片語ABC》編完了來不及教他，我們就告 別故園，到縣文化館去了。說是為兒子編課本，其實也是為我自己進修。就像古人 日日耕田夜讀書一樣，我們是白日釘箱夜讀書。我的生活是充實的。摘帽后，心中 也快活了，釘箱更有勁了。

　　可怕的是停電。電停了，圓盤鋸不轉，我領來的那一大抱原板就不能裁鋸成箱 板，只好坐等電來。等得不耐煩，便回家讀書。讀書心慌，讀不進去，惦念著電是 否已來了，便叫鯤鯤跑到社內去看。他若看了跑回來一路歡呼“來了來了”，我便 趕快跑去搶用圓盤鋸。停電，對月薪制工人說來，落得清閑，有的人還巴不得，而 對計件制工人說來，便是斷糧。白天停電，停幾小時，夜晚電來了，就得去加幾小 時的班。這樣，有許多次我都是做到半夜過了才回家，兒子一個人在床上等我，等 呀等的等睡著了。衣裳還未脫呢，看了心酸。

　　摘帽后第七天，何潔被放回家。她在焦山上金堂縣監獄拘留審查一年零一個月， 被人牽連的問題早就審查清楚，不成其為問題了。可是有那些恨我也恨她的官員， 挖空心思，羅織成罪，安心要把一個無權無勢無背景且無辜的“右派”婆娘置之死 地，并加以利用，以滿足他們派性斗爭的需要，硬是抵著不叫放人。現在放回來， 只是為了羅織得更周密，整得更慘。我與何潔都是幼稚的軟弱的知識分子，遇人總 往好處去看，遇事總往好處去想。我們以為四人幫時代總該要結束了吧。我們忙著 重整家園，做明天的好夢。

　　不錯。四人幫時代兩年半以前已經結束了。我們早就生在“華國鋒時代”了。

　　叫我們怎么說才好呢？四十天后，何潔再次被抓。上次抓是“拘留審查”，這 次抓是“逮捕”。逮捕的同時搜查了我家——這是文革以來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抄我的家。這一天的日記尚在，全錄下來，并在括弧中加以必要的注釋和文意的補 足。

　　［1978年6月21日夜］

　　　　潔于5月12日上午被放回家。在四十天的平靜和諧的家庭生活之后，今 　　日不幸終于來臨。

　　　　早晨，我與鯤鯤走后，她被叫到鎮革委內，宣布逮捕。隨即被押回家。

　　　　同時，何代表（本鎮第三段居民委員會主任）來社（木器家具社）叫 　　我回去。我萬萬想不到是為了此事。到家方知已出事了。如晴空雷電，使 　　我發呆。門外已擠滿無事閑人。室內正在搜查。此時是上午9點過。

　　　　潔已被銬。她說自己太天真，想不到會如此。我只好勸慰她，望她說 　　清楚后會回來，并望她相信黨的政策，端正態度。縱然不能回了，也要好 　　好生活下去，勿有輕生之念。

　　　　她說，她這一去，必然影響我的前途，叫我提出離婚。我說，影響了 　　也沒來頭。我就這樣勞動下去，和鯤一起等待若干年她的歸來。這是我的 　　真心話。我說了許多，都是重復的話。我強壓自己的悲傷，平靜地勸慰她。

　　　　鯤在社內不見我轉回，便趕回家來。鯤哭了，我叫他不要哭。

　　　　11點過，潔收拾行李完了，被押走。我扛著被蓋卷，送她至外北車隊。 　　上車前，又說了許多話。潔已失去冷靜，心中痛苦。我為她拭了額上的汗 　　（她雙手被銬）。送她上車。揮手。并跟著車跑出大門，到岔路口。一直 　　向她揮舞手中手帕。車遠去，看不見了。她（的車）向右邊的道路去了。 　　我向左邊的道路走回家。此時已正午12點了。

　　　　回到家中，鯤獨自一人在室內等我。到這時我的痛苦才涌上心來，站 　　不穩了。

　　　　夜晚，勛錦（堂妹）和柏奎（侄）勸解我。我這才知道明天縣上公判 　　（大會）。但愿潔早些判。要平安歸來，已絕對不可能了（這是我的估計 　　錯誤）。我等待她，無論十年十五年。但愿她能熬出來。

　　　　四十天的家庭生活，真像做了一場夢！

　　家被抄得亂翻翻。地板都撬開了。我一一收拾還原后，燒火煮飯。飯熟，我吃 不下，兒子也吃不下。空著腹，我說：“鯤鯤，走！釘箱箱去！”

　　想我自從1957年起，望了這么多年，天卻愈來愈黑。一黑十年，又亮，亮了又 黑，妻捕。黑了又亮，摘帽，妻歸。如今亮了又黑，再捕。這就是我個人感覺到的 “華國鋒時代”。我不知道別人的感覺如何。我也不想歸咎于某一個人。一個人只 是一顆鋸齒罷了。我得鐵化自己，不要讓人家把我鋸成一撮木渣。為此，我得拼命 干活。我家養著三只母雞，天天有蛋。我不能死于營養不良，當此光明遙遙在望之 際。

　　本鎮的和四郊的摘帽右派現在敢于互相公開交往了。他們每天在大東街一家茶 館聚會，互通消息。他們一些人去找縣委統戰部，一些人去找外地原單位。應邀， 我去那家茶館兩次。我要忙著釘箱，不能多陪他們。夜晚加班更勤。夏至到冬至， 我勞累致病三次。

　　縣委統戰部一位姓楊的工作人員找我去談了話。我說，我要求回原單位四川省 文聯。老楊說，去聯系過了，那里不要我。于是我死了心，決定終老故鄉。老楊說， 教中學，去縣文化館，隨我選擇。我選擇了后者。1978年12月20日，縣委統戰部正 式通知我：任縣文化館館員，行政二十二級。

　　這一天，女兒余蟬從成都外婆家趕來奔喪。她的外婆亦即我的岳母鄭雪華，在 省政協做財務工作。她老人家聽省政協的人說，我已死了，死于喜極喝酒過量。老 人家不知道我家喜從何來，從鐵窗內的妻那里來嗎？從不要我回去的省文聯那里來 嗎？

　　事出有因。本縣最近確實有一位姓金而不姓余的摘帽右派死于喜極喝酒過量。 我叫女兒余蟬快回家去向憂傷的外婆報喜，就說爸爸不蠢，不會去死。

　　我趕著把手頭的活路做完，一一交割清楚。12月22日，我向木器家具社岳社長 告別。社上送我一支自來水筆和一個工作日記本。我把自己的工具箱帶回家去。我 想那些工具，將來或許還有用處。我沒有想過從此我就算是弄對了。我知道，做一 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必須有憂患感。

　　1978年12月25日早晨，我不再煮早飯了。父子二人各喝一杯糖水后，我提一口 破箱，他背三個書包，出門去外北乘車到縣上報到。后來我寫了一首《故園別》。 結尾一段如下：

　　　　這該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不是我偶然地交上好運 　　　　像我這樣提著一口破箱回城去的 　　　　在中國至少有五十萬人。 　　　　曾經認為這黑該是終點站 　　　　哪知前頭更有遙遠的路程 　　　　我以微笑告別了歷史 　　　　手牽兒子跨出了柴門

　　　　　　　　　　　　1985年4月21日脫稿于成都

流沙河 2013-08-22 13:2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