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政治運動  。發生于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計為戊戌年，故名。又稱戊戌維新。


公車上書和維新運動的高漲 中日甲午戰爭后，中國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一部分資產階級和進步的知識分子，提出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社會思潮  。1895年4月（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北京，群情激憤。
  時康有為適在北京參加會試，即聯合各省應試舉人，討論上書請愿。會后由康有為起草萬言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和變法圖強3項建議，并詳論富國、養民、教民等變法圖強的具體措施。萬言書征集到1300余名舉人的簽名，呈遞都察院。都察院拒絕代呈，但“萬言書”已廣為流傳。此即所謂公車上書，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很大。康有為又連續上書光緒帝，反復陳述變法主張。光緒帝閱后頗為贊許。
  康有為的變法活動引起帝黨的注意。光緒帝師傅翁同 曾親往會晤，商討變法。帝黨企圖利用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力量，通過變法從后黨手中奪取實權，富國強兵；資產階級維新派則希圖依靠帝黨的支持實現其參政目的。于是兩種政治勢力聯合起來，推動變法運動。
  7月，翁同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令人草擬新政詔書，準備呈請光緒帝陸續頒行，卻又担心觸怒慈禧太后，遂決意請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親王奕D面陳皇帝。奕D斷然拒絕。
  從1895年夏至1898年春維新派為了團結力量  、制造輿論，積極組織學會，創辦報刊，開辦學堂。1895年8月，康有為在京創辦維新派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宣傳西學，鼓吹變法。11月中旬，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了維新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強學會，團結和影響了不少愛國官吏和知識分子。同月，康有為又赴上海創立強學分會，出版《強學報》。維新派的活動遭到封建頑固勢力的反對  
  御史楊崇伊于1896年1月奏劾強學會，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遂遭封禁。但維新風氣漸開，已難遏抑。8月，維新人士汪康年、黃遵憲在上海創辦以變法圖強為宗旨的《時務報》，邀請梁啟超任主筆。1897年10月，嚴復、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
  兩報抨擊封建專制統治、傳播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社會學說，成為維新派鼓吹變法的南北兩喉舌。1897～1898年，維新人士譚嗣同、黃遵憲、唐才常、梁啟超等匯集湖南長沙，開展維新運動。由于維新派的努力和巡撫陳寶箴的支持，湖南維新運動蓬勃發展，為全國之冠 。
  維新派與守舊派的爭論 維新派的變法輿論宣傳活動，引起封建頑固派的憎恨與恐慌。他們攻擊維新派破壞祖宗成法，離經叛道。面對頑固守舊派的攻擊，維新派從要不要變法、要不要實行君主立憲和要不要改變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駁斥。
  維新派以進化論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以資產階級民權思想批判了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制度，以資產階級教育觀點批判了禁錮人心的科舉制。經過爭論，變法維新思想廣泛傳播，從而形成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百日維新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強租旅大，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日深。康有為趕赴北京，向光緒帝上書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險局勢，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擇；并建議將國事付國會議行，頒行憲法。
  此書刊載于報，頗為一些士大夫稱贊。光緒帝本擬召見，但受到恭親王奕D阻撓，改為王、大臣傳詢。1898年1月24日，翁同、榮祿、李鴻章、張蔭桓等會晤康有為，詢問變法事宜，光緒帝命康有為條陳所見，進呈所著書籍。康有為遂于29日上《應詔統籌全局折》，請開制度局以定新法，實行地方自治。總理衙門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將折中建議逐條駁回。4月，變法空氣日濃。康有為乘時鼓動帝黨官員上書，敦促變法。
  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變法從此正式開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商討變法具體步驟和措施。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了幾十道新政詔令。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
  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淫祠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準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游歷。
  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準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閑散機構，裁汰冗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這些抵制和反對措施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傳播，受到維新派和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的熱烈歡。
  變法運動危及了封建守舊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抵制和反對。在各省，除湖南巡撫陳寶箴外，其他督撫都未能推行新政。在中央，皇親貴戚、中樞要員，或公開反對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撓。
  在《明定國是詔》頒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緒帝發出三道諭旨：罷黜翁同；新授二品以上大員須到太后前謝恩；任命榮祿署直隸（今河北）總督，兼領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軍）三軍。
  目的是孤立光緒帝，打擊維新派，將精銳的北洋諸軍牢牢掌握在后黨手中。繼而又完全控制了京城防衛。此后宣布太后與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閱兵，即有屆時廢光緒帝的傳聞。
  針對后黨的各種反變法措施，帝黨亦有抵抗。光緒帝一面引進新人，一面打擊阻撓新政的守舊官員。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賞六品卿銜，專辦譯書局事務。8月10日諭獎湖南巡撫陳寶箴。9月4日，將阻撓變法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革職。
  5日，賞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品卿銜，代皇帝批閱奏章，草擬諭旨，官輕而權重。11日，徐致靖根據康有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凱折》，暗示光緒帝應加意籠絡袁世凱，以加強帝黨的軍事力量，防備不測。次日，有旨令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
  但是，在慈禧太后挾制下的光緒帝不得不時時注意向后黨讓步，并任用若干后黨官僚試行新政。他還命人將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閱示，并先后12次親往頤和園向太后匯報和請示變法事項。從9月初罷黜禮部六堂官起，帝后黨爭趨于白熱化
  懷塔布、楊崇伊等陸續到天津謁見榮祿，密商廢主之事。袁世凱啟程赴京后，榮祿即將聶士成部移駐天津陳家溝，董福祥部移駐北京長辛店。政變有一觸即發之勢。
  9月13日，光緒帝決定開懋勤殿，以便選拔維新人士担任新政顧問。次日，光緒帝就此請示慈禧太后，遭到嚴斥。他預感帝位難保，于次日賜楊銳密詔，命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人妥速籌議良策。兩天后，又發出明諭和密詔（令林旭帶出），令康有為速赴上海督辦《時務報》。
  9月18日，康有為、譚嗣同等見到兩道密詔，急商對策，以袁世凱曾入強學會，表示傾向維新，決定由譚嗣同連夜去京郊法華寺對其游說。譚嗣同要求袁世凱在天津閱兵時保護光緒帝，誅殺后黨。袁世凱佯作答允，迅即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
  在譚嗣同游說袁世凱的同一天，楊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誣指康有為是孫中山大同學會同黨，于京師煽動人心，且出入內廷；攻擊光緒帝變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黨羽；造作謠言，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來京，將專政柄；最后吁請太后即日訓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匆忙趕回皇宮 。
  9月21日，發布詔書 ，宣布臨朝訓政。并下令拿辦康有為及其弟康廣仁，幽囚光緒帝于南海瀛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變法失敗。28日，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楊銳六位維新志士慘遭殺害，時稱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被廢除。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