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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２０年來成就巨大，問題不少。成就最顯著的是兩塊，一是增量領域外資與民營的崛起；一是存量領域的農村改革，先是變公社為家庭農場，接著鄉鎮企業崛起，“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直到現在，改革成就很大程度還是靠農民，而存量中的國企這一塊則問題成堆。
農村改革為什么能搞起來？一是改革前體制對農民特別不公，二是農村改革由農民主動發起，上面認可，公共決策，起點平等。“平分土地”，這一條是成功的關鍵。土地永遠平均是不行的，但土地起點平均是必行的。搞改革，農民為什么積極？國企工人為什么消極？不是什么“文化”、“觀念”問題。講文化，城市比農村更“西化”；講觀念，城市比農村更“新潮”，信息也更開放，但農村是起點平等，而城市許多國企是窮廟富方丈，然后讓工人兩手空空地下崗，或者讓他們掏錢“買崗”。這就相當于在農村把公社的土地變成社長的莊園，把農民趕走，或者讓他們掏錢“買地”種。這樣搞法，工人不比農民更“保守”才怪了。所以２０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就是，存量改制要公正，增量投入要自由。而在增量領域自由也就是公正的體現，因此九九歸一，就是改革要公正，這不僅是道義問題，也是個可行性問題。
打個通俗的比喻：當一個舊式的宗法大家庭難以為繼陷入危機時，會發生是否“分家”之爭，即要否改革之爭，接著就會有如何“分家”之爭，即怎樣改革之爭。理論家總認為要否分家是大同題，但常識告訴我們，這樣的“大家庭”最容易激發人之間矛盾的不是要否分家之爭，而是如何分家之爭。
改革２０年來，“要否分家之爭”曾經很熱鬧，現在也還未消失，但已無關緊要。而“如何分家”之爭卻日益突顯。過去我們說不要爭論姓社姓資，現在又說不要爭論姓公姓私，我看很快地姓“改”姓“保”也不必爭論了——但公正還是不公正則是一定要爭的，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不要以為“要否分家”之爭平息了便大局已定，倘若因“分家”不公打將起來，會更難收拾。所以無論回顧過去。還是展望將來，我們都要高度重視公正問題。
不爭論姓公姓私，確切地說是不爭論“公”好還是“私”好，不是公私不分，更不能允許少數人憑權勢占公為私。不爭論公好還是私好，有人說是個少說多做的策略問題，但我認為這的確沒什么可爭的。市場經濟中的所謂“私有權”本質上是公民自由產權，它理所當然既意味著每個公民可以自由選擇“單干”，也意味著若干公民乃至許多公民只要各自自愿，也可以自由地合并資產、組織經濟聯合休，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命令經濟國家禁止私有制，還無市場經濟國家禁止“公有制”的。即如美國這樣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歷來就是各種“公有制”的實驗場，英國人歐文在這里搞“新協和村”，法國人卡貝在這里搞“伊加利亞”，俄國民粹派在這里搞“雪松谷公社”等等。只要是自愿而非強制，就不會受到行政阻撓——至于它們的經濟效益如何，內聚力能否持久，那是另外的問題。因此，問題不在“公”好還是“”好，而在于無論姓公姓私都有個公正與否的問題。公有制再理想，也不能用一平二調共勞動者產的辦法搞“公有化”；私有制再有效，也不能用以權謀私的辦法搞“私有化
過去“文化決定論”盛行，說是改革需要沖破”傳統文化”。其實，許多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最容易陷人的并不是什么“文化困境”，而是一種“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與之惡性循環。一種競爭若起點不平等，規則不公允，機會被壟斷，那就是“偽競爭”。偽競爭最容易激起社會上的反競爭思潮。這種思潮要求一個最高權威賜于人們“公平”而排除競爭因素。但這只是“偽公平”，至少在賜予公平者與受賜者之間不可能有任何平等。“偽公平”制度的危機又會產生對競爭的呼吁，但這種體制下的權力集中又易于引發新一輪的不公平競爭，如此往復循環，一個國家是否會陷入這種難以自拔的“怪圈”，不是由“文化”而是由變革方式的起點選擇所決定的，不管什么“文化”之下，“不公平的偽競爭”都是“反競爭的偽公平”之母，反之亦然。
隨著產權改革在我國的大規模展開，這種選擇的關鍵時刻已經到來。為了我國今后的長遠發展、這種改革應當確立如下原則。
管理改革可“集中”，產權改革要民主。實踐表明管理上的“民主治廠”往往是烏托邦，現代企業需要一長制與科學管理。但市場經濟可以讓產權持有者向企業發號施令，卻不能通過發號施令來建立企業產權，公共資產既然是公共積累，其“產權明晰化”就應當是個公共決策過程，產權改革要民主，而不能搞一長制。而現在有些人主張在管理上搞“經濟民主”，另一些人則主張在產權改革上搞一長制，這恰恰是非顛倒了。
產權改革的方式可“賣”可“分”，但決不能搞“黑箱交易”與“黑箱分配”，無論“賣”還是“分”，原則上都應當是公共決策，那種以減少“交易成本”為理由肯定“雙方交易”而否定“公共決策”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產權改革原則上應當是第一步通過起點平等或機會均等原則找到“最初的所有者”（應當得到資產的人），第二步通過市場競爭中的規則平等原則找到“最終的所有者”（最會利用資產的人）。股權適當集中或許是有利的，但原則上它不應在初始配置中、而應在二級市場中實現，股權起點平均或許是公道的，但原則上它只能意味著存量分配而不能意味著增量投入（即強制集資）。以下兩種弊端應當防止：一是在“有油水”企業中通過行政手段強調領導持大股；二是在“爛攤子”企業中強制職工出錢樸窟窿。
總之，產權改革勢在必行，改革方式必須公正，這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秦暉 2013-08-23 16: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