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 農民“失語癥”的病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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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失語癥”的病史考察(1)    
  現今,中國農民的失語,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各種超額攤派來了,他們說不出話;貪污腐敗來了,他們說不出話;治安環境惡化,他們說不出話;農村道德水準下降,他們說不出話;賣血被傳上了愛滋病,被雞頭拐去了女兒,還是說不出話。被人在權錢交易的合謀下謀去了責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總該說話了吧?依然沒有,世界上只是多了幾個自殺身亡的農民。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農民,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大學生身份的孫志剛出事,恐怕還是廢除不了。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農民從來都是需要別人來代他們說話的,所以,現在也談不上是失語。這種說法雖說由來已久,但其實多少有點似是而非。自古以來,固然農民一直希望別人,特別是有力者為他們說話,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自己就不能說話,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們自己的活動半徑內。在傳統的時代,農民一直都是有話語權的,雖然并不充分。當然,農民的話語權是分梯度的,農民中的精英,鄉村能人和鄉村知識分子,說話的聲音最大;邊緣的精英,諸如教門領袖、幫會小頭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下,說話聲音也相當的響;一般的殷實農戶,只要不是特別內向,也有聲音。只有貧弱的邊緣群體才總是需要別人“代表”,或者是讓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讓邊緣精英代表,或者讓外面的別的什么人來代表。  
  在我們某些學者的習慣里,總是傾向于只把老實巴交、僅知道埋頭種地的人當成農民,而將其他的農村人口都歸為別的類別。說鄉紳的時候,把窮秀才也歸了進去,歸進去當然也無不可,但是別忘了這些窮秀才,其實也是農民,至少農民的屬性比較重一些。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分層與分類,顯然不能那么嚴格,跟我們古代的學科分類一樣,多少有點混沌的意味,具體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種面目。至少,農村里的窮秀才和識文斷字并進過考場的童生們(這些人的數量相當多),比如像洪秀全、馮云山這樣的人,絕對是有話語權的。  
  在傳統社會里,農民的教育、文化、習俗以及生活環境是渾然一體的。大體上,農民農業生產以外的知識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學校教育(私塾、鄉塾等),一是戲曲熏陶。私塾教育不僅給了農民識字的能力,還教會了農民禮儀,使得農民的婚喪嫁娶有了張羅和喊禮的人,更重要的是給了農民說事的道理。這種道理經過戲曲里忠臣義士、義夫節婦形象的催化,使農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什么叫做不仁不義,什么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用這些道理來衡量。農民之所以總是傾向于請鄉紳來調解糾紛,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鄉紳更加知書達禮,對這些道理懂得更多,盡管這些沒有做過官或者具有高級功名的鄉紳、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別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來調解,用的話語也都是一樣的。反過來,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嚴重違反了這些道理,那么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大狗叫,小狗也會叫,農民的嘴巴同樣是不饒人的,古代的農村社會,也有公共空間,也有社會輿論,別的不說,就是婦女們的家長里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農民的這種話語,雖然不能上達天聽,影響朝廷的政策,但對鄉紳卻是有作用的。鄉紳在鄉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農民對他們的擁戴,顯然,這種擁戴是跟鄉里道義有密切的關系,鄉紳絕大多數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民看不起。也可以說,即使沒有鄉紳出面,農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這種能力在平時體現為大型宗教和戲樂活動的組織,在戰亂年代則表現為結堡自衛,在其中,農民的話語是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的。另外,農民說的話在某些條件下,也能影響到外邊的世界,否則我們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過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設置機構專門采風。民間的聲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會影響到上面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由于新舊教育的銜接在改革中沒有做好,私塾被廢除之后,雖然并沒有立刻退出歷史舞臺,但畢竟在陡然的變化中走向全面衰落,鄉村文化的話語鏈出現了斷裂。加上民國以來戰亂和動蕩不斷,農村精英劣化,強權話語進入,傳統的禮法秩序陷入混亂,農民的說話能力開始大幅度退化。盡管如此,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仍然可觀。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權力真空狀態下,農村不僅出現了像紅槍會這樣部分由邊緣精英主導的民間自衛組織,也有大量傳統精英領導的聯莊會這樣的組織,對外來侵入的勢力還多少有點對話的權力。  
  中國革命在農村,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后者),在農村完成了顛覆性的革命。經過革命的風暴洗禮,新中國的建立也意味著農村話語的根本性變革。革命不僅僅是老的精英(從正常到邊緣的)退出歷史舞臺,邊緣群體進入中心,而且意味著農村話語體系的轉換。舊教育基本上被掃除干凈(只有少數地區以掃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來),舊的宗教、祭祀、戲樂性組織也基本上被新政權組織的宣傳團體和群眾組織所取代,傳統的禮法社會在革命的炮聲中徹底崩潰。在組織起來的農民中間,人們開始學會用新的話語,摻和一點過去鄉村道理的殘余,來解決彼此的糾紛,處理相互的關系。“同志”的稱謂,開始與“鄉親”、“老倌”以及叔嬸大爺、兄弟姐妹的稱呼混用;開會、發言、批評、表揚,這樣的新詞逐漸被農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充斥整個社會的革命話語,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公而忘私”、“斗私批修”、“大公無私”、“跟群眾打成一片”等觀念的頻繁運用,對遏制農村干部的腐敗,也的確有相當的作用。文革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的“四清運動”,盡管一度對農村干部的“四不清”問題(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風問題)進行了過篩子一樣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敗的農村干部,實如鳳毛麟角那樣的稀罕,查出的問題,不過是多吃了幾頓飯,私分了幾斤谷子,貪污了幾十上百元,就已經是大蠹蟲了。盡管那時的農民沒有絲毫的自由,但卻處在強烈的革命道德話語的氛圍之中,農村干部固然可以管,甚至關、打農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話語,有點“四不清”的問題,那么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當大。  
農民“失語癥”的病史考察(2)    
  農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徑之內,尚且處于失語的狀態,那么,無論我們有多少良好的愿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讓他們走向自治的。他們可以為了一斤豬肉放棄自己的權利,也可以像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剛剛播過的山西老夭頭村的村民那樣,以每張1800元的價格,賣掉自己的選票。因為事實上他們的話語里根本沒有“權利”這個概念,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投票權對自己意味著什么。我發現,在東南沿海的發達地區,某些卷入市場頗深的農民群體,雖然對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于市場的緣故,已經意識到了自身的權利,所以也有自組織的愿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組織)。而在某些偏遠的山區,比如湖南的平江,由于傳統的禮法體系尚有殘存,私塾還有生存空間,傳統的話語還有市場,所以傳統的民間組織也可以生存,在傳統的話語氛圍里,鄉村干部的行為也得到了某種約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農村,在宗教話語的氛圍中,在教的農民也可以依托教會,對他們利益相關的事情說點什么。事實上,只有失語的農民是無法自組織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組織了起來,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會大轉型之際,知識界所要做的,也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幫助農民走出失語狀態,讓他們用自己的話語,組織自己的自治,或者幫助農民以他們熟悉的形式,掌握現代話語。如是,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張鳴 2013-08-22 16: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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