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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問題遠非哲學研究中的新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但是在現代條件下，由于心理學、認識論的發展，由于揭示出社會實踐的新側面，由于對人的哲學分析的迫切需要，活動開始獲得了某種特別的社會意義，它的一些方面被提到了首位，憑借這些方面，活動成為關于人的現代哲學研究的最重要問題。
　　按照馬克思的理解，不僅應該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對象”，而且應該理解為“感性的活動”，不僅應該承認人生活的感性世界，而且應該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動”[①]。因此，哲學要理解、研究人及其生活的對象世界，就必須首先理解、研究人的活動，必須將活動范疇作為關于人的哲學的基礎和核心。
　　活動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內在地包含著同一性和非一致性的矛盾性質。同一性是指活動對人的存在與發展的肯定性、積極性；非一致性是指活動對人的存在與發展的否定性、消極性。活動的同一性和非一致性，隨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哲學的任務是闡明不同歷史條件下活動性質的某些變化的意義。近代哲學，主要是近代唯心主義哲學突出地揭示了人的活動的同一性方面。他們把人抽象為純粹的精神，把活動作為精神的存在方式，單義地規定為純粹精神的自我活動。認為精神通過設定自己、規定自己、自由創造世界的活動實現自我，以此證明活動對人存在和發展的意義：自由和創造。然而正如馬克思所說，唯心主義發展了人的能動活動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與近代哲學不同，現代西方哲學主要揭示了活動的非一致性方面。他們認為，在現代歷史條件下，人的活動形式并非固定的、單一的，而是靈活多樣的，很容易從一種活動形式轉入另一種形式，形成了一個內容豐富的活動系統。現代人就在他構成的活動系統中存在著、形成著。活動對人的生存與發展呈顯為多方面性質的意義。其中，在以往活動中作為萌芽形式存在的，被同一性掩蓋因而被哲學分析忽視的活動的非一致性方面隨著同一性意義的增長突現出來，被提到哲學研究的首位。例如，現代活動及其創造物確實推動了人類進步、社會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人的物質生活條件，但問題是它們并非全部造益于人本身，有些則與人處于異在的地位，威脅著人的生存與發展，甚至否定著人本身。核武器正在威脅著人類的存在，被污染的環境正在破壞著人類的存在，這些都是我們人類自己活動的產物。因此，分析活動的非一致性對人生存和發展的意義就構成了現代西方哲學的主要問題。
　　本文意不在全面分析現代西方哲學活動觀的內容，而是從方法論角度對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活動觀，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活動觀和薩特的存在主義活動觀對活動的非一致性的理解進行述評。
　　詹姆士以徹底經驗主義方式探究了活動的哲學問題。在《活動與經驗》一文中，他提出了活動的形而上學問題：“有活動這一事實嗎？如果有，我們必須對它造成一個什么觀念？它象什么？它如果作什么事情的話，那么它作什么？”[②]。他認為，活動是一個事實存在，但必須“在經驗之流的什么地方去找我們所說的象活動這樣的東西。”[③]當我們在“經驗之流”中尋找活動時，首先是“起碼的活動”，它“含于僅僅是經驗的這之中，含于某種東西在進行的事實中”[④]。“經驗的這”按杜威的理解，就是原始的或純粹的經驗，是沒有經過反思提煉的經驗。純粹的經驗不僅使活動成為可能，而且規定著活動并構成活動的本質。因此，單純的活動沒有規定的方向，沒有活動者，沒有活動的意向，沒有活動對象，這一切只有通過活動的結果才能確定。據活動結果，我們反思經驗，這時“我們”和“對象”才被分開，活動者和對象才被確立。因為通過活動，經驗才被分給“我們”和“對象”。因此，“是誰的實在活動”和“現實結果將是什么”是同一個問題。例如，“同一個講演活動，根據結果既可以說活動者是一個更為廣闊的思維者，也可以說是‘理念’或神經細胞”[⑤]。你不能先驗地確定你是活動的主體，你以為你是活動者，其實你只不過是活動的工具，真正的活動者在別處。因此，由人建構的活動與人本身并非一致或同一，有時則是非一致關系。詹姆士認為，正是通過對非一致性活動的還原論分析，我們才能確立活動的動者即人的身體。因此，他說：“就‘思想’和‘感覺’能活動而言，它們的活動就歸結在身體的活動里，而且只有通過喚起身體的活動才能改變世界其余部分的活動”[⑥]。就是說，一切活動都可以歸結或還原為身體活動。結果，詹姆士就對活動作了自然主義或生理主義的解釋。
　　弗洛依德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活動。他分析的對象是精神病人的活動或人的無意識活動，并且把這種分析拓展到人的一切活動或一切人的活動，使精神分析成為解釋人的活動的普遍模式或框架。他認為，人的活動都有一個過去原型，都是過去原型的再現或象征。過去原型是一個更為深刻的欲望和情結的混合體，欲望來自力比多（性本能），情結來源于過去形成的社會上的家庭關系（戀母情結、戀父情結等），這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欲望是一種內在關系，情結是一種外在關系，正是情結抑制欲望，造成了一種以文明為形式以性本能為內容的現代文明人的活動，表現為幻想的并非現實的滿足。因此，在弗洛依德看來，活動是人建構的存在方式，但是對于人本身來說，第一，不是“現實”而正是“過去”引起人的活動，活動不限于在前的意義，主要在于它顯露和象征著過去的原型，即活動的本質意義在于“過去”，因此應該從“過去”來揭示或理解活動的意義。第二，人建構活動并通過活動存在，應該說是肯定了人本身，但實質上，人在活動中感到的不是實在的滿足，而是幻想的滿足或抑制的痛苦，這樣活動似乎就否定了人本身，造成了人與自己建構的活動之間特有的不一致，其根源在于文明形式抑制了人的性本能。他担心“文明的發展可能最終會導致人類的絕種，因為它對性機能的影響不利”[⑦]。因此，他認為應該消除活動的非一致性，恢復活動的同一性，其實質是必然拋棄人的文明活動，返回到單純的性本能活動。換言之，弗洛依德主張活動應該肯定人的存在而不是否定人的存在。他認為，精神分析是唯一能解剖現代人的“病態活動”的手術刀，而且重要的是，通過對活動的精神分析，能為人的發展指出方向。
　　薩特認為，弗洛依德對活動進行精神分析，試圖挖掘活動的全部意義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認為，活動不是由“過去”引起的，也不是由“現實”引起的。“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采用什么方式過去本身都不能產生一個活動”，同時“任何事實狀態，不管是什么樣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心理狀態等等）本身都不能引起任何一個活動”[⑧]。因此，既不能從“過去”，也不能從“現實”出發解釋活動。薩特發展了存在主義的活動理論，即從“未來”解釋活動。在他看來，活動原則上是意向性的。意向性結構是由意向、動機、目的等組成的復雜體系。但是，活動的意向性不能由給定物——活動的對象——來解釋，而只能由“他的涌現本身實現與如其所是的給定物的絕裂”來解釋[⑨]。就是說，活動的意向性不能由給定物來解釋，因而只能由虛無來解釋。虛無產生活動的意向性，而虛無本身則是未來的現實化或顯現。沒有未來，虛無是不可能的。因此，正是“未來—虛無”才是打開活動之鎖的鑰匙，意向性結構是未來的雙重虛無化造成的，一方面未來被確定為在場的虛無。另一方面現在又被確定為相對虛無的虛無。對未來雙重虛無化的體驗，產生了活動意向性，也就是活動的動機、目的等，于是行動才是可能的。意向性結構的產生并通過行動得到實現就是一個完整的活動。但薩特認為，由于活動導源于未來，于是第一，活動就是可選擇的、自由的，人通過選擇來進行活動，通過活動來存在，因為人的實在就是活動或者說存在被還原（歸結）為活動；第二，但由于未來是一維的，因此，人的選擇就是對有限性的選擇，“自由的活動本身就是對有限性的假定和創造”[⑩]。這樣薩特以存在主義方式解釋了活動的非一致性，即活動應該是人的自由存在，但實質上是對人的存在的限制，并且造成了人的有限性存在。其結論必然是，人及其活動必然是孤立無援的，并且是荒謬的，這不僅因為“他人就是地獄”，而且因為活動本身就是人的有限性存在方式。
　　上述三個學派對活動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結論盡管不同，但就其方法論而言都是一致的。
　　第一，他們認為活動不是由社會現實引起的，而是“經驗”（詹姆士）、“過去”（弗洛依德）或“未來”（薩特）引起的，因而對活動的分析應該從“經驗”、“過去”、“未來”出發，而不應該從社會現實出發，從活動本身出發。我們認為，他們對活動分析的出發點的確立至少是片面的。誠然，經驗或過去或未來等都是活動的因素，都參與活動，但這些因素并不能構成活動的主導因素，因而從中也不能揭示活動的真正本質，從任何一個出發都不能揭示活動所包含的全部意義。因為如果沒有社會現實，人及其活動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人是社會現實的人，人才能建構自己的活動，也就是說，社會現實不僅引起人的活動而且構成人的活動主導因素，經驗、過去或未來只有通過社會現實，只有被納入或融為社會現實才能構成活動的因素，才能參與活動。活動本身的意義遠比經驗、過去或未來所賦予的意義復雜、深刻。如果說這有什么本質因素決定，那么這個因素只能是社會現實。因此，應該從社會現實出發來分析活動，挖掘活動的意義。總之，上述三個學派對活動的分析的片面性，不在于他們指出了經驗、過去或未來等因素參與活動，而在于他們把它們與社會現實對立起來或拋棄社會現實孤立地分析活動。
　　第二，他們在方法論上的片面性必然導致對活動的同一性和非一致性對立的理解。上述三個學派從各自的角度確實分析活動的非一致性，但他們把非一致性絕對化，從而否定了活動對人的存在的肯定意義。實質上，由于他們的分析脫離社會現實，其結果必然是把活動只看作人的消極存在，而不是人的積極存在，只看到活動的否定意義，而沒有看到活動的肯定意義。我們認為，活動的非一致性確實存在，但這種非一致性不是社會之外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社會現實造成的。同一性與非一致性是活動的兩種屬性，二者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互補的，是有著內在關聯性的，而這只有通過對社會現實存在的活動進行分析才是可能的。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４０頁。
　　[②][③][④][⑤][⑥]詹姆士：《徹底的經驗主義》，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６、９１、９２頁。
　　[⑦]Ｃ．克萊芒：《馬克思主義對心理分析學說的批評》，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４頁。
　　[⑧][⑨][⑩]薩特：《存在與虛無》，三聯書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６０、６１３、６４９頁。＊
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102-105B6外國哲學張吉維19971997現代西方哲學 活動觀 詹姆士 弗洛依德 述評張吉維 內蒙古大學哲學系 作者：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102-105B6外國哲學張吉維19971997現代西方哲學 活動觀 詹姆士 弗洛依德 述評

網載 2013-09-10 20: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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