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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的諸特殊表象

　　一
　　在對官僚政治的概念和世界各國官僚政治的表象作了一般說明之后，再來討論中國官僚政治本身，那無疑是有許多方便的。所說的方便是指確立了一般范疇而論，即中國官僚體制與一般典型官僚體制的共同點。然而把中國官僚政治當做一個對象來研究，我們所當特別重視的，毋寧是在它的特殊方面，即它對一般顯示差別的方面。
　　中國的官僚政治，也正如同世界其他各國的官僚政治一樣，是一個歷史的表象。由它的發生形態到形成為一個完整的體制，以至在現代的變形，其間經過了種種變化，我們要指出它的特點，至少應就過去官僚政治與現代官僚政治兩方面來說。但如我們要在后面指明的，中國現代官僚政治雖然大體照應著中國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形質上的改變，從國外、晚近更從德美諸國新官僚體制中吸入了一些新的成份，把原來傳統形態復雜化了，但原來的傳統形態并不會因此被否定或代置，反之，我們甚且可以說，那是原來官僚政治形態在現代的變本加厲或強化。因此，在研究的程序上，我們須得從中國古典官僚政治形態的諸特殊表象講起。那些特殊表象，分別體現在它的以次三種性格中：
　　（一）延續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延續期間的悠久。它幾乎悠久到同中國傳統文化史相始終。
　　（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所包攝范圍的廣闊，即官僚政治的活動，同中國各種社會文化現象如倫理、宗教、法律，財產、藝術……等等方面，發生了異常密切而協調的關系。
　　（三）貫徹性——那是指中國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響，中國人的思想活動乃至他們的整個人生觀，都拘囚錮蔽在官僚政治所設定的樊籠中。這是我們要分別在下面予以詳細說明的。

　　二
　　關于中國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續性問題，首先需要論究到它發生或形成過程的起點。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官僚政治是當做專制政體的一種配合物或補充物而產生的。專制政體不存在，當做一種社會體制看的官僚政治也無法存在。在這點上，似乎就只要問中國專制政體是何時開始的就行。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并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譚復生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盜”，這里且不忙分釋，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襲秦代專制政治而來，卻是一個事實。而晚近在蘇聯以“中國通”見稱的社會經濟史學家魏特夫（Wittvogel）在論到中國中古歷史階段時，特別強調“二千年官吏與農民的國家”這句話（參見魏氏著《中國經濟史研究》，橫川次郎編譯本，第五四頁），那也不外表示，那個歷史階段是由官吏支配農民，是施行官僚政治。而在這以前，雖然設官而治的事實早經存在著，但那時的政治支配者主要是貴族，即在春秋之世，國君“為天子之同姓者十之六，天子之勛戚者十之三，前代之遺留者十之一。國中之卿大夫皆公族也，皆世官也。”（夏佑曾：《中國古代史》，第一八三頁）他們享有世祿，因此為他們所支配的生產人民，就不是形式上的自由農民，而只是農奴。不過到了戰國之世，一切改觀了，在諸侯長期混戰過程中，封建貴族的政治支配權，逐漸轉移到封建官僚手中了。中國歷史載籍是用“政逮于大夫”，“陪官執國命”，“布衣為卿相”一類籠統文句來描述此種轉變。我們從社會史的見地卻應當說：戰國諸侯為著爭霸權、爭統治而進行的戰爭，培養了封建官僚。封建官僚起初不過是封建貴族技術上的助手，幫助封建貴族剝削農奴式的農民，組織榨取農民血汗的封建機關，并使這機關鞏固和成為合法的形式。但封建的混戰，使各種專門人才成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動搖了整個社會制度，削弱了和抹殺了舊有的階級劃分，并在新的調子上來重新劃分階級。封建上層階級社會地位的一般的不鞏固，是愈來愈加厲害，常使封建諸侯依靠官僚。這些培養起來的封建官僚不但成了專制政體實行的準備條件，且還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專制政體實現的推動力，如史載“繆公求士……并國十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國以富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史記》李斯傳）
　　秦得“策士”、“處士”或封建官僚之助而成就一統大業，實現專制的官僚的政治局面。后來繼起的其他各朝代的開基創業，雖然同樣要取得前朝末期的士大夫或失意的政客和策士們的匡助，但其間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即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貴族政治崩潰過程中養成的；而秦后各朝的官僚政客，則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養成的。二千年的歷史，一方面表現為同一形式的不同王朝的更迭，同時又表現為各王朝專制君主通過他們的文武官吏對農民施行剝削榨取的支配權力的轉移。王朝的不絕“再生產”，再配合以官僚統治的不絕“再生產”，同式政治形態的重復，在有些人看來是“循環”（如日本秋澤修二之流的中國歷史循環說），而在其他較深刻的歷史學家看來則是“沒有時間”，“沒有歷史”（如黑格爾稱中國為“空間的國家”）。但中國官僚政治延續了二千年卻是一個事實。它的這種延續性，或者它之所以能延續得這么久的道理，我們將在后面講出它的更基本的原因來，而下面緊接著要說到的它的其他兩種特性——包容性和貫徹性，也許可以看為是一部分的說明，雖然它們那兩種特殊的形成，同時也可以說是由于它延續得比較長久的緣故。

　　三
　　中國官僚政治的包容性，那當然也是把它和其他國家的同類政治形態相比較而表現出來的。每一個社會同時存在有各種各色的社會文化事象和制度。在任何階級社會里面的政治事象或其體制，往往總容易而且必然會變得突出，這是舊歷史家們用政治史來代表人類文化史的一大原因。但政治現象或政治體制雖然比較突出而顯得重要，卻不能無視其他社會事象和制度的作用，因為大凡一種政治制度如其對于環繞著它的其他社會體制不能適應、不能協調，它就會立即顯出孤立無助的窄狹性來；反之，如其他能適應、能運用同時并存的其他社會文化事象，并且在各方面造出與它相配合的社會體制來，它的作用和影響就將視其包容性而相應增大。與外國官僚政治相比較，中國官僚政治其所以能顯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國官僚政治在較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并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會事象和體制。我們沒有充分篇幅詳細說明這一點，姑從以次幾方面予以論列：
　　首先，中國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組織，雖然是在專制—官僚的政體實現以后更加強化了，但在這以前，卻顯然存在著這樣一個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傳統。國與家是相通的，君權與父權是相互為用的。而在歐洲，特別是在早先的羅馬社會，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是早經相當確定了的。歐美歷史學者認定東方的專制統治不適于西方人的氣質，也許這是一部分理由，這就至少要使官僚政治在這一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受到限制。
　　其次，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關聯著的。人民對于法有所認識、有了習慣和素養，對于權利義務的相對關系有了一些明確概念，那對于任意蹂躪人權、任意剝削榨取人民的專制官僚政體，就將成為一個阻礙。“西方社會的特點是常常有為種種目的而存在的許多團體，有時經國家公開承認，有時則否，但是它們全體構成個人間的許多社會關系。就大小而說，這種種關系常常比近代國家內公民權直接包含的關系，在個人生活中，占有大得多的地位。”（克拉勃《現代國家概念》，王檢譯本，  英譯者序，第三一頁）因此，就在專制時代，國王對于被看為地方習慣法的私法，“實際上不過行使極少的立法權”（同上，第十三頁）。而在中國，一般的社會秩序，不是靠法來維持，而是靠宗法、靠綱常、靠下層對上層的絕對服從來維持；于是，“人治”與“禮治”便被宣揚來代替“法治”。這顯然是專制—官僚政治實行的結果，但同時卻又成為官僚政治得以擴大其作用和活動范圍的原因。
　　再次，我們得講到比較狹義上的諸文化事象。如學術、思想、教育等等方面。歐洲在專制官僚政治的歷史階段中曾經發生過兩大運動，其一是啟蒙運動，又其一是加爾文主義運動。這兩種運動，就它們反封建的立場說，雖然在某些方面是站在專制官僚統治方面，但它們在大體上，卻是主張自由，強調人權，反對專制主義，反對官僚政治的。換言之，即歐洲專制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教育并不像它們以前在所謂政教統治時代那樣與政治結合在一起。反之，在中國卻不同，中國文化中的這每一個因素，好像是專門為了專制官僚統治特制的一樣，在幾千年的專制時代中，仿佛與官僚政治達到了水乳交融的調和程度。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  （譚復生語），無非謂學術與政治的統一。“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龔定盦語）。學術、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變為政治工具。  政治的作用和滲透力就會達到政治本身活動所不能達到的一切領域了。
　　要之，中國的家族制度、社會風習與教育思想活動等等，在那種限度內雖為官僚政治施行的結果，但又是官僚政治的推動力。它們不但從外部給予官僚政治以有力的影響，甚且變為官僚制度內部的一種機能，一種配合物。

　　四
　　惟其中國專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動員了或利用了各種社會文化的因素以擴大其影響，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貫徹的作用，就逐漸把它自己造成一種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羅地網，使全體生息在這種政治局面下的官吏與人民、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覺地把這種政治形態看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態。在一般無知無識的人民固不必說，就是自認為窮則“寓治于教”，達則“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階層，也從來很少有人想超脫到這種政治形態以外去。他們好像從來沒有什么政治理想，如其說有，那也不是屬于未來的，而是屬于過去的。“克明竣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至“協和萬邦”的空洞詞句，被翻譯增飾為“修”、“齊”、“治”、“平”的大道理；唐虞三代的無中生有的“盛世”，變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大口實，而由“明君、賢臣、順民”結合成的政治理想圖案，始終在被宣揚著、漠然地憧憬著，但又似乎從未好好實現過。所以，我們現代很自負的歷史學家如錢穆一流人物，就說：“因為中國在先秦時候，孔子他們這一般圣賢，都已經將那些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后實在很難超越。問題并不在再講這些問題，而如何去做這些問題。漢唐人能夠依著先秦這個理想逐漸作去，實在是了不得。中國的理想本來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過他，這不能因此反罵中國人不長進……在那里，我可以大膽說一句，今后中國的政治社會，恐怕還依然會逃不掉漢唐的大規模，政治的一統，社會的平等，此下仍不能超過。這就是說，我們固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現在還未十分達到，將來還要這樣做去。”（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一文）我不想在這里批評這種高論，但我得指出：（一）這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思想的結晶；（二）這是中國官僚政治支配下的必然產物；（三）這說明中國士大夫輩對于專制的官僚的統治（注意：錢穆根本就不承認中國秦漢以后的政治是專制政治，以后還有講到的機會）中毒之深，所以“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很顯然，這樣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態，應當只有站在統治地位或幫忙統治階級的人才特別欣賞，而處在被統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該是如何想法呢？我們固有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由圣賢講得那樣“高深”，下民如何體會得到；講得那樣“崇高”，下民且無體會之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為實現那種政治理想的補充物。俄皇葉卡捷林娜是中國武則天一流人物，頗懂得孔子的那種教義，一次對莫斯科的總督說；“當我們的農民要教育的日子到來時，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斯溫：《世界文化史》，沈（金柬）之譯，下卷第四六——四七頁）中國士大夫階層過去也有不少的人能理解到這個道理，但他們總不大肯把這秘密揭露出來。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農民沒有受過教育，或者是受到統治者為他們編制的一套有利于統治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期待無非是沿著“賢人政治”，或西人所謂“圣賢統治”（Herrschaft der Besten——德國崇拜中國政治理想的學者萊布尼茨曾這樣稱謂）的線索，希望出現“真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爺”。而現實，往往總是給他們那種期望以無情的打擊，除了嚴刑峻法會教他們恭順外，還有綱常教化以及其他與“治道”攸關的各種社會制度、習慣，乃至命運哲學都可以緩和他們的反抗情緒。結果，“明君賢臣”的政治場面，固然要“順民”維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場面，尤須“順民”忍耐。中國自來就不許讓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權力觀念，所以他們對于任何自身基本權利被剝奪、被蹂躪的事實很少從法的角度去考慮其是非，至多只在倫理的范圍去分別善惡；事實上，即使是在倫理認識內，他們也并不能把善惡辨得明白，因為讀書有權利做官，做官有權利發財，做官發財都由命定這一類想法，是不許他們有徹底的道德評價的。
　　不僅如此，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同一社會事象的反復，會使我們的反應牢固地變成我們的第二天性。在專制官僚政治下，統治階級的優越感和一般貧苦大眾的低賤感，是分別由一系列社會條件予以支持和強化的。“布衣可以為卿相”，卿相亦可以變為布衣的事例，并不會把官吏與農民間的社會鴻溝填平。而“從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會事象視為當然，而不論它們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為稍有現代政治意識與人類同情心的人所不忍聞和不忍見。
　　懂得了這些道理，才會明白歐洲人的氣質，為什么像是不適宜于專制主義政治，而我們中國人的氣質，又為什么像是特別適宜于專制主義政治。
　　然而，對專制主義官僚主義中毒最深的，畢竟還是一般立在封建專制統治地位或為那種統治幫忙幫閑的官僚士大夫階層。因為成見一旦與利害關系結合起來，就會變得非常頑固和不易改變。當中國農民大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們不能再忍受橫暴壓迫而奮起自救的時候，士大夫階層往往總是利用機會幫助野心家向民眾提出許多諾言，收拾殘局，重整山河；盡管新的專制王朝出現，新的官僚系統登場，而舊的政治形態卻又復活了。
　　政治上的實利主義與歷史惰性，錮蔽了他們，使他們不能相信任固有的社會政治形態以外，還有什么理想。

　　五
　　可是，中國官僚政治所表現的上述諸般特殊性格，并不能從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得到說明。長期的專制官僚統治無疑大有助于那種政治支配者，使他們有時間有機會把社會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動員起來；把一切“有礙治化”的因素設法逐漸排除出去。“道一風同”的局面一經造成，治化上顯出的貫徹作用也就既深且大了。反過來講，這些又是官僚統治得以長久維持的原因。
　　一切因果循環論是會失之表象的，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究到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

王亞楠 2013-08-20 13:4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