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謹慎政策和中國的少而精原則

簡體傳統

　　蘇聯的謹慎政策和中國的少而精原則
　　1956年10月波蘇沖突時，蘇聯被迫答應撤退在波蘭的軍事專家，[1]并在10月30日發表“關于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礎的宣言”，表示愿意考慮撤退在其他國家工作的蘇聯專家。[2]此事對在華蘇聯專家也產生了影響。在10月30日與尤金大使討論宣言時，劉少奇指出，由于對所在國的特點缺乏了解，“某些顧問提出的政治建議造成了不良的后果”。而某些地方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通常都歸罪于顧問，正是考慮到這種情況，中國從越南召回了除技術專家之外的全部顧問。說到蘇聯顧問，劉少奇強調，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培養當地國家的干部，“目前已經是他們返回祖國的時候了”。考慮到某些國家已經習慣于依賴蘇聯顧問的情況，劉少奇甚至建議莫斯科在解決這個問題時要表現得堅定果斷一些。[3]盡管談的不是在華蘇聯專家問題，但莫斯科了解到中國這一立場后的感覺是可以想見的。
　　實際上，中國聘請蘇聯專家的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改變。1957年2月6日陳云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談到，我們需要蘇聯專家，但有些部門過去請得多了些，以后要嚴格控制。[4]隨后國務院發出通知，批評某些部門聘請蘇聯專家并非必需，聘期也過長，規定“今后在聘請專家方面必須嚴格掌握精簡的原則，凡可聘可不聘的堅決不聘，凡能緩聘的堅決緩聘”。[5]中國改變聘請專家政策的考慮，一方面是從經濟角度出發，目的是縮減聘請專家的龐大開支。[6]另一方面，是對某些在軍隊和政府部門的蘇聯顧問有意見。早在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已經開始思考“以蘇為鑒”和不能照搬“蘇聯模式”的問題了，因此再保留大量可能影響中國政策方針或體制建設的顧問顯然是沒有必要了。[7]這一點在1958年7月毛澤東分別與尤金和赫魯曉夫的談話中充分表現出來。毛澤東指責在軍事院校的蘇聯顧問講戰例時只準講蘇聯的，不準講中國的，公安部的首席顧問工作調動不同中方商議等。但毛澤東又明確講，這些批評僅僅是針對軍事和公安兩個部門的蘇聯顧問，并不是針對經濟領域的專家。當赫魯曉夫提出撤走所有顧問的建議時，毛澤東表示反對，并主張把所有的顧問都換成專家。[8]隨后，中國政府逐漸確定了聘請蘇聯專家的新方針。
　　赫魯曉夫尚未離開北京，周恩來即將兩國政府關于蘇聯軍事專家在中國工作問題的議定書草案送毛澤東審閱。議定書規定：蘇聯根據中國政府請求而派來的軍事專家歸中國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單位繼續需要他們，應即改為專家，在雙方商定的期限內，繼續工作。[9]8月23日國務院通知：“各部門聘請蘇聯專家必須嚴格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只有工作上確屬需要的新技術、新專業和薄弱環節才可聘請專家，同時，要注意凡能聘請短期專家解決的，就不要聘請長期的專家，凡能夠幾個單位合聘的就要合聘。”[10]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再次聯合發出通知，一方面強調絕大部分蘇聯專家是優秀的技術人才，對他們應熱情相待，并虛心向他們學習；一方面重申只有在非聘請專家不可的部門和技術環節才能聘請專家，聘期以短期為主，一般不要延聘。[11]
　　蘇聯方面也加強了對聘請專家手續的管理。1958年12月蘇聯經濟專家負責人符明轉告中方，今后將嚴格按照派遣專家的新協定辦事。過去中方往往在聘期屆滿時才提出延期問題，蘇方為了滿足聘請部門的要求，一般都同意先把專家留下來，以后再補辦手續，今后使館就沒有權力這樣做了。中方要求延聘專家往往并非是工作十分迫切需要，今后最好不要再延聘專家。確屬非延聘不可的專家，希望在專家滿期前2-3個月提出請求，以便在專家滿期以前辦好延聘手續。[12]此后，中方進一步對聘請專家的專業、聘期、來華日期和聘請條件提出了嚴格要求，并規定了審查制度和相應程序。[13]
　　由于執行新政策，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數量逐年減少：1957年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14]再加上不斷有專家到期回國，從1957年開始，在華工作的專家人數更呈現下降趨勢。有材料說，1957年在華蘇聯專家共2419人，1958年為1285人。[15]如果與前引蘇方統計數字相比，則在華蘇聯專家1957年減少了694人，1958年減少了1134人。[16]至于1960年4月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總數（約1500人[17]）還多于1958年，其原因在于中國許多單位要求延長在華專家的聘用期。[18]
　　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在1957年以后聘請專家的低潮中，并非所有部門都減少了對蘇聯的要求，有些單位甚至還增加或新聘了蘇聯專家，這主要表現在國防新技術領域。1957年3月底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關于在特種技術方面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援助的議定書》，其中規定，蘇聯將派遣5名專家到中國，幫助組織有關專業的教學和講授噴氣技術課程。幾個月后又決定增設固體火箭、遠程控制(陀螺儀)、遠程控制(無線電)等3個專業，增聘控制專業2至3名專家。[19]為了幫助中國制造核武器，根據10月15日雙方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派遣了3名專家來到內蒙，進行核部件設計和生產廠的選址工作。[20]蘇聯國防部還決定將于12月下旬以兩列火車60個車皮載運P-2型地對地導彈及地面設備到中國滿洲里口岸站，為教會中國官兵使用和維護這些設備，蘇方擬派103人隨同前來，教學期為3個月。[21]1958年5月27日，周恩來致電赫魯曉夫：鑒于在研究試制和生產火箭武器過程中，保密工作具有重要意義，而中國又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決定請求蘇聯政府派一個保密專家組來華協助工作，為期兩年。[22]中國政府還要求蘇聯派遣一個由31名導彈專家組成的技術小組于10月內抵達中國，同樣工作兩年。[23]為了幫助中國建立大功率長波無線電發信臺和專用遠距離無線電收信中心，6月底和7月初，由蘇聯海軍通信部副部長列特文斯基率領的專家組6人，分兩批到達北京，協商勘察建臺選址事宜。[24]7月12日聶榮臻復電在莫斯科的李強：經中央批準，在榆林建立水聲學研究站所需設備請蘇方供應，費用由中方支付，但“建站技術及研究工作請蘇派專家來我國具體指導，所獲資料可互相交換。”[25]到1959年，中國對國防新技術專家的需求越來越迫切。1月27日要求聘請13名國防專家，6月24日要求聘請195名軍事專家，9月22日要求聘請8名P-2導彈專家，11月23日要求聘請23名軍事技術專家。是年6月，中國還希望已經在華工作的137名軍事專家延期兩年。[26]
　　不過，隨著中蘇關系惡化，特別是1959年10月雙方高層領導人之間發生嚴重爭吵后，聘請專家的工作日益陷入僵局。1960年5月國務院再次強調，聘請蘇聯專家的原則是繼續貫徹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聘請專家只限于為保證蘇聯援建項目的需要和發展高、精、尖、新的現代技術以及培養高等學校開設新專業或新課程的師資；聘請專家必須嚴肅認真，全面規劃，通盤考慮，嚴格審查。[27]蘇聯方面對專家來華則更加嚴格限制，特別是在中國實際急需的領域。7月3日聶榮臻報告：蘇聯的援助在國防科技領域已經封口，對國民經濟中的新技術則盡量控制，對已經簽訂的協議采取拖延和推托的態度。對此，周恩來批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專家問題：一、滿期的一般不留，熱誠歡送；十分必要而專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滿期的我們一律不通，幫助他們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應表示遺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28]至此，蘇聯全面撤退專家的跡象已經顯露，而中方也有了心理準備。
　　中蘇兩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又有同盟條約做保證，相互之間提供援助本在情理之中。中國需要專家，而蘇聯也愿意給予幫助，雙方最初的熱情感人至深，但在具體執行派遣或聘請專家的政策時，中蘇都沒有從國家關系的法律角度認真考慮問題，缺乏嚴密的計劃、具體的規定和詳細的措施，致使矛盾和摩擦不斷出現，即使中蘇關系沒有惡化，這種狀態也無法長期維持。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陣營內部國家關系時過于看重意識形態的作用，以為信仰相同，目標一致，便可以兄弟相稱，不分你我，一句國際主義的口號就替代了處理國家關系的一般準則。一旦出現分歧或誤解，主權問題、平等問題則立即被提到桌面上來，使得本來可以維持的正常關系也無法繼續。至于在華蘇聯專家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是否構成了蘇聯全面撤退專家的真正原因，作為中蘇關系的一個側面，蘇聯專家在中國究竟有何作用和影響，筆者將另文加以論述。
　　發表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 詳見Mark Kramer，Hungary and Poland, 1956： Khrushchev's CPSU CCPresideum Meeting on East European Crises, 24 October 1956，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5,№5，p.50；關于蘇共中央討論在波蘭蘇聯專家問題的俄國檔案中譯文，刊登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蘇聯歷史選編》第27卷。
　　[2] 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宣言全文。
　　[3] АВПРФ，Ф.0100,оп.49,д.9,п.410,лл.202-203。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2000，л.44。實際上，早在1955年8月中國就提出撤退在越南的全部顧問，盡管胡志明有意挽留。1955年8月23日佐林致蘇共中央的信，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57。
　　[4] 朱佳木主編：《陳云年譜》中卷，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67頁。
　　[5] 1957年2月25日國務院批轉外專局關于對蘇聯專家關系中一些問題報告的通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36，目錄9，卷宗294，頁碼4-5。
　　[6] 關于專家開支的情況筆者將另文論述。
　　[7] 1956年5月彭德懷就主張將軍隊系統的專家、顧問減少170人。《彭德懷年譜》，第623頁。
　　[8]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中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22-333頁；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記錄，АПРФ，ф.52，оп.1，п.498，лл.44-47。
　　[9]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編寫組編著：《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56頁。
　　[10] 1958年8月23日國務院關于1959年度聘請蘇聯專家注意事項的通知，吉林市檔案館，全宗77，目錄4，卷宗20，頁碼61-62。
　　[11] 195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改進對蘇聯專家工作的通知，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94，頁碼46-47。
　　[12] 1958年12月11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的報告，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全宗252，目錄1，卷宗5，頁碼65-67。
　　[13] 1959年6月16日國務院關于1960年度聘請蘇聯專家有關事項的通知，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5，卷宗21，頁碼141-142；1959年6月16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關于編寫聘請蘇聯專家說明書的內容和注意事項的通知，遼寧省檔案館，全宗ZE1，目錄2，卷宗363，頁碼76-82。
　　[14] Филатов，л.24、39。
　　[15] ЦХСД,ф.5,оп.49,д.131，Кейпл，л.341。
　　[16] 另有材料說，到1957年在華蘇聯專家的人數已減少了三分之一，即947人。AVPRF, f.0100, op.50,pap.426, d.29,
　　p.69。Goncharenko，p.155。按中方的統計，到1958年底，在經濟、文教各部門的蘇聯專家共有1177人。1959年4月11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77，目錄5，卷宗21，頁碼96-106。
　　[17] 1960年4月2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黨組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3，卷宗51卷，頁碼6-11；АВПРФ，Ф.0100,оп.53,д.8,п.454,л.205。Кулик，л.295。
　　[18] 1959年各部門提出延聘的蘇聯專家相當多，將近工作期滿專家人數的三分之一。1960年4月2日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黨組的報告，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3，卷宗51，頁碼6-11。
　　[19]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624頁。
　　[20] 2001年8月10日筆者采訪安純祥記錄。安純祥在50年代任核工業部202廠技術員，后任該廠總工程師。
　　[21] 《聶榮臻年譜》上卷，第627-628頁。
　　[22]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45頁。
　　[23] 1958年6月6日中國外交部致蘇聯駐華大使備忘錄，1958年8月16日張聞天致蘇聯駐華大使備忘錄，AVPRF,f.0100,op.51,pap.431,d.1，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2001，pp.213。
　　[24]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201-202頁。
　　[25] 《聶榮臻年譜》下卷，第646頁。
　　[26] AVPRF, f.0100,op.52,pap.442,d.3，Shu Guang Zhang，pp.213、339。
　　[27] 1960年5月2日國務院關于1961年聘請蘇聯專家有關事項的通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全宗13，目錄12，卷宗21，頁碼16-17。
　　[28]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30-3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