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思想文論關于自由主義——在楊帆“思想討論會”的講演

簡體傳統

我認為在所有的主義中，大概自由主義是最沒有什么可說的，都是一些簡單的常識。
自由主義無須論證，因為它的本質是自由優先于主義。自由主義面臨的困難主要不是論證的困難，而是執行中的問題，因為自由主義承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它天然地就不想去駁倒什么公理。比如就社會主義而言，社會主義者一定要證明公有制優越，而自由主義者卻不需要論證公有制不行，因為資本主義從來沒有禁止過公有制，而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禁止私有制。你要說南街村很好，你到美國照樣可以去辦，當年歐文似的公社不知辦了多少，政府沒有禁止過，是它們自己辦不下去了。公社垮臺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但從來沒有人說是因為是政府禁止。
在經濟學上，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的區別從來不在于公有制是不是優越，關鍵是你讓公民有沒有自由選擇權。我不關心南街村是個什么樣子，也許真是一個圣人治理下的烏托邦，這種事情世界上多得很，在任何一個修道院里都能找到，也沒有必要去證偽，說有些東西實際上是很黑暗的，也許有的黑暗，有的不黑暗。自由主義是所有主義中最沒有主義的，它要表明的是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我寫了一篇文章還沒有發表，有一句話叫“世人皆知奴隸苦”，表達了人類對自由的追求。社會主義是需要證明的，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藍圖，需要有很高的智力去證明它，要證明是合理的，可行的。沒看過《資本論》的人，是不能成為社會主義者的。但是，自由主義者卻用不著去讀自由憲章，自由主義的信念并不取決于你是否看過自由主義的書。人們在追求自由的斗爭中，并沒有出現什么大部頭的理論著作，但在追求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很多大部頭的著作，比如《資本論》。
人們在追求到自由以后，又覺得自由很平庸，所以又出了很多自由主義的書。出現了比賽建構思想理論大廈的需要，這對于捍衛自由是必要的，對建立和實現自由并不重要。建立自由主義理論的唯一困難，是一個悖論，自由主義允不允許自由地轉讓自己的自由，這是無解的。自由主義的一個原則，只要不侵犯別人的權利，自己都是有選擇自由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愿意當奴隸呢？我并沒有侵犯任何人的自由，如果我自愿當奴隸主，那就要侵犯別人的自由。這是邏輯上的一個悖論，比如說寬容主義，對不寬容能不能寬容，相對主義本身是不是相對的，解構主義能不能被解構，最簡單的是希臘式的悖論，如果有一個說謊者說，我說謊了，你相信不相信？
這個悖論引起的實際問題是美國南北戰爭關于奴隸制的討論，奴隸制的辯護者說，南方的奴隸是自愿當奴隸的，奴隸制有契約基礎的；但是廢奴主義者同樣是根據自由主義的原則，他們無法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如果說自愿當奴隸是一個悖論，那么你不許人家當奴隸就等于強迫人家自由了，但強迫人家自由不同樣也是一個悖論嗎？說自由主義可以導致奴隸制，基本上是無稽之談，自愿當奴隸可以得出的結論和強迫人自由可以得出的結論在邏輯上同樣是荒謬。在現實生活中，拋開純邏輯，自愿當奴隸的比強迫人的害處要小得多，自愿當奴隸就是雇傭制，我愿意替人打工就替人打工。雇傭制也許不是什么好東西，但是絕對比強迫你自由要好得多。有句話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你之手而行，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強迫人自由的問題。強迫你自由，倒可以導致真正的奴隸制，是非常危險的。
所有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就是說自由主義主張自愿當奴隸，比如說馬克思批評的異化，就是指自由的異化，他要解決的就是市民社會中人們可以自愿地失去自由的問題。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人們自由地失去自由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自由，也就沒有自由地失去自由的問題，一切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都歸結到自由的異化，就是自愿地失去自由的問題。但在現實中并不是悖論，自由是最典型的公共產品。財富和權利都可以是專有的，一個革命黨可以以革命的理由，去強迫社會接受他的理想，為理想付出代價，惟獨自由主義者沒有這個權力。自由主義對人性的預期是那么低調，對人性的德性和自信層面要求不能太高，似乎是極其現實的，但實際上自由主義并不現實，所以自由主義在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成為人們的追求。實際上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成分也很高，實現低調的自由也很難，中國的問題就在這里。
徐友漁說中國人天然是社會主義者，實際西歐人也是，關鍵在于人們如果看到了自由競爭，就認為是很公平的，比如運動會，大家都歡迎。但是在現實中，人們看到的卻是贏者通吃，人們就會對這種競爭不感興趣。美國的社會主義為什么沒有市場，并不是文化差異，而是由于美國的起點就是公平競爭。與其說路徑依賴，取決于孔夫子、秦始皇，不如說我們在進入市場經濟時不平等，如果大家長獨霸家產，中國人就不喜歡自由競爭，中國人就會陷入民粹主義和寡頭主義的惡性循環，不公正的偽競爭和反競爭就會永遠存在。中國必須同時實行自由原則和公正原則。我是主張分家的，轉軌經濟學就是分家經濟學，是經濟決策權或交易權從集中到分散，如何分散，以及初始交易權問題。只有過渡經濟學不能回避初始交易權是否公正的問題，所以自由主義者第一強調分家，第二強調公平。這個問題在任何現代社會中，都不構成爭論，左右派看法是一致的，即使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是分家派，即使是自由主義者也是公平派。在俄國的沙皇時期，社會民主主義者是堅決主張破壞農村公社的，普列漢諾夫說，俄國就兩個階級，一個是作為剝削者的公社，一個是作為被剝削者的個人。自由主義者恐怕也很少有人說這種話。在分家公平這一點上，即使是俄國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堅持的，堅決譴責農村公社崩潰時的分家現象，后來和斯托雷平談判，之所以達不成協議，就是因為在這一點上不能認同。社會民主黨也主張無償收回，自由派主張有國家出面，低價贖買。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共同體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面對中國的現實，我也不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也可以說我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但是面對中國現實，我不反對自由主義。我反對的只有兩種東西，第一種是寡頭主義，主張不公平分家；一種是民粹主義，反對分家。我昨天和王小東說了，民粹主義不等于平民立場，它是一種整體主義，從俄國民粹派的歷史到目前在現代話語中，被公認的定義是一致的。如果是反對民粹主義，由自由主義者出面，不如由社會民主主義者出面，這更容易劃清平民立場和整體主義的界線。對寡頭主義的批判，與其讓社會民主主義進行，不如由自由主義者進行，這更容易劃清公平競爭與搶來本錢做買賣的界線。
在座各位所稱的經濟自由主義是不確切的，你們把經濟學中以減少公共選擇、減低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這樣一種思路稱為經濟自由主義。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如哈耶克，諾齊克，有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者是羅爾斯、阿馬蒂亞森、邊沁等，他們是針對已經有了私有制，如何限制它的問題，從來沒有人談論如何瓜分公有財產的問題。即使是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沒有人主張依靠權力瓜分公有資產的。雖然有些人使用西方經濟學中的詞匯，如交易成本、科斯定律，說產權的初始分配是無關緊要的，只要交易起來就可以實現效率最優，我已經澄清了這個問題，不能稱他們為經濟自由主義，也不能稱他們為自由主義右派。哈耶克也沒有給這些寡頭提供理論根據，他談的是如何保住自由，沒有談如何建立自由。現在國際思想界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這個新左派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以葛蘭西、盧卡奇為代表的西馬、新馬之類，他們在批判理性主義者這點上非常相近。哈耶克講理性的健忘，哈貝馬斯講理性的罪孽，一個是用經驗主義、一個是用浪漫主義來批判理性主義。
中國現在也許并不存在理性的健忘，而是更多的既得利益的健忘，這些東西和我們所說的權貴私有化并沒有什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