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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這些年來在“文化”、“文明”之類話題下產生了太多的混亂。從80年代的“反傳統”到90年代的“弘揚傳統”，讓人頭暈目眩。從幾十種乃至上百種“文化”定義，到“文化是個筐，什么都能裝”的噱語，從堂而皇之的“原典精神”，到商業化運作的無數“文化節”，以及“煙文化”、“酒文化”、“鬼文化”乃至“廁所文化”等等，使不少人士對“文化”概念的濫用屢有批評，提出“慎言文化”、“泛文化等于無文化”，以及不要“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癢”等等。
然而在我看來，“文化”話題如今最大的困惑還不在于語義范圍的模糊，而在于論述邏輯的混亂。思想與科學的歷程中不乏這樣的例子：范圍不很精確的概念未必不能形成新知，但邏輯的混亂則只能把人搞糊涂。多少話語泡沫與“假問題”都起因于概念上的邏輯陷阱。
舉例而言，如今國人似乎已經公認婦女纏小腳為中國“文化”中的糟粕。然而倘若追問：纏足究竟有什么不好？據說是“摧殘婦女身心健康”。但辜鴻銘以昔日西方婦女的束腰陋習同樣危害健康來辯解，不也好象有幾分道理么？近日看到一則報導，說是今日西方女性時髦的隆乳術副作用甚大，無論是早期的石蠟注射，還是后來的硅膠、鹽水袋法，后遺癥發生率都頗高，甚至有造成死亡的案例。我不禁想到了辜老夫子，他如果看到這則報導，一定會更加振振有辭了。
的確，纏足與隆乳都是以人工夸張女性性特征來增加“魅力”的“整形手術”，而且后者對健康的危害并不小于前者。那么人們有什么理由在兩者中分高下呢？
老實說，在這種問題上我很愿意支持“文化保守主義者”。本人喜歡吃中餐，不喜歡吃西餐；喜歡律詩絕句與古風，不喜歡洋人的“樓梯詩”；……如果雷鋒叔叔與巴頓將軍搞競選，我也定會投那老做好事的雷叔叔一票，而不會去選那兇巴巴的老軍頭。但轉念一想，咱們還是遠離那纏足時代為好，哪怕那“文化”再可愛。其實道理很簡單：隆乳在今日西方是一種個人自愿行為，而過去中國的纏足（與西方中世紀的“貞操帶”等陋習一樣）則是他人強制施行的。正是也僅僅是由于這一點，如今即使在中國，強迫婦女纏足也不為法制所容這決不僅僅是個審美“文化”問題；而即使在西方，強制他人隆乳也是犯罪行為，同時那里假如有人喜歡給自己纏足，別人也許會視為怪異，但誰也無權干涉，因為這是她的權利！
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纏足與隆乳作為一種個人審美選擇，它是“文化”之別，沒什么優劣可比，更不能以一種“文化”強加于另一種文化的認同者，就象當年西方殖民者強迫土著人信基督教，或者清初滿族入關后強迫漢人“留發不留頭”那樣。但是，強迫還是自愿，是否尊重一個人為或不為某事的權利，則是有無人權之別，當然有優劣的普世標準來加以比較。改強迫之制為自愿之制，無論在哪種“文化”中都應當受稱贊，應當視為可喜的進步。傳統的纏足之所以被今人唾棄，固然也有時尚“文化”變遷的含義，但根本的原因還在于纏足的強制性危害了人權，體現了人類（不僅是中國人）野蠻時代的黑暗。廢止纏足與其說是“文化”的改變，毋寧說是人權的進步。離開了這一點，廢止纏足本身就談不上有什么“進步”意義。我們知道明清時代我國南方許多地區對婦女的壓迫并不表現為纏足，而是表現為役使婦女從事比男人更重的體力勞動，因此不僅不提倡、甚至是禁止下層婦女纏足的。“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詬厲之，以為良賤之別。”這樣的“放足”當然不是什么婦女解放政策。
清初滿族統治者在強迫漢族男子剃發留辮的同時也曾強迫漢人婦女放足，當時規定：若女子違法纏足，其父為官者要撤職查辦，兵民之家要處以杖刑40大板，再加流放充軍。并且實行保甲連坐，若有纏足而十家長不能稽察，也要打40大板，外加枷號一月。甚至該管督撫以下各級文官有疏忽失察者，也要交吏兵二部議處。然而漢人對此進行了堅決抵制，畢竟上述處罚還不像“留發不留頭”，人們還頂得住。于是到康熙六年，清廷終于不得不解除纏足之禁。這就是后人戲稱漢族對滿族“男降女不降”的由來。然而今天看來，漢人堅持纏足固然不再那么值得自豪，滿族統治者的強迫放足當然也與自由無關，而的的確確是一種文化壓迫。可見纏足與否（或者隆乳與否）是一回事，強迫還是自由又是一回事。前者事關“文化”，而后者事關人權。這不僅是價值判斷，而且也是形式邏輯判斷。
在《文化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我曾提到一種悖論：設若某甲性喜吃米飯、喝老白干，某乙性喜吃面包、喝威士忌，我們就說二人各自屬于一種“文化”，如果有一人群A 都象某甲那樣飲食，另一人群B 都象某乙那樣飲食，我們就名之曰文化A 和文化B。但如果某一人群C 實行飲食自由之制（即其成員可以自由選擇吃米飯或面包等等），而另一人群D 則厲行飲食管制，只許吃某一種食品（許食面包而禁米飯，或者相反），那么這兩者是否也構成了不同的“文化”（姑且稱之為文化C 與文化D ）呢？
顯然這兩種文化劃分是互悖的：在前一種劃分里分屬兩種“文化”的人，在后一種劃分里完全可以同屬一種文化：吃米飯者與吃面包者都屬于后一劃分中的文化C。反過來說，前一種劃分里同屬于一種“文化”的人，在后一種劃分中也會分屬兩種“文化”。比方說同為吃米飯者，如果他并不禁止別人吃面包，那他就屬于文化C ，如果他禁止，則屬于文化D。更滑稽的是：在前一種劃分的意義上提倡文化寬容、文化多元或文化相對論，就意味著在后一劃分意義上只能認同“文化C ”而不能容忍“文化D ”，即在這一劃分中“文化寬容”之類命題是無意義的。而如果在后一劃分中主張文化寬容（即認可文化D 的不寬容原則）或文化相對（肯定D 與C 各有價值，不可比優劣），那在前一劃分中的寬容、相對云云就全成了廢話。為了使“文化討論”有意義，在邏輯上就必須排除后一種劃分。這與討論者的價值偏好無關。你可以喜歡飲食管制，你可以說這種“制度”很好，或者說這種“規定”很好，但不能說這種“文化”很好，否則就沒法跟你對話了。
因此“文化定義”盡可以千奇百怪，但都必須以承認價值主體（個體）的選擇權為邏輯前提。即它只能意味著“我喜歡如何”，而不能意味著“我被要求如何”。我喜歡吃米飯和你喜歡吃面包是文化之別，但我被要求吃米飯和你喜歡吃面包，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喜歡纏足和喜歡隆乳，是文化之別，但強迫別人纏足和自己喜歡隆乳，就決不是文化之別。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是文化之別，但信仰自由和異端審判決不是文化之別。喜歡擁戴大賢大德和喜歡擁戴大智大能，是文化之別，但統治者的權力是否來源于被統治者的授予（即來源于后者的喜歡），就決不是文化之別。而只要不違反這一邏輯，“我喜歡如何”的現實邊界模糊一些也無妨。有人對如今濫用“文化”一詞很反感，如什么煙文化、酒文化乃至廁所文化等，但我以為在這方面不妨寬容些，承認不承認“煙文化”“酒文化”，無非關系到文化討論是雅一點還是俗一點，上綱上線一點還是雞毛蒜皮一點，但如果把自由、人權之類概念都弄到“文化討論”里（象如今一些“后殖民文化”討論者那樣），那就把“文化討論”弄成全無起碼邏輯可言的一堆廢話了。比方說，我們講滿清入關后強迫漢人剃發易服是一種文化壓迫，現在如果有人說，假如清朝當時不強迫漢人剃發易服那就是一種更嚴重的文化壓迫，因為他們把“自由”強加給漢人，或者說，漢人反抗剃發易服就是一種更嚴重的文化壓迫，因為他們想把“自由”強加給滿人。那不是胡扯嗎？
清初人民的反剃發斗爭是一種捍衛“文化”的斗爭，同時更是捍衛權利與尊嚴的斗爭。而辜鴻銘在民國初年以蓄辮著稱，他并沒有受到什么干涉，因此他的行為并不是在捍衛什么“文化”。這倒不是說蓄辮與蓄發有什么優劣之分，也并不是否認蓄辮代表一種“文化”。任何“捍衛文化”的斗爭首先都是捍衛自由的斗爭，即捍衛人人有選擇“我喜歡如何”之權利的斗爭。在已存在自由的條件下，人們“喜歡”的東西（如辮子之于辜鴻銘）無須捍衛就已經有了，而不喜歡的東西（如辮子之于其他人）又不值得捍衛，宜乎“捍衛文化”之說不知何所指矣。只有失去了自由的人們，即不能按自己“喜歡”的那樣作出選擇的人們，才有“捍衛文化”的問題。如喜歡蓄發卻被強制剃發，喜歡纏足卻被強制隆乳，喜歡吃米飯卻被強制吃面包，喜歡敬孔子卻被強制信耶穌等等。這時人們起來反抗強制，那就是在捍衛文化（同時也是在捍衛自由）了。
而在已經有了自由的地方，“捍衛文化”卻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說在信仰自由的時代，如果美國有什么人要強制普及新教而禁止天主教，強制普及西餐而封閉一切中餐館，人們會認為他在“捍衛美國文化”嗎？非也，人們會說他在侵犯人權，而且侵犯的恰恰是美國人而不是其他人的人權。換句話說，捍衛文化，就是要反對強制同化，而不是要強制反同化。恰恰相反，文化的捍衛者，必然是強制的反對者，即那些既反對強制同化，也反對強制反同化的人。由此產生的一個推論是：如今人們談論紛紛的所謂“文化霸權”是個真問題嗎？“文化霸權”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就是指文化強制，包括強制同化與強制反同化。當年西方殖民者強迫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清室入關后強迫漢人剃發易服，那是強制同化，也就是文化霸權。日本鎖國時代封建主屠殺國民中的基督教徒，東南亞一些國家統治者使用暴力來壓制華人在當地的影響，那是強制反同化，也是文化霸權。
但如果在自由的條件下，某種“文化”的“流行”是否也構成一種“霸權”？麥當勞、肯德基流行中國，中餐館風靡歐洲，這叫做文化霸權嗎？好來塢、迪斯科、爵士樂的流行呢？我以為不能叫。這與好來塢、麥當勞這些東西本身好不好是兩回事。
我本人很討厭吃麥當勞，但我女兒喜歡吃。我能以抵制文化霸權的勇士自居而指責女兒順從了文化霸權嗎？不能。相反，如果我因為自己不喜歡而禁止她去麥當勞，那倒有幾分“霸權”色彩了。假如我認為好來塢、麥當勞不好而希望別人和我一樣拒絕它們，那也只能通過努力改進國產電影和國產快餐以便使國人更喜歡這些產品來實現這一點。
霸權就是強權，它與自由構成對立，反霸權就是反強制、爭自由。至于自由竟爭中產生的優勢如果令人討厭，另起個貶義詞斥責一番也不是不可以，要說是“霸權”就會造成邏輯混亂了。這與前面提到的纏足和隆乳、米飯與面包之比是一樣的道理。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混亂：如今一方面大罵好萊塢的“文化霸權”之聲不絕于耳，另一方面外國的音像與信息業者卻紛紛對國人的“盜版侵權”興師問罪。畢竟商人不同于傳教士，（硬把商人捧成傳教士，這不知是貶低還是高抬了他們）他們對“保護”他們的版權看得比向我們傳播“文化”重要得多！若不是他們樹起這“版權壁壘”，國人對這“文化霸權”的接受程度不知會大上幾倍。即使他們這樣做了，我們一些人對盜版知識產品依然趨之若騖。近日國內出現了一篇被稱為“民族主義最強音”的文章，名曰《盜版有理》。該文引起國內軟件業者的強烈反駁，認為該文鼓吹的盜版只會損害“民族軟件業”。其實，該文真正的滑稽之處在于，它在反對“經濟霸權”的“最強”音之下掩蓋著“文化霸權幫兇”的重大嫌疑。美國人在版權問題上“苛求”我們的確是很“霸道”，但如果他們聽任潮水般的盜版光盤及其他信息產品充斥我國，這“文化霸權”不就更厲害了嗎？顯然，該文主張的盜版自由正是所謂“文化霸權”的集中體現。那么從“文化”的觀點看，人們是否有理由指責該文的作者是漢奸，而國外廠商倒是咱們的“民族英雄”呢？
當然，要說西方的文化霸權，的確也不是沒有。許多國際會議和國際論壇都規定只能用英文不能用中文就是一例。這種行政規定不同于消費者的市場選擇結果，是強制人們接受的。雖然這種狀況短期很難改變，說它是霸權還是有理由。然而如今一些人反的并不是這種意義上的霸權，他們甚至在“文化”上，即在“我喜歡什么”上是極端西化的。有些“說不”者公開講他們對西方的衣食住行無一不愛，香車華服皆大歡喜，唯一不能容忍的就是“西方的”自由、人權，——當然他們管不了也無意去管西方人，他們的意思是說決不允許中國同胞享有西方公民已有的那些權利，換句話說就是一定要讓同胞們低人一等！回到本文開頭的比喻，這些人顯然是欣賞隆乳而決不欣賞纏足的，但他們決不允許女同胞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他們與辜老夫子的區別，就在于辜鴻銘要強制（這樣說有些勉強，實際上民初的辜鴻銘已無可能強制，他的男蓄辮女纏足都只能是一種個人的堅持了）女同胞纏足，而他們則要強制女同胞隆乳！那么，如果辜鴻銘可以叫做國粹派，那些想要強制我們的女同胞象西方人那樣隆乳的人又應該叫什么？叫民族英雄，還是叫漢奸？
　

秦暉 2013-08-23 15:5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