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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 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72X(2007)01-0106-05
　　狐故事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經久不歇的傳統題材，早在魏晉時期志怪小說《搜神記》里就記載有不少的狐故事，后代有代表性的如唐小說集《廣異記》、唐傳奇名作《任氏傳》、清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清文言小說《聊齋志異》等作品中，都不乏各具風格、面貌迥異的狐形象。從形象類型來看，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狐經歷了動物性狐→神性狐→妖性狐→人性化狐的轉變過程。比較具有典型性的有三個階段：魏晉志怪小說時期，即妖性狐(狐怪)時期；志怪傳奇兼而有之的唐小說時期，是妖性狐向人性狐過渡時期；唐以后基本進入人性化狐時期。這其中以唐小說中的狐故事最具代表性，這一階段的狐形象經歷了由“狐怪”到“狐精”的發展過程。不同時期狐形象的轉變一方面映射出特定時期民間信仰的特點以及時代思潮的變遷，同時也反映了古典小說創作觀的變化。
　　一、《廣異記》之前——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轉變時期
　　唐小說經歷了從志怪到傳奇的發展過程，初盛唐時期仍是志怪小說的天下，上承魏晉時期風格的妖性狐(狐怪)故事自是少不了的題材。不過，這一時期小說中的狐故事開始表現出一些不同于魏晉時期的特點：
　　唐小說中最早出現的狐是初唐時期王度《古鏡記》中的一只“妖狐”，在神奇古鏡的逼照下現出了原形后哀哀而歌：“(狐)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貍而死。”[1] 3
　　這個“老貍”和魏晉小說中的“狐怪”相去不遠，故事本身也帶著濃厚六朝色彩。不過，此篇中的“狐怪”在臨死之前頗有不卑不亢之風度，正是這樣的謙謙風度使其形象平添了幾分可愛。盛唐時期的小說中“狐怪”故事并不多見，《廣古今五行記》中有《鄴城人》、《紇干狐尾》兩則故事涉及到狐，不過這兩篇故事都是講述人為了偷盜錢財或其他目的假扮作狐，并非真正的狐故事。
　　中唐是唐小說的鼎盛時期，狐故事的集中展現也在此時期。《廣異記》之前的中唐小說里，較多涉及狐故事的是牛肅所作的小說集《紀聞》。從《紀聞》中已經看出唐人和唐小說作者對狐的態度有所轉變，狐的妖性成分少了，人性的成分漸漸多起來。《紀聞》中共有7篇狐故事小說，分別是《王賈》、《葉法善》、《鄭宏之》、《田氏子》、《靳守貞》、《沈東美》、《袁嘉祚》。在這些故事中，唐人和狐之間由對立慢慢變成了寬容和接受：《鄭宏之》篇中一千歲老狐被人識破后說：“殺予不祥，舍我何害？”[1] 263《袁嘉祚》中的狐亦云：“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我能益于人。”[1] 2949在樸素的唯物論基礎上，《紀聞》中甚至出現了反映不信狐和怪由人心起的文章。如《田氏子》這篇文章，它以幽默的口吻講了兩個叢林相遇的人互將對方認為是“狐怪”并相互毆打這樣一個笑話。在這里，作者對狐的觀念有了新的突變：狐從妖的世界又走回到原初的動物狐世界了，盡管此類回歸動物性狐的故事在中唐小說中并不多見。
　　唐小說《廣異記》之前，狐形象經歷了由“狐怪”(妖性狐)向“狐精”(人性化狐)的轉變過程，這種轉變和唐代民間信仰的變化有著密切關系。先秦三代至兩漢時期的民間信仰以上帝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為主要內容，隨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逐步前進，中國的民間信仰也沿著實用性和功利性的方向向前發展。到了物質生活水平發展程度較高的唐代，中國民間信仰的虛妄性進一步減弱，現實生活的成分逐漸增強，對上帝祖先、風雨雷電的信仰崇拜不象先秦時期是出于懼怕的敬畏，更過的是出于生產生活的需要。從唐代的雨神(專司風雨)、灶神(專司炊事)、祿神(專司功名利祿)作為民間神中的首寵就可以看出這一功利化明顯傾向。“萬物有靈”的信仰觀到了自信康健的唐人那里，不過是多了可以賞玩、戲謔的靈物(如龍、龜、魚、犬、馬等)為伍為友而已。因此，在唐小說中，狐不再是魏晉六朝時期那種詭異妖惑、與人對立的怪物，而成了讓人事敬、與人共存的靈物。唐代張鷟在《朝野僉載》中說：“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2] 狐信仰由魏晉時期民眾對狐的“懼”發展到唐人對狐的“敬”，由魏晉時期的人狐對立走向唐代的人狐共容，這同唐朝昌盛的國力、寬容的文化精神緊密相連，也是中國民間信仰多神崇拜的必然結果，更是同中國民間信仰向重功利方向發展這一趨向不無關系。
　　唐代民間信仰的功利主義傾向發展到一定程度，對民眾生產生活無多少實用價值的狐便從民間信仰的神圣殿堂漸漸消退，而對狐性靈異、詭魅等特質的想象和把握卻被唐小說家轉化到了文學世界，成為唐代直至后世頗有代表性的文學形象。這一轉變過程，也正是以實錄筆法為特征的古小說向“作意好奇”的唐小說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確切地說，直到中唐小說集《廣異記》，作為民間信仰的符號卻更具文學意義的人性化狐形象才大量出現。
　　二、《廣異記》——作為民間信仰符號和人性化狐形象的“狐精”
　　《廣異記》二十卷，中唐時期志怪小說集，作者戴孚，譙郡人，生平史書記載不詳。《廣異記》一書中記載了大量的狐故事。對此，侯忠義的《隋唐小說史》中有評價：“狐精形象成為妖怪類故事的主角，而且豐富多彩，富于人情味，這是本書的貢獻”。[3] 戴氏的這一獨特貢獻，對我們研究狐故事在唐代的嬗變有著重要的意義。
　　《廣異記》中有40多則狐故事：具六朝遺風、純粹談奇尚怪的“狐怪”(妖性狐)故事仍有，篇目明顯減少，只有《代州民》、《劉甲》、《嚴諫》幾篇而已；具人性化特點的“狐精”形象開始頻繁出現——從《廣異記》開始，我們用“狐精”這一稱呼來指稱人性化的狐。“狐怪”是與人類對立、令人懼怕的，而《廣異記》中精靈古怪、頗通人情的“狐精”們卻可以與人為友、令人喜愛：
　　(一)聰慧美麗的“狐精”
　　《廣異記》中的雌狐多聰慧美麗，可愛可親；雄狐多偉岸瀟灑，頗具男子漢的風度。《李黁》中的鄭四娘(雌狐)“性婉約，多媚黠風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1] 511《長孫無忌》中的雄狐是個“身長八尺余”的偉岸男子。這些描寫與其說在寫“狐精”，不如說是在寫人間俊男美女。
　　(二)天真可愛的“狐精”
　　唐文化的明朗大度同樣表現在狐精形象的塑造上，《廣異記》中的“狐精”和前代“狐怪”的不同還來自于它們的可愛天真。《李氏》篇中一大狐來魅人間女子，大狐的小弟幫助被擾的女子家驅逐自己的兄長，連施兩種法術后果然靈驗，最后小狐來到被擾人家曰：“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復來矣。”[1] 500在狐弟弟的幫助下，這個人家果然脫離了狐哥哥的侵擾。讀到這里，讀者不僅喜歡上這個活潑可愛、好助人為樂的狐弟弟，連同它那個蠱魅人間女子的狐哥哥甚至也一并原諒了。
　　(三)知書達理的“狐精”
　　唐前“狐怪”故事中的狐是對立于人類的妖異之物，到了唐代，“狐精”已逐漸有了人類的性情。如果說狐表現出的天真可愛還留有唐人對狐的動物性的認識，把狐塑造成知書達理的風范就是對“狐精”人性化的進一步努力了。《王璿》篇塑造了一位頗有人性魅力的女狐：“風姿端麗，雖童優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抵對皆有理。由是人皆樂見之。”[1] 3022這樣知書達理的“狐精”讓人是想恨也恨不起來的。《李元恭》篇中有個自稱胡郎的男狐魅惑唐吏部侍郎李元恭之女：元恭子博學多智，嘗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多質疑于狐，頗狎樂。謂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學……婦人何不學音聲？[1] 497這樣一個熱愛并精通文學和音樂的狐精形象，想來也只有出現在上進好學、健康自信的唐人筆下了。
　　(四)至情至性的“狐精”
　　《廣異記》里的“狐精”最具魅力處還是她們的至情至性，無論是雄狐惑人間女子還是雌狐魅人間男子，他們的相同特質是多情多愛，無怨無悔。很顯然，這樣多情的只能是人，在“情”這一點上，“狐精”才真正走向人性化。《李黁》中“狐精”鄭四娘與士子李黁相悅而奔，后李因官差攜狐精回其故地，“狐精”鄭四娘狐性復萌鉆回了自己的洞穴。后李黁的再娶常戲稱李黁是“野狐婿”。某夜，李黁和后娶夫人“歸房狎戲，復言其事”時：鄭四娘至堂前，因謂李：“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1] 512“狐精”鄭四娘一來表白了對自我尊嚴的維護，再就是表現了如人間母親一樣的拳拳愛子之心，這樣頗富人性化的描寫是叫人感動的；《韋明府》中一雄狐魅惑韋明府之女，為滿足韋家迎娶的條件甚至不惜偷用天府中錢物，該狐因此遭天庭鞭打并終不可再至人間，這里的雄狐算得上是個為情拼上身家性命的情種；《李元恭》中的雄狐來人間魅惑李元恭的外孫女，后來同樣是因為用情之深，輕信李元恭的謊言將其引至自家巢穴，終于遭來滅門之災。雖然后世將“狐貍精”這一稱號專“賜”女性，《廣異記》里卻有為數不少的男“狐貍精”，像上面提到的《李元恭》、《韋明府》，其他如《長孫無忌》、《楊伯成》、《李氏》、《楊氏女》等篇。無論是雌狐魅人間男性還是雄狐愛世間女子，小說的主題是在關注“情”，小說作者實際上用是用人性化的狐故事表現唐人多情的一面。
　　如此聰慧可愛、至情至性的“狐精”，和它們遭遇的唐人不可能象魏晉南北朝時對“狐怪”的動輒殺戮，而是也動了真情。唐人和狐從對立慢慢變成了唐人對狐的好奇、喜愛，其間還不乏戲謔。《韋明府》中的韋明府家中來了“狐精”，韋氏驚愕，知是妖媚，然猶以禮遣之。”[1] P500《鄭氏子》中的鄭氏子迷上雌“狐精”后拒絕僧尼來驅逐狐妖；最有意思的是《劉眾愛》篇，劉眾愛費一番功夫從老狐口中得到媚珠一枚后，從此“大為其夫所賞”[1] 509看來，在唐人眼中，女人獨有的“嫵媚”和“狐精”還不無關系呢。
　　《廣異記》中塑造的這樣一批天真可愛、敢愛敢恨的人性化“狐精”形象，一方面源于作為民間信仰的狐崇拜心理積淀，更重要的原因來自唐小說家們在創作觀念上的革新。六朝小說創作緊承史傳傳統，難脫實錄之窠臼。到了唐代，小說家們開始嘗試自由地運用想象、虛構來進行小說創作。“狐精”文學形象的塑造就是唐小說新興創作觀的體現。在以虛構想象為特征、以反映社會人生為目的的文學創作觀的啟示下，唐小說中的“狐精”形象中民間信仰的成分降至最低點，而以刻畫人性、反映社會的人性化狐故事漸趨豐富，到了中唐傳奇小說《任氏傳》中狐女任氏的出現，唐代人性化狐故事發展至一個高峰。
　　三、《任氏傳》——唐小說中人性化狐故事的高峰
　　“狐精”故事廣泛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民間，除《廣異記》之外，唐中期小說集《宣室志》、《酉陽雜俎》、《集異記》等書中也有不少“狐精”故事，其中最具典型性的“狐精”故事當數中唐沈既濟的《任氏傳》。《任氏傳》是唐代“狐精”故事發展至最高層次時的產物。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說到：“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4] 用這段話來論狐故事的嬗變也恰如其分。《廣異記》中的確塑造了一大群各具風貌、性格突出的人性化“狐精”，不過，這些“狐精”基本上不是作者作意刻畫的主要人物，確切言之，這些小說中的“狐精”們只是構成故事的關鍵人物，作者的關注重點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故事的始終。從小說筆法看，《廣異記》是有了“傳奇”的態度卻難逃脫“志怪”的老套。直到《任氏傳》的出現，“狐精”才作為小說中最主要也最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站立起來：與其說《任氏傳》是狐故事，不如說是關于人的故事；與其說任氏是精靈古怪的“狐精”，不如說是獨具人格魅力的女性文學形象。
　　其一，《任氏傳》借寫精怪來寫人。《廣異記》中的“狐精”是可愛可親的狐中之精靈，還有著民間信仰的神秘特色。《任氏傳》中的“狐精”任氏實際上是人，是唐代當時現實生活中女性的一個影像。小說也展現了狐女任氏的神異本領，但這不過是作者借用了民間信仰對象狐的一點材料，其真實用途是為了表現狐女任氏作為一個社會女性在思想情感上的豐富性。舉兩處例子，一是任氏和鄭六最初在街上初遇時，鄭六“將挑而未敢”！此時的任氏是“時時盼睞，益有所受”，正因為任氏勇敢的示愛使得鄭六跟隨其后。第二次相見時，她害怕鄭六因為已知曉自己是“狐精”而心生討厭，于是側身于人群中回避，用扇子遮臉。當聽到鄭六告訴她仍深愛她的時候，“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并大膽地表白：“若公未見惡，愿終己以奉巾櫛。”“狐精”任氏在和鄭六的戀愛中性格豐富并時有轉折，完全一幅人間戀愛中的女人的模樣。另外一處是鄭六好友欲對其加以非禮的時候，有著神異本領的任氏本來可以用妖法神力來制服鄭六的好友，但作者并沒有這樣處理：任氏長嘆息曰：“鄭六之可哀也！”？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逾某之比者眾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1] 538這番話里有智慧，有深情，有著平常女子都難有的識見和力量。任氏這樣一個集美麗多情、對愛情堅貞不渝等理想性格為一身的完美女性，她有著狐的靈氣，更有著為作者所嘆賞的優美品質，這當然是文學家筆下獨具一格的文學形象，她與魏晉以來直至初盛唐時期民間信仰下的“狐怪”形象已是天壤之別。
　　其二，在藝術表現上。《任氏傳》不再是六朝志怪小說中的狐故事那樣粗陳梗概的實錄，也超越了之前如《廣異記》那般對“狐精”一派天真好奇的故事性記述。《任氏傳》的情節曲折豐富，細節描寫細膩真實，篇幅也大大超出之前的狐故事小說。如通過鄭六好友的仆人眼睛所見來刻畫任氏的美艷姿容：
　　(仆)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恰。韋迎問之：“有乎？”曰：“有。”又問：“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韋姻族廣茂，且夙從逸，多識美麗。乃問：“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韋之內妹，秾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韋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韋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1] 537
　　小說在這里成功地運用了對人物形象的側面描寫，由此將“狐精”任氏的美烘托渲染到極致，這已是典型的“傳奇”筆法。
　　把狐作為精怪來寫還是把狐作為人來寫是志怪小說和傳奇小說的一大分水嶺。唐小說一方面是志怪體上承魏晉余緒而漸行發展，一方面又經歷了由志怪體逐步向傳奇轉變并最終導致中唐時期傳奇體大盛的過程。唐小說塑造的狐形象的變化情況恰好說明了唐小說的這一轉變過程。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106～11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韓瑜20072007
小說/狐故事/民間信仰
　　novel/fox story/folk belief
Fox Story in Novels of Tang Dynasty　　HAN Yu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Fox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rgets of Chinese folk belief and fox story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subjects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 stages, the image of fox in classical novels experiences great change from animality, deity, evil nature to humanity. With novels in Tang Dynasty as the example, the fox in them changed from evil nature to humanity. On the one hand, the change in fox story styles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reflects a change in Chinese folk belief from targets to contents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 periods;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creative ideas of classical novels from faithful record to imagination.
狐是中國民間信仰的重要對象之一，狐故事也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經典題材之一。以唐小說為代表，狐形象經由了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轉變。唐小說中狐故事類型的嬗變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民間信仰從對象到內容的轉變，一方面反映了古典小說創作觀念由“實錄”到“虛構”的逐步進化。
作者：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106～110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韓瑜20072007
小說/狐故事/民間信仰
　　novel/fox story/folk belief

網載 2013-09-10 20: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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