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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在唐代縣尉詩人創作思想和創作心態的前提下認為唐代縣尉具有如下創作特色：其一，通過個人經歷表達仕途艱難的人生體驗；其二，通過“感士不遇”表現深沉的憂患意識；其三，通過千差萬別的個體風格呈現由初盛唐的“風骨”向中晚唐的“興寄”轉變的總體特色。
　　在唐代詩壇上，活躍著一群官卑職微的詩人。這群詩人大多數有過任縣尉的經歷。比如，王昌齡、儲光羲曾任汜水尉，王翰曾任昌樂尉，柳宗元任過藍田尉，白居易任過周至尉，元稹任過河南尉等。本文將這些任過縣尉的詩人稱為縣尉詩人。
　　唐代，出身寒微的文士多以進士及第獲得“出身”，然后才能進入仕途。進士經禮部試后，還需通過吏部銓選方可授官。地方上多從縣尉開始。縣尉“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征，收率課調”，數年難得一遷，只有京、畿縣尉才有較多的升遷機會。但在唐代，文士普遍對從政充滿了激情，縣尉雖然官卑職微，卻在一定程度上給有志之士提供了一個實現其政治抱負的機會，使廣大詩人的命運與之緊緊相關。由此，縣尉詩人的創作思想有兩個特征。其一，從理想言，縣尉職滿足了詩人的以功業自許，“拯物濟世”的懷抱。其二，從現實言，縣尉職位低下，縣尉詩人和下層百姓接觸較多，詩人的宏偉抱負表現為對世務的關心態度。然而，詩人積極入世、思欲報國的理想與當時現實的碰撞、沖突是必然的。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縣尉詩人在仕途上的坎坷艱難。按其仕途升遷情況，可分為四類。一類是終身任縣尉而無變化；二類是先任縣尉，后不堪忍受，棄官歸隱；三類是遭遇貶謫降為縣尉；四類是曾任縣尉，最終升為達官顯貴。各人的結局有所不同，但都有過仕途不達的經歷和心理不平衡的感受，因此，縣尉詩人的創作心態有如下特點：第一，由于心理不平衡而產生的嗟卑心態，縣尉詩人相對穩定地表現出沉于下僚的小人物的悲喜憂歡，表現為風云氣少，哀怨音多的特征。第二，由于心理不平衡而產生的對仕與隱的自我調節心態，縣尉詩人的價值取向約以中唐為界，在這之前，表現為仕隱明顯對立，二者不得兼；在這之后，表現為仕隱漸漸諧合，以仕補隱。
　　本文基于以上創作思想和創作心態前提，［①］試圖對縣尉詩人的創作特色作一初步探討。
　　 一、艱難人生歷程的體驗
　　縣尉詩人創作的一個特征是較多地把求官前落第、及第的經歷作為題材，表達自己踏上仕途前艱難的人生體驗。
　　縣尉詩人的嗟卑來源于對自己經歷的不滿，因此他們的創作目光很容易落在引起他們傷感情緒的經歷上面。對他們而言，踏上仕途前落第所帶來的不幸遭遇首先能夠表達他們的哀怨心情。同時，落第只是求仕過程中的一種經歷，詩人對于仕進的強烈欲望，使他們對及第抱有更多的希望。這樣一來，大量的落第、及第詩就成了他們詩歌中一個獨特的方面。“古若不置名，道路無欹傾”［②］，在功名之路上，有難以名狀的羞辱，“死辱片時痛，生辱常年羞”［③］；有成功后的欣喜若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盡長安花”［④］。詩人在踏上仕途之前的這段經歷反映到大量的詩歌創作中，表達了至真至切的人生感受。
　　失敗，本是人生常有之事，但在科舉場上的失敗，卻有著更為深切的羞辱和辛酸。當時科舉是文人成功的重要途徑，一旦科場落第就幾乎等于堵死了晉升的“龍門”。因此，落第常常給文人們造成了深刻的刺激。至于因為沒有考取，困居長安，抒寫抑郁困頓的情懷，申訴落拓失意的悲慨，則在縣尉詩人的作品中就更為多見。
　　“不遂青云望，愁看黃鳥飛”。［⑤］
　　“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⑥］
　　“南溪抱翁客，失意自懷羞”。［⑦］
　　科舉得中與否是文士一生榮枯窮達的關鍵所在。因此，一旦落第，纏繞詩人們的便是剪不斷理還亂的悲傷意緒了。而在表達這種低沉落寞的情緒時，自然免不了要選取含有悲傷意緒的詞語。比如，“羞”、“愁”、“淚”，就最能代表他們的心情。在科舉場上跌打滾爬，難免有勝敗之分。落第哀傷本也是人之常情，不過對于出身貧寒的大多數縣尉詩人就表現得更為突出，因為科舉就是他們比較重要的一條出路，所以科舉場上的風風雨雨對他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男兒有淚不輕彈”，可在許多落第詩中卻到處可見飛濺的淚花，難言的羞辱。
　　“憐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淚滿巾”。［⑧］
　　“榜前潛制淚，眾里自嫌身。”［⑨］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⑩］
　　哭哭啼啼中傷心自己理想的破滅，淚水漣漣中充滿了悵惘、失意之情。落第的打擊給文人的一生都留下了難泯的印記。
　　李商隱于文宗大和六年始應進士第，開成二年方才及第。在五年的艱辛中，他經歷了難以言盡的苦楚。基于這幾年的遭遇，他在文中有好幾處提到。如：
　　“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①①］
　　“若某者幼常刻苦，長實流離。鄉舉三年，才沾下第；宦游十載，未過上農。”［①②］
　　未及第之前的這段歲月，應試者本人的心理壓力不說，社會輿論的打擊也是很大的。“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①③］，這且不論，來自親人的責怪更是難以忍受。《唐摭言》卷８記載：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于后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
　　士人在這種內外交迫的狀態中如若科場不能稱意，那么情感中那種慘痛、黯淡的經歷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有些人甚至因為忍受不了這種折磨，轉而去宗教中尋求慰藉。許渾在《下第寓居崇圣寺感事》詩中表示“靜依禪客院，幽學野人家”，就是希望在另外一種境界中撫平自己的傷痛。
　　當然，科舉場上盡管充滿了風險，士人常常需要面對類似災難性的打擊，可失敗畢竟只是一種必然要有的經歷，他們真正著眼的還是最終勝利的目標。所以，一旦及第，則是另一番躊躇滿志、欣喜若狂的景象，真正有苦盡甘來的滋味，甚至有人“自得一第，稍覺筋骨輕健。”［①④］
　　進士及第，可以說是人生路途中關鍵的一步。多年的寒窗苦讀，一朝名揚天下。放榜以后，無論今后還有多少坎坷難關，新科進士們總是要盡情陶醉于美酒名花的狂歡之中，各種名目繁多的喜慶宴席接踵而來，如聞喜宴、櫻桃宴、曲江宴、月燈閣打球宴、關宴、雁塔題名等等，從金榜高懸，經“謝恩”，吏部銓試，送往迎來的交際應酬，直到新科進士離京返鄉之日，可以說無日不在宴中。劉滄《及第后宴曲江》直接寫盛會之樂：“及第新春遠勝游，杏園初宴曲江頭。紫毫粉壁題仙籍，柳色簫聲拂御樓。霽景露光明岸遠，晚空山翠墜芳洲。”其繁華熱鬧之景，志得意滿之情溢于言表。
　　孟郊于貞元十二年登第時已４６歲。在這之前，他曾屢舉不第，寫了好幾首感漢落第悲哀的詩。現在一旦中舉，一掃昔日的抑郁之氣，如他同時所作《同年春宴》中說的那樣，正是“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滴，綠煙柳際垂”的新景象。許渾也有及第后志喜詩：“世間得意是春風，散誕經過觸處通”。［①⑤］此時正是大和六年，許渾年４２歲，頗似孟郊及第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盡長安花”的詩意。另外，鄭谷《曲江紅杏》：“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風及第花”，趙嘏《喜張ｆéｎ＠②及第》：“春風賀喜無言語，排比花枝滿杏園”等等，都表現了與落第詩迥然有別的喜氣洋洋、春風滿面的得意心情。屢試不第的文人，在內心情緒上長年感受著壓抑和痛苦，因此，一旦及第，就難免有揚眉吐氣的心情。
　　落第、及第是參加科舉的士人所經歷的現實，落第詩、及第詩就成了文人們創作中的一種特殊現象了。對于大多數縣尉詩人來說，如果落第是仕途中第一次不祥的境遇，那么及第后瞬間的心情體驗則是生命中最輝煌的時刻。白居易在德宗貞元十六年中進士時，年２９歲，在當時屬年少及第。十年苦學，一舉成名。“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正表現了詩人得意的心情。尤其是《及第后歸覲留別諸同年》一詩，“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特別表現了詩人中第還鄉時的興奮心情。從此，結束了“窮書生”的生活，將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充滿了無限神往、憧憬之情。李商隱在開成二年中進士時，也充分表達了自己的喜悅之情，“灞陵柳色無離恨，莫枉長條贈所思”［①⑥］，對于詩人來說，從此以后，王屋山清虛小有洞天的隱居生活已成為往事。為了建功立業，為了顯親揚名，詩人懷著滿腔熱望，發出了“更誰開捷徑，速擬上青云”［①⑦］的激切興奮的呼聲。未來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及第以后，以為及第的現實必然能帶來夢寐以求的理想，或錦衣美妾，或高官厚祿，或治國之道，或濟民之術，諸如此類。然而，現實終歸是現實，并不因為愿望美好而有絲毫的改變。士人一旦步入了微職的行列，一旦升遷無望，所謂的落第與及第便不再是一次單純的生命體驗。這種至真至切、飽受艱辛的經歷曾經是文人入仕的重要關口，為了“入關”他們已經付出了太多。倘若現實過于冷酷，文人們得不償失，那么他們曾經昂揚的心情就要跌落。落第、及第作為記憶留在了心里，也作為一根導火索，引發了詩人們“感士不遇”的情懷。
　　 二、“感士不遇”的喟嘆
　　縣尉詩人創作的另一個特征是把做官后“感士不遇”的心情作為詩歌主題，表達淪入微職的生命感慨。
　　“感士不遇”心情由來已久，繆鉞先生曾將此歸結為困撓古代士人心靈的情結之一。［①⑧］在中國文學史上“感士不遇”的主題非常突出和普遍。
　　屈原有《離騷》，司馬遷有《悲士不遇賦》，曹植有《佳人篇》，都暗寓著有志者的才能不得施展，是自傷之詞。即使被稱為隱逸詩人的陶淵明，內心深處也激蕩著懷才不遇的不平：“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①⑨］延續至唐代，“感士不遇”心情依然撞擊著有志之士的懷抱，特別是仕途不達的詩人體會更深。具體局限到縣尉詩人群體，他們的理想與現實發生了偏離和矛盾，而這種偏離和矛盾，又非他們所能通過改變現實而消除。因此，一方面是心中滿懷理想與抱負，一方面則是現實的不容忍，不承認，不理解，以及他們對現實的無能為力。由此，必然造成不安、痛苦的心靈狀態。有嗟卑心態，也有自我調節心態。在兩種心態的作用下，詩人把“感士不遇”作為詩歌主題時首先就包含著通過嗟卑表現出的積淀很深的憂患意識。
　　所謂憂患意識，是人類在外來的禍患、困厄等危機面前表現出的冷靜、深沉的自我意識。對于心懷“兼濟天下”之志的縣尉詩人來說，仕途的失意，不僅意味著個人理想愿望的破滅，也加深了他們對國家前途、未來命運的憂患。所以他們創作中的嗟卑，不僅有個人身世命運的感慨、仕途上的窮通，而且還自覺地和社會的盛衰、時局的安危緊密聯系起來，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義務感，使“感士不遇”主題有了更為深刻、豐富的內涵。
　　縣尉詩人絕大多數終身以微職為任，在浩渺的官場生涯中始終居于下層。“上客處華地，下寮宅枯崖”［②⑩］，“高名處下位，逸翮棲卑枝”［②①］，正是對當時人不能盡其才現象的概括。殷ｆáｎ＠③《河岳英靈集·卷上》“常建”小評云：“高才無貴仕，誠哉是言！曩劉楨死于文學，左思終于記室，鮑照卒于參軍，今常建亦淪于一尉，悲夫！”絕大多數士人都是以窮愁潦倒而終其一生的。然而，按照當時士人的普遍價值取向，是“學而優則仕”，人生的最終價值、最高理想就在于走上仕途，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白居易進士及第后，作《箴言》一篇以自勉，他鞭策自己：“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柳宗元則是在應制落第后給大理卿崔儆的信上說：“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未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苛成其名，于遠大者何補焉？”［②②］由是可見，登科第、做高官，不是他的目的，取文名，為將相，也不是他所希求的，“行乎其政”、“理天下”才是他的理想。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那就會感到一種莫大的遺憾，甚至抱恨終生。可是，現實卻往往難盡人意。姚合有詩總結：“官職卑微從客笑，性靈閑野向錢疏。”［②③］白居易也在詩中說“有吏夜叩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簸凈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仆”，［②④］表明他做了小官，卻受大官僚爪牙掠奪的事實，“臣久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②⑤］，嚴峻的現實中，詩人總是有一種生不逢時，壯志難酬的壓抑感。“職與才相背，心將口自言，磨鉛教切玉，驅鶴遣乘軒，只合居巖窟，何因入府門？年終若無替，轉恐負君恩”［②⑥］，借文學創作抒發這種悲憤情緒，使深沉的痛苦得到升華是他們最好的表白。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處于微職地位的詩人自然免不了對自己境遇的關注，特別是這種境遇直接關系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縣尉詩人直接表現的便是對自己不幸命運的嗟嘆。同時，仕途不遇的遭際，窮困潦倒的生活，使他們對社會現實、政治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和更真切的感受，有不能自己，不吐不快的創作激情。
　　盧照鄰在多年位居下僚后，“傳語后來者，斯路誠獨難”［②⑦］，發出了仕途艱難，備受艱辛的深沉感嘆。賈至“盛才溢下位，蹇步徒猖狂”［②⑧］，訴說了自己位沉下僚的強烈不滿之情。白居易“一落風塵下，始知為吏難”［②⑨］，“托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③⑩］，借物寓人，以蓮根為喻，發泄自己志不可得的心情。還有后來錢起的“行運遘憂患”，［③①］盧綸的“憂患已相催”［③②］，等等，深沉濃郁的憂患意識構成了唐代縣尉詩人詩歌的基調。
　　縣尉詩人不僅常常嗟嘆自己的不幸遭遇，同時，客觀上也寫盡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如饑荒、戰亂、貶謫、離散等。“衰代多禍，賢無曲詞。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氣，心氣之悲樂亦不由賢人，由于時故”［③③］，各種各樣的變故一旦影響過詩人的生活，那么他的作品中就難免或多或少地留下印記。錢起任藍田尉時，生活的遭遇使他一方面嘆息自己“卑棲且得地，榮耀不關身”［③④］的境況，一方面又在《秋霖曲》中描繪了秋雨泛濫成災、生靈遭受摧殘的一片饑荒景象，“公卿紅粒爨丹桂，黔首白骨封青苔”，揭示抨擊了貧富不均的現實。王昌齡二度貶謫，仍表示“何當報君恩，卻系單于頭”［③⑤］，直到他已在貶所，還慷慨陳詞“仆本東山為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③⑥］，表白自己雖遭貶謫，但對未來、對國家仍有一種強烈的期待。無疑，詩人的經歷決定了他們的創作視野。盡管他們主觀上嘆息自己的遭遇，但由于生活的內容所致，客觀上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冰涼冷酷的社會現實。在表現民生疾苦、感時傷亂、憂國憂民中包蘊了深厚的憂患意識。反過來，又因為是切身的體驗，是活生生的眼前現實，憂患意識中融入了深刻、動人的內涵。
　　縣尉詩人在表達“感士不遇”主題時還包含著通過嘆老表現出的源遠流長的惜時意識。如果說處于卑職是他們充滿希望的等待，那么時間毫不留情的消逝則是對他們意志的另一種磨損。嘆老是詩人長期嗟卑的另一種表現，惜時是在有限時空中不能伸展抱負的結果。縣尉詩人因為處于一個易被遺忘的官場角落，常常容易因時序迅邁，一事無成而感到人生易逝、功業難就的痛苦。用柳宗元的話說就是：“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曰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③⑦］欲惜時自重而苦不可得，對未來神往又伴隨著對未來有限的惶恐，對理想追求卻凝結著追求不得的創痛，沉重的感傷氛圍中凝聚了士人階層心底普遍的悲哀。正因為如此，大多數縣尉詩人深感“蹉跎潘鬢至，蹭蹬阮途窮”［③⑧］，對時序的遷流、節物的變化特別敏感：
　　“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白翁。”［③⑨］
　　“自嘆梅生頭似雪，卻憐潘令縣如花。”［④⑩］
　　“今日送官君最恨，可憐才子白發長。”［④①］
　　“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④②］
　　在多年的微職生涯中，詩人們感喟人生蒼涼，感到人易逝、宇宙無窮的悲哀。尤其是把個人的渺小置于時間的悠久、漫長之中，一方面是詩人自我意識的頓然勃發，另一方面又是個人對渺小生命的自慚形穢的驚嘆。其中交織著人與萬物盛衰相伴的惜嘆，分明是一種求而不得又不自甘暴棄的憤激之語，讓人感到詩人嚴肅正視人生后那種熱望生活、珍重自我的強烈內心騷動。然而，種種原因最終使詩人的理想得不到確證，于是惜時之嘆每每成了中國文人窮通際遇時情感主調的“定格”。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時，惜時重在提高自我價值，建功立業；失意困頓，潦倒無望時，惜時則重在表達志不可達的悲哀和憂憤。縣尉詩人的惜時之感正是這樣時時折磨著他們的內心。他們苦悶、焦慮、悲憤，和他們嗟卑的情緒——失望、憂愁、悲哀相互映照，形成了縣尉詩人特殊的官卑職微的情感經歷。
　　“白發初為吏，有慚年少郎。”［④③］
　　“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④④］
　　“白頭新作尉，縣在故山中。”［④⑤］
　　“青春衣繡共相宜，白首垂絲恨不遺。”［④⑥］
　　詩人大量使用“白首”“白發”“白頭”這最真實的時光變化，慨嘆流年似水、而功業難成的情感。詩人滿腔壯志，滿懷希望地期待著未來，結果等來的卻是華年早逝，白發相催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詩人內有憂思之心，外有怨迫之感，通過渺小的個體生命與源遠流長的時間觀念的結合，通過時光衰老了的人生，產生一種震撼人心的悲劇效果。這也可以算是縣尉詩人“感士不遇”主題的另一個內涵。
　　所有這一切說明，在長期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文士的不遇是普遍的。“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④⑦］的詩句正生動地概括了古代文士懷才不遇，有志難酬的共同命運。這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完成了感人至深、動人至切的“感士不遇”主題。
　　 三、由“風骨”向“興寄”的轉變
　　縣尉詩人創作的另一個特征是在姿態萬千的個體風格中呈現出由“風骨”向“興寄”轉化的總體特色。
　　高＠④《唐詩品匯·總序》：
　　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后，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群玉輩，尚能黽勉氣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余韻，猶有存者焉。
　　高＠④所論述的有影響的唐代詩人中，題材內容的豐富，風格流派的繁多在縣尉詩人中形成了全面的集中。這當然與他們具體的生活經歷有很大關系。縣尉的卑微職任，致使担任這些官職的詩人生活覆蓋面十分廣泛，同時，由于他們的自我調節心態，他們經常徘徊在仕隱生活之間。宮廷都市與山林村野不同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的感受十分豐富。這些都可以從他們詩歌的內容中看出。詩中有貴戚、富商、游俠、歌妓、平民；有風物的繁華、節日的歡縱；有婦女的服飾容顏和士子的冶游艷遇；有青山秀水間怡然自得的情趣，也有豪華掩蓋下平民的眼淚和不幸，等等。詩歌內容的廣泛直接影響到詩歌藝術風格的繁榮。從個體講，縣尉詩人中包括有以“初唐四杰”稱的盧照鄰；有以“文章四友”稱的李嶠、蘇味道、杜審言；有以“大歷十才子”稱的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皇甫曾、耿＠⑤；有以“七絕圣手”稱的王昌齡；有以“高岑”稱高適；有以“元白”稱的元稹、白居易；有以“咸通十哲”稱的許棠、鄭谷；有以“溫李”稱的李商隱，諸如此類，不一枚舉。縣尉詩人的創作風格是多姿多彩的。盡管如此，由于縣尉詩人普遍有一種嗟卑心態，普遍對現實有一種關注態度，他們的創作又呈現出總體特色。
　　唐代立國后，政治開明，國力強盛，經濟逐漸走向繁榮。縣尉詩人雖然是“官小而名大”，對自己的現實處境有嗟卑心態，但對前景有一種樂觀的態度，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詩歌創作充滿了活力。加之陳子昂等人的倡導，對漢魏“風骨”進行揚棄，排除慷慨悲涼的成份，發揚豪壯明朗的一面，以旺盛的氣勢與端直的文詞相配合，形成唐詩“風骨”的特色。然而，這只限于盛唐詩壇。隨著時代的變革，對“風骨”的追求到中晚唐后，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異。詩人們對卑微的現實處境無能為力，他們更多地表現為在詩歌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懷抱。白居易公開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在《讀張籍古樂府》詩中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明確提出“風雅比興”作為詩歌創作的根本。中晚唐詩歌中的這種“興寄”，是以補缺救民為目的的，同樣也符合時代精神。總之，縣尉詩人在唐前期注重詩歌中昂揚奮發的精神氣概，后期則偏重于詩歌中所具有的社會政治功能。
　　綜上所述，縣尉詩人從落第、及第的仕途艱難的必然經歷，到“感士不遇”的仕途艱難的永恒主題；從對“風骨”的執著追求，到對“興寄”的自然轉化，其中的每個創作環節都貫穿了一種關注現實、表現現實的精神。而縣尉詩人的創作對于唐代詩歌的意義也正在于此。
　　注釋：
　　①詳見《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②孟郊《自嘆》。以下引詩俱見《全唐詩》。
　　③孟郊《夜感自遣》。
　　④孟郊《登科后》。
　　⑤錢起《長安落第作》。
　　⑥孟郊《再下第》。
　　⑦趙嘏《下第》。
　　⑧劉長卿《送馬秀才落第歸江南》。
　　⑨李廓《落第》。
　　⑩趙嘏《下第寄宣城幕中諸公》。
　　①①《樊南文集詳注》卷８《上崔華州書》。
　　①②《樊南文集詳注》卷８《獻相國京兆公啟》。
　　①③盧綸《落第后歸終南別業》。
　　①④《唐才子傳·許棠》。
　　①⑤《及第后春情》。
　　①⑥《及第東歸次灞上卻寄同年》。
　　①⑦《商于新開路》。
　　①⑧《四川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①⑨《雜詩·其二》。
　　②⑩孟郊《溧陽秋霽》。
　　②①儲光羲《貽丁主簿仙芝別》。
　　②②《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
　　②③《寄崔之仁山人》。
　　②④《納粟》。
　　②⑤白居易《論和糴狀》。
　　②⑥白居易《歲暮言懷》。
　　②⑦《早度分水嶺》。
　　②⑧《閑居秋懷寄陽翟陸贊府封丘高少府》。
　　②⑨《酬李少府曹長官舍見贈》。
　　③⑩《京兆府新栽蓮》。
　　③①《東城初陷與薛員外王補闕暝投南山佛寺》。
　　③②《將赴閿鄉灞上留別錢員外》。
　　③③孟郊《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詩序》。
　　③④《縣中池竹言懷》。
　　③⑤《九江口作》。
　　③⑥《箜篌引》。
　　③⑦《與蕭翰林＠①書》。
　　③⑧李端《長安感事呈盧綸》。
　　③⑨李頎《欲之新鄉答崔顥綦毋潛》。
　　④⑩錢起《題郎士元半日吳村別業兼呈李長官》。
　　④①盧綸《中書舍人李座上送穎陽徐少府》。
　　④②劉長卿《松江獨宿》。
　　④③王建《初到昭應呈同僚》。
　　④④郎士元《長安逢故人》。
　　④⑤鄭谷《送許棠先輩之官涇縣》。
　　④⑥劉長卿《謫官后臥病官舍簡賀蘭侍郎》。
　　④⑦白居易《序洛詩》。
　　 （責任編輯 龔桂明）＊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亻加免
　　 ＠②原字氵加賁
　　 ＠③原字王加番
　　 ＠④原字木加秉
　　 ＠⑤原字氵加韋
　　
　　
　　
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泉州100-10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亞萍19971997 作者：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泉州100-10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亞萍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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