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隨筆與時評拒絕“原始積累”

簡體傳統

拒絕“原始積累”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家英先生在一篇批評我的文章中認為：“將官僚資本等同原始積累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資本之余一并否定原始積累” ，“然而，在批判權力與資本結合之余，我們必須肯定原始積累的成就及方向”。“原始積累帶來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市場化、個體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資本流動加快、整體社會生產水平提高，民間資本上升等，這些都是原始積累的正面現象，需要積極地予以肯定”。
這種現象在內地比較普遍，當議論起當前的一些腐敗現象時，總有人會說：“原始積累時期嘛，免不了的。”的確，從學界到社會上，“原始積累”是個被弄得比較混亂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地說當地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一部電視系列片則把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稱之為“人類歷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積累過程”！在這里“原始積累”儼然成了褒義詞。另一部電視系列片在列舉了深圳當時的一些“缺點”，如現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對打工妹的性奴役現象等等之后，話鋒一轉，大談起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所謂“羊吃人”現象，說是那時死了“成千上萬”人。言下之意是：我們這點“代價” 與之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原始積累”一詞被人們認為出自馬克思。大家都知道馬克思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句話正被人從兩個方面來引用：過去人們為抨擊“資本”而痛斥它的“血和骯臟”，而目前更多的則是因向往“資本”而對 “血和骯臟”也見怪不怪了。馬克思書中的原始積累被看成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于是我們這里的原始積累也似乎成了“市場經濟初期”的理所當然。
這是個歪曲。馬克思從未把“原始積累”視為早期資本主義，他甚至沒有用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一詞！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講的是“資本構成不變時對勞動力的需要隨積累而增加”、“在積累進行中可變資本部分相對減少”以及“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的累進生產”等等。這里并未提到“搶來本錢做買賣”的種種行為。第二十四章是所謂“原始積累”，它開篇即明言“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即亞當·斯密所說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以前”之意，Pre vious accumulation即“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積累”。我國現行斯密著作中譯本多譯為“預先積累”，它與“最初的資本主義積累”完全是兩回事。馬克思以德文寫《資本論》時把英文Previous換成德文詞ursprüngliche(原始的)，它表達的仍是斯密的意思。因此馬克思明白地說，“所謂原始積累”并不是“貨幣轉化為資本，從資本生出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生出更多的資本”這樣一種積累，即它不是“資本主義積累”，它產生于尚無所謂“剩余價值”的那個時代，即“資本主義史前”時代。
馬克思之后直至二十世紀初的文獻中也沒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之說。列寧傳世著作中提到“原始積累”不下十次，也是沿用的馬克思的提法。如早期的《什么是“人民之友” 》中說：“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至少在英國有過……所謂原始積累……。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起來，則……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變(變為資本)，就要采取新的形式。”后期的著作中也強調“必須把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本積累和所謂原始積累區別開”。
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蘇俄在戰時共產主義條件下借“紅色恐怖”之勢實行“余糧收集制 ”，無償奪取農民糧食來供給蘇俄創業所需。為了替這種作法尋找理論依據，著名布爾什維克學者B.M.斯米爾諾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積累”之前先要有“所謂原始積累”的說法，認為“社會主義積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積累”，他稱之為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以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相區別。這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這一提法之始。這個“兩種原始積累”論很快為當時蘇俄理論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學》中使用不少篇幅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作比較。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新經濟學》，是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問題的著作，其中也有大量關于兩種“原始積累”之比較的論述。該書認為，正如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曾以搶來本錢做買賣的方式獲得前提條件一樣，社會主義蘇俄在國營經濟能按計劃經濟規律實現“社會主義積累”之前，也要先以強制手段“剝削”農民來建立國營經濟，這一過程“在同社會主義生產的關系上的經濟實質正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在同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上的經濟實質一樣 ”。唯一的區別是：由于蘇俄國家具有更大的強制與壟斷權力，因而其“采用非經濟的強制方法進行的積累”能力更大。同時由于蘇俄沒有可供“剝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對本國農民搞“原始積累”。所以蘇俄國家的任務不是從小生產——農民那里“拿得比資本主義從他們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后者“拿得更多”。
顯然，從斯米爾諾夫、布哈林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他們講的“原始積累”與馬克思講的一樣，都是在某種生產關系建立之前(而不是建立之初)的強制聚斂，即布哈林講的“過渡時期的‘超經濟’強制”。它與這種生產關系(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說：過去的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范圍之外的積累”，而今天蘇俄搞的原始積累是“社會主義積累”之前的事。之所以加上“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定語只是為了區分兩種“原始積累”的用途(是用來做買賣還是用來搞計劃)。然而，把“原始積累”這個令人聯想起“血和骯臟”的概念與“社會主義”相聯系總讓人覺得不舒服，于是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以后便不再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術語。到三十年代斯米爾諾夫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人作為托派被鎮壓后，這個術語便在蘇俄消失了。然而原先為與它相對而產生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一詞卻留了下來，而且為顯示資本主義的“血和骯臟”，它被使用得更頻繁，以至于取代了馬克思用的“所謂原始積累”一詞。
而從俄國人那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驅者，自一九二０年赴俄的瞿秋白始，便把俄國人創造的這一術語譯作“資本主義中‘最初積累’”。于是在斯密與馬克思那里本是“資本主義以前的”即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種種野蠻行徑，便成了“資本主義中”的東西。延及于今，原為市場經濟以前的即非市場經濟性質的一系列惡行，也被理解為市場經濟中(至少是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了！
總之，所謂資本主義積累就是在市場機制下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而所謂原始積累，按馬克思的說法，則純屬一些在邏輯上與市場機制無關的搶劫行為，諸如強迫勞動、圈地運動、獵奴與海盜行為、憑權勢強占公產、搶劫黃金等。顯然，這兩種積累之別是性質之異，而非數量之差。而資本主義與“原始積累”并無邏輯聯系，但卻有經驗的聯系：歷史上曾經發生過“搶來本錢做買賣”，即用非資本主義的野蠻手段創造資本主義的“史前”基礎的事。
即使如此，“做買賣”的時代也并非都從“搶來本錢”開始，而“搶來本錢”也并不是都去“做買賣”，用這些本錢搞壟斷和統治更順理成章。過去許多論述把“原始積累”描述為仿佛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必經階段，這在理論上與歷史上都遠非如此。如前所述，馬克思明言的“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 這一命題只是一個“假定”。英國經驗符合這一“假定”，但馬克思并未因此就把它上升為 “規律”——盡管他喜歡用這個詞是人所周知的。而列寧也只是說“所謂原始積累”“至少在英國有過”。
不僅如此，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寧經常強調的一點恰恰是資本主義發展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通過“原始積累”以強權與暴力剝奪小生產或侵占公產的“普魯士道路 ”(在一些場合列寧也稱為英國道路、意大利道路等)；另一條是擺脫壓迫與強權后的自由小資產階級公平競爭、經濟分化的“美國式道路”。據說這后一條道路能使“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生產力在工人和農民群眾處于商品生產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況下最迅速而自由地發展”。無論這一說法在史實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理論上表明這時的列寧并不認為“搶來本錢”是資本主義起步的“必然規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為了強調蘇俄當時進行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具有歷史合理性與道義正確性，“原始積累”才被抬到了“規律”的高度，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們在大講“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同時也就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規律”化了。
從史實而言更難把“原始積累”說成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必然階段”。姑且不論當代新興工業化地區(包括人們津津樂道的亞洲“小龍”在內)的經濟起飛并不是靠的“搶來本錢 ”(某些東亞國家的“專制資本主義”中“權貴資本”起著相當作用，這并非“東亞模式”的光彩之處，但這類資本雖在競爭中可占便宜，畢竟不是以暴力剝奪小私有者或竊占國庫為“ 起點”的)，就從歷史上講，如今發達世界中的北歐諸國、瑞士乃至德國都未經過什么原始積累階段，但它們的經濟發展卻后來居上，比搞過原始積累的諸國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積累比英國搞得更早更瘋狂，但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這兩國卻是落伍者，難以望英國之項背。南、北美洲本來都是歐洲人的殖民對象，而且十七世紀時南美的資源稟賦與發展條件遠優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積累也遠比北美的盎格魯撒克遜移民更厲害。但是新大陸后來的發展卻形成了北興南衰的鮮明對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體是持守勤儉創業、機會均等等新教倫理的清教徒農民，而南美移民的主體則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許狀的一伙權貴痞子，他們是精于“搶錢”而拙于“做買賣”的。
如果說市場經濟之前未必要經過“原始積累”，那么“原始積累”更不一定導向市場經濟。事實上，“搶來的本錢”不僅可能用來搞統制經濟，而且由于“搶錢”與統制都以強權為基礎，這種可能甚至比“搶來本錢做買賣”更自然。如今世人都知道前蘇聯人在從余糧征集制、勞動軍(即強制勞動)、強制不等價交換(所謂“貢稅制”)、強制集體化及“消滅富農 ”運動直到古拉格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付出了多少代價：僅因集體化而造成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大饑荒就導致約八百萬人餓死，而這兩年蘇聯為“積累”竟然還廉價出口了二百八十一萬噸糧食。一九二六-一九三九年僅烏克蘭一地就在和平時期凈減少了百分之十的人口！與之相比，英國的“羊吃人”是個文學上的形容，我們的電視劇作者望文生義地說是“死了成千上萬人”，實則圈地運動固然野蠻可恥而且給英國工農造成極大苦難，但并無大規模人口損失之事。蘇聯人(當然不僅是蘇聯人)為舊體制下的原始積累付出了遠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價。難道不正是為了不再受這種原始積累之苦，人們才義無反顧地走上市場經濟改革之路嗎？
因此即使原始積累真的是“進步的不可避免的代價”，我們也早已百倍地付過了。事實上，正是由于舊體制通過原始積累把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到“國庫”中，如今的某些國庫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監督的條件下輕松地從事“第二次原始積累”，把財富從國庫轉入自己的私囊。他們因此無須冒當年西方“原始積累騎士”所冒的風險——后者需要奪取分散于眾多傳統小私有者手中的財富，因此會面臨強烈的反抗。正是由于這一點，這一過程一方面成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積累過程，另一方面因其無須面臨反抗而得以“和平”進行，使一些人得以譽之為“最高尚的原始積累”！其實這種無風險的掠奪只是使他們比當年西方的“原始積累騎士”更具寄生性。當年這些“騎士”們雖不仁不義，但他們把農業社會分散的傳統財富集中為工業社會所需的要素資產，也算是完成一樁歷史使命；然而在前計劃經濟國家中，這一使命已由“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積累”連這點意義也沒有。
當然有些人會說，“第二次原始積累”雖已無變傳統財富為要素資產的意義，卻改變了要素資產的配置方式。還是有“搶來本錢做買賣”的意義的。
這就涉及到人文立場的問題。當前有些“人文精神”的弘揚者在揭示理想主義的同時似乎有種排拒世俗權利的傾向。正如八十年代那場“荊軻刺孔子”的文化批判運動于“激進”之余也有幾分滑稽一樣，如今那種不是針對權貴而是針對市井的“抵抗投降”呼聲似乎也是滑稽多于悲壯。有論者批評這種帶有紅衛兵情結乃至教主情結的“人文精神”，指出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為代表的本來意義上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一種弘揚世俗權利、贊美世俗生活的精神。這種真正的人文精神恰恰是與教主情結、神父傾向對立的。應當說這話確有道理。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人文精神失落”的問題今天不存在。事實表明，道德淪喪、惡欲橫流的確已經威脅到我們民族的精神活力。但造成這種危機的不是“做買賣”，而是“搶來本錢”。“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與其說是市場上的等價交換淡化了“終極關懷”，勿寧說是原始積累中的強權原則破壞了社會公正。正如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的那樣：“一切勞動產品、能力和活動進行私人交換 ”是“同以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系(自然發生的或政治性的)為基礎的分配相對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